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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宗教改革运动领袖们的摇篮。这些来自城市的新教僧侣,对宗教改革运
动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在第二代的新教僧侣中,新教僧侣已经职业化。路德提倡 “人人皆僧
侣”,提倡教会由世俗权威来统辖,否认教会具有神性,提倡僧侣婚姻,这
就抹平了僧俗两界不可逾越的界线。僧侣成为一种职业以后,就不再是高于
其他人和其他职业的人,这样,僧侣的等级特征也进一步消失。根据历史学
家伯那特·弗格勒的研究:16世纪的斯特拉斯堡的第二代新教僧侣,主要是
牧师和手工工匠的儿子,贵族和商人被推出了竞争教职的行列。一项更具体
的调查表明,在16世纪符腾堡的2700个牧师之中,513人(19%)的家庭出
身可以确定。这513人中有324人(63%)是牧师的儿子,51人(10%)是手
①
工工匠的儿子 。
① 参见马丁·布莱希特《十六世纪符腾堡公爵领地新教源流考》,载《教会史杂志》(MartinBrecht ,″
HerkunffundAusbildungderprotestantischenGeistlichen desHerzogtumsWarttebergiml6。Jh,″
zs。f。kirchengeschichte)总80 期,1969 年,第172—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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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宗教改革运动对于僧侣的结构触动不大。在提倡新教改革最为
明显的萨克森公爵领地,农村的乡村牧师之中很少人信奉路德新教,大多数
人依然信奉天主教。农民对于宗教改革的态度也不积极,要么仍然相信天主
教,要么对宗教改革持冷淡态度。其原因可能是萨克森的宗教改革是一场“诸
侯的宗教改革”,只有给诸侯带来利益,没有给人民带来利益。诸侯为了报
答新教改革家,曾希望改善乡村牧师的经济地位,但是这些牧师对于路德学
说似懂非懂,十分模糊。事实上,农村是在抑制路德学说的传播。这些史实
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农民会有自己的“宗教改革”,为什么路德说农民
“误解”了他的宗教改革理论,以及为什么路德运动会同人民革命分道扬
镳。问题的关键所在依然是:人们不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他们所承认的现
实,只是一种阶级标准:人民和贵族是两个对立的阶级。
2。天主教内部改革运动的失败
(1)公会议改革运动的失败
罗马教会的危机突出表现在教会的分裂和教皇统治地位的摇摇欲堕。这
样在教会内部产生出公会议运动。公会议是教会法学家巴黎的康拉德和德国
的亨利希提出的。其目的是结束分裂,改革教会。他们提出由世俗君主如法
王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出面来召开宗教会议,以解决教会问题。这种呼吁
得到大学、地方教会甚至枢机主教的支持,并被认为是解决教会分裂问题的
一帖良药。
在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失败以后,教廷开始屈服于法国势力之下。教皇的
职位常由法国人担任,许多主教也由法国人担任。教会政府也从罗马迁到法
国的阿维农城。法籍教皇统治了好多年(1309—1377年),这段时期被天主
教教会称为“巴比伦的流亡”,或“阿维农之囚”。这个事件继续削弱了罗
马教廷,开创了国际人士担任教皇的先风。“巴比伦的流亡”过去以后,教
会又出现一次严重的大分裂,出现了两个教皇、两个主教团并存的局面。
1409年教会在比萨召开会议,这是以当时存在着的两位教皇的两个主教
团的名义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枢机主教、主教、各大修会会长、各大隐修
院院长、神学博士、教会法博士,以及世俗君主代表。这个会议最后宣布罢
免两位教皇,选出米兰大主教皮特罗斯·菲拉尔伊为新的教皇,即亚历山大
五世。比萨会议因此有两个特点:一是由枢机主教团召开,而不是由世俗君
主召开,二是从此以后,宗教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它可以选举和罢免教皇。
1414年11月,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吉斯孟德召开康斯坦斯会议,出
席人数最多。皇帝支持的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西班牙、苏格兰、葡萄牙则
支持本尼狄克教皇。这次大会的特点是,世俗代表无投票权,每个国家只有
一票,意大利仅一票,英、法、德、全体枢机主教为一票,教皇约翰失败离
席。这次会议还宣布:“本会议代表在世征战天主教会,权力直接来自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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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凡会议决议,无论关于信仰问题,关于终止分裂问题,以及关于教区
大小事务的改革问题,无论何人,不问职位尊卑高下,即令尊至于教皇,均
①
当一体服从。”最后,会议罢免了两位教皇。1417年,新选马丁五世为教
皇。会议还着手解决道德问题和行政改革,英国取得相当的自治权。从以上
两个例子可见:公会议制度使教廷变教皇的绝对专制为一种君主立宪制,规
定每隔一段时间就定期召开宗教会议。
公会议运动最后却失败了,原因是公会议无法解决教会的世俗化结构问
题。公会议后来又进行过多次,如:1423年的帕维亚会议,因瘟疫关系,出
席代表少;1433年的巴塞尔会议,不再以国家分组而以问题分组,主要讨论
宗教问题。以后又规定:每十年举行一次公会议,枢机主教的人数为24人,
任何一国代表不得超过1/3。会议取消新任主教第一年收入归教廷所有的做
法和一些捐税,这却在教会上下引起了对公会议的仇恨。尤金教皇利用人们
对公会议的仇恨,利用土耳其侵占君士坦丁堡事件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
响,重新要求重振教皇的权威。这样,公会议的运动就不了了之,教皇的独
裁统治重新抬头。
(2)基督教信仰危机
如果说教会的状况导致了路德神学的成熟,那么俗人们的宗教热情就为
路德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世俗的宗教热情往往有两种情况,一是有的人仍
然承认教会在灵魂得救中的作用,他们需要一种真正的纯洁的教会,来担当
传播上帝的福音的任务。这些人在修道院的制度中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例如
圣·弗兰西斯的贫穷教会的理想在“共同生活兄弟会”中就得到了体现。这
个组织,虽然仍然是天主教,却代表了民间要求真正的纯洁的教会的理想。
另一种情况是在教会体系之外寻找灵魂得救的途径,大批民间的传教士在街
头巷尾布道,他们成为新神学的传播者。城市、行会和乡村都有各种热心的
民间传教士在传播福音和“真正的上帝之言”,使民间的宗教信仰活动出现
了高潮。这成为人民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发展的摇篮。
这些世俗的关于灵魂得救的解释,导致人们对教会的否定。人们看不惯
教士拥有财产,俗人和僧侣为世俗事务常常产生冲突。一旦僧侣成为世俗领
主,并且本身还是大的土地所有者,世俗事务上的冲突就不能避免了。
宗教改革家们提倡的“纯粹的上帝之言”,鼓舞了平民百姓。福音不仅
指明了灵魂得救的新途径,还指出了一种新的尘世道德生活。老百姓认为,
这可以为他们的怨情陈述书提供神学上的依据。怨情陈述书提出的问题是新
的,往往无法用旧有的传统和古之法中的规则来解释。所以,平民百姓反对
僧侣的运动与传扬上帝福音的运动渐渐结合,从而转变成反对僧俗贵族和封
建统治者的运动。
从神学角度看,灵魂得救是基督教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中世纪的教
①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 《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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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此的解释是圣·奥古斯丁的非原罪论。奥古斯丁宣扬:在亚当离开伊甸
园之前,人是没有原罪的,推而论之,在人类始祖尚未犯罪以前,人不带有
原罪。亚当所具有这种不犯罪的能力是神赋予他的。他的沉沦导致人类此种
能力的丧失。耶稣基督降临后,他告诉人们一个新消息:人可以参加教会,
通过宗教的圣仪来洗净原罪。所以,宗教的教仪为此而设,它传播上帝的仁
慈,恢复人在犯罪以前的纯洁地位和能力,再次皈依上帝。这种理论的基本
点,是强调通过人的努力和行善,可获得不犯罪的能力。参加教会履行教仪
就是根本性的行善,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和恢复亚当的不犯罪能力,使人可以
象沉沦前的的亚当一样,自由进入天堂,从而使人的灵魂真正得救。
根据这一学说,宗教的圣仪在中世纪遂成为基督徒灵魂得救的根本途
径。圣仪又是如何运行的?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解释,由于宗教仪式直接
来自于上帝,所以通过圣仪就能接受上帝的仁慈。
经院哲学家约翰·邓斯·司各脱和奥坎姆的威廉反对这种说法。司各脱
虽然承认宗教仪式的作用,却更强调上帝的意志的作用。奥坎姆的威廉走得
更远,他认为仪式只在神的旨意下才起作用。所以,灵魂得救主要依靠的是
信仰而不是仪式。每个人都不能确切知道他的灵魂是否能够得救,因为人无
法明了上帝的安排。只有依靠对上帝的信仰,相信上帝会拯救他,才是唯一
可行的道路。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强调的灵魂得救方式,照奥坎姆看来,是经
不起理性的和逻辑的推理的。依靠信仰灵魂得救的学说后来在路德那里发展
成为宗教改革的理论体系。
强调宗教仪式在灵魂得救中的作用,也就是强调教会的作用。因为人会
重复性地犯罪,所以赎罪也必须重复。仪式在一生中举行许多次,表明它们
虽然具有改善人们道德的作用,却不能是一次性的或一劳永逸的。仪式对灵
魂得救是否真的有效,要在人死以后才能回答。但仪式的实行,需要教会神
职人员的参与,这样,教会成为上帝向人类传播仁慈的中介,因此成为灵魂
得救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种体系要求教会首先必须是纯洁的,具有神性的。为了达到这种教会
神化,教会曾经竭力推行禁欲主义和修道院生活方式。然而,14—15世纪间,
由于整个教会的世俗化,罗马教会本身已经不再符合基督教道德传统。如果
教会本身是不纯洁的,人们怎么能够相信它可以承担让别人灵魂得救的任
务?教士传教能力下降、蓄妾、收取财物等腐败行为,特别是教会出卖赎罪
券,激发了人们反对教会的情绪。上帝对人类的慈悲,如果成为教会装满自
己钱袋的借口,不仅是对人们的欺骗,也是对上帝的亵渎。人们感到让不纯
洁的教会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