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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任何特殊军事行动成功的可能性，都取决于世界性的高层行动的成功。我打算称此为“外部动作”。其重要性往往被忽视，人们不理解斗争的焦点不在战争发生的地区之内而是在其外。我们遭受过许多严重失败，其根源就在于这种严重的误会。
“外部动作”的概念
“外部动作”的主要特点是确保自己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同时用各种威慑性牵制手段，使敌人瘫痪。就象“小人国”里的人弄得旅行家格列佛动弹不得一样。因为一切军事行动的设计，都以威慑为目的，所以行动当然以心理的为主，不过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的指挥也都应全面配合，以实现同一目标。
为了发挥这种威慑的效力，使用的手段从最文雅巧妙的，到最粗暴残忍的，各不相同：有时应根据国内法及国际法提出合法的要求；有时应强调道义和人道的原则，试图使敌人怀疑自己的主张的正当性，从而感到理屈。利用这些方法，可以激起敌方一部分内部舆论反对其当局，同时能发动一部分国际舆论来支持我们。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的道义上的联合，有可能以那些比较纯朴的同情者自己的见解为基础展开辩论，把他们完全争取过来。例如，在联合国组织或其他国际性的集会中，就要造成有利于我的舆论气氛，主要是为了威胁敌人，使他不敢轻举妄动。此外，可采取虚张声势的或实实在在的间接介入行动，例如供给军火、专家和志愿人员等。必要时，还可以用政治和经济的报复作威胁，直至以直接行动相威胁，其行动甚至有可能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方法是不胜枚举的，读者可以从最近的历史中找出许多著名的例证。
但是，这一类手段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军事威慑力量（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威慑）应能形成充分的、全面的威胁，足以阻止敌人作大规模的反应。第二，一切行动的构想都必须与一条明确的政策路线相协调，这条政策路线的表达应形成合乎逻辑的论点。举例来说，美国是具有自由传统的，当他们插手古巴，在猪湾采取行动时，即使是间接介入，但从心理方面说，他们做得是不恰当的。在直接战略方面，这没有太大关系，尤其是当那个行动已经成功时，更是如此 ＇ 作者注：已被1962年的古巴事件所证实。 ＇ 。但在间接战略方面，这个错误不得不使他们付出很高的代价。
法国虽然放弃它的黑色非洲殖民地，并自动撤出了摩洛哥和突尼斯，但对于阿尔及利亚还是紧抓不放，这是不恰当的。所以，政策路线的选择对于整个行动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让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正象在军事行动中，我们应攻占某一阵地，而不让敌人攻占它一样，在心理领域中也有可能占领某些抽象的阵地，并同样应阻止敌人攻占它们，举例来说，苏联已经成功地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承认，铁幕在从西到东的方向上是一个严密得不透水的政治壁垒，但在从东到西的方向上它并不构成任何障碍。他们大肆宣扬和平，主张销毁原子武器，而自己却继续发展这种武器；他们反对殖民主义，而自己却统治着现今仅存的殖民帝国。这些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都属于心理战术的内容，此处不拟讨论。不过，这种“征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另一方完全接受的原则为基础。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些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所占领的思想阵地，将会被西方“攻克”；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西方在其间接战略中，已经认识到了思考和计算的价值，而不只是尝试应用法律或道德的原则，那是他们的敌人经常对他们使用的。
在选择所追随的政治路线时，当然必须考虑当时的心理倾向（例如对于和平的热望，反殖民主义，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决心，等等）；另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敌人的弱点。以及敌人所企图利用的任何同盟国的弱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结果是冲突将间接进行，或由代理人进行。装模作样的做法并不能欺骗任何人，但在心理上却仍具有其重要性。此外，对敌方的可能反应，当然必须加以预测，并应准备有效的对策。事实上，这种“政治路线”是心理领域中真正作战计划的总概括，所以它必须事先加以拟定，其精确程度应和军事战略领域内的作战计划相同。
“内部动作”的概念
在确保了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拟制出在希望达到一定结果的地理区域内的动作方案。我打算称此为“内部动作”。
这个问题的主要成分是三个可变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和时间。如果可以动用的物质力量远比敌人优越，则精神压力也就变得不大需要，而军事行动就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能动用的物质力量相当微弱，则精神压力就必须非常的强大，而军事行动势必是长期性的。所以两种不同的战略形式，各居于天平的一端。
就第一种情形说，其目的要在外部因素所提供的行动自由的限度内，利用物质力量的强大的优势，迅速达到某种中间目标。然后暂停一下，而采取下一个军事行动。这样的行动方式是由一连串夺取相对有限目标的作战所构成，而中间夹着外交谈判。这可称为“蚕食”法 ＇ 作者注：德国人称之为“香肠”战术。 ＇ 。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希特勒对于这种方法曾经作过锋芒毕露的表演。苏联也曾作过几次尝试，获得了不同的成功（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朝鲜）。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上所打的各次战役，也属于这同一类型，不过却只具有防御性的目标。
就第二种情况说，其理想是达到某种（可能相当重要）的目标，不过多依靠军事上的胜利，主要靠经过精心设计和组织的长期斗争，把敌人弄得越来越不堪重负。这叫“削弱”法或“腐蚀”法。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持久斗争。毛泽东既是这种方法的最主要的理论家，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最成功的指挥员。最近的也许是最完整的一个例子是阿尔及利亚。柏林也属于这一类，不过那里的动作远较阴险。
当然，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可以有许多逐渐转化的阶段。朝鲜战争最初趋向于“蚕食”战，而结果却变成了消耗战。反之，印度支那战役最初以“腐蚀”战略为基础，但几乎是以一种军事“蚕食”行动告终。
腐蚀法
腐蚀的概念十分有趣，因为事实上，它运用起来很巧妙。其含义是促使一个实力远较你强大的敌人，接受可能极端苛刻的条件，而你对付他仅仅用了非常有限的资源。这就必须充分运用上述的三个可变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行动持续的时间越久，就越能利用精神压力，以补偿军事力量方面的劣势。这样作战应同时在两个领域进行：物质领域，即使用军事力量的领域；精神领域，即采取心理行动的领域。
物质领域
在物质领域，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支持下去。照艾仑看来，这是一切战略的最后目标。不管怎么说，这显然是以腐蚀战术为基础的一切作战的最后目标。如果一方在物质上处于相当的劣势，那么它就只有拒绝会战，并用困扰的战术使冲突继续发展下去，然后才有维持生存的希望。这种困扰的战术就是游击战。它具有极悠久的历史，但已为几代人所忘记，需要重新学习。而在最近40年间，对于这种作战方法，已经制定出了一套极重要的战略原则 ＇ 作者注：尤其是劳伦斯制定的成为苏联官方指令的战略原则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原则。 ＇ 。因此，这方面的行动现在就可以根据一些经过良好思考的原则来进行，从而获得相当高的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力量上的劣势。毛泽东曾拟定了7条原则当作游击战的基础；（1）军民密切合作；（2）敌进我退；（3）敌退我扰、我打；（4）战略上以一当五；（5）战术上以五当一；（6）实现后面这一条的主要方法就是他所说的“集中退却”，也就是在退却中集中兵力（因为他在中国有充分的空间，所以才能如此）；（7）最后，在补给和装备方面，游击队必须以敌方为供应来源。上述7条是成功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最低限度要求。不过常常有人不承认这是“最低限度”要求，例如，有人曾考虑在阿尔及利亚可以建立一个“多面堡”式的基地，而美国人更批准了在古巴建立常规的“桥头堡”的构想。
除了上述的最低限度要求以外，还有两个基本概念，对于保持游击战行动的自由也是必要的。第一个概念是苏联人首先提出的，虽然过去爱尔兰也曾使用过。这是一种有系统的恐怖政策，其目的是阻止人民把任何情报供给敌人，我们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都曾看见这种方法如何有效，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野蛮性却不曾引起世界舆论的抗议。第二个概念是劳伦斯就汉志铁路①问题提出的。其原则是尽量扩大游击威胁地区的范围，而不致惹起敌人的任何反应，但结果却使敌人面临着越来越难解决的安全问题。于是敌人被迫使用强大的兵力，去防守那些不断增加的据点。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补救了游击队在兵力方面的劣势。以阿尔及利亚为例，30余万法军对付不足3万的抵抗者还感到很吃力。
最后，游击队员的数量不仅应维持现状，而且还要不断扩大，这样对敌人的压力才能增强。但游击队对物资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因此必须首先建立一套军人走私的体系（或者采用象1944年在法国所用的空投方法）。接着就要尽可能在邻近的境外建立基地，以“外部动作”产生的威慑作用保障其安全。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中国的基地所担负的就是这种任务。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先在埃及，后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建立了这样的基地。在葡属安哥拉作战中，原比属刚果也建立了这样的基地，某些作者认为这种基地的组织在这一类战争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即使不具有决定性，但它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却是可以断言的。应当指出，所有失败了的游击运动，例如在肯尼亚和马来亚的游击运动，事实上无一不是孤立无援的。这就表明，“外部动作”除了对于全面行动自由的保持起关键作用外，对作战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心理领域
在心理领域，总的概念也是要尽量拖下去，为了做到这一点，战斗人员和一般人民的精神素质都要保持在高水平上。对精神状态的控制至关重要。其目的仍然是用这种腐蚀的方法，促使敌人放弃斗争。在这一情况下，为了从任何的成功中抽取最大的利益，心理方面的行动也是必要的。
这一心理行动是一种极复杂的工作，因为它同时以我方和敌方的军民为其对象，它必须接受两个主要因素的指导，即基本的“政治路线”以及所选定的心理战术。
这里的基本政治路线，必须与在“外部动作”中所运用的政治路线协调起来。它要能激发人民那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