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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领域中，一个进攻性的政治路线必然蕴含着一种能对敌方思想体系弱点作有效攻击的能力。所以起点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或哲学观念，而应该是他们的这些弱点。而且，我们的攻击计划所要考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要求，而是我们所要想说服的人们的要求。举例来说，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一支“心理性的打击兵力”，因为并没有一套自由思想是以满足不结盟世界中新兴国家当前要求（它们的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为中心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清，我们的思想必须进行调整，恢复其活力，并且同目前这个时代出现的许多事实（计划经济，社会立法等等）相协调，才能发挥其作用。
在心理领域中，威慑能力的主要部分是重建西方文明的威望。威望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包含西方世界今天具有的以及估计将来可能具有的权力和效率。西方走下坡路主要是因为它太盲目，以致容许其内部分化；它目前尚不能构成一个统一阵线，这就更加增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要想重建西方的威望，其首要的条件是西方国家必须商定一个密切协调的全面战略，或者说，一个共同的政策。但在今天的制度之下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今天可以为西方服务的组织，一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仅仅具有纯军事目的；另一个组织是联合国，它不过是国际间发表不同意见的传声器。所以，要紧的是西方必须有一个组织来负责研究其全球战略。法国曾经建议的办法（全球性研究由世界大国负责，区域性研究则由有关的大国负责）也许是一个答案。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断言：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个工作中的真正困难，我们就别想赢得这场斗争。要想恢复我们的威望，第二个必要因素是重建全世界对于西方文明前途的信心。近几年来，欧洲的经济有惊人的进步，这一事实可以用来为上述目的服务。但仍然较为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一种充满活力、因而对于西方文明能起死回生的哲学思想。最后，威望部分地产生于尊严，为此应当保持使人望而生畏的态势。尤其是同那些新兴国家打交道时，“面子”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可以再丧失面子（象过去我们在苏伊士或猪湾所做的那样）。我们应以慎重拟定的计划为基础，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图恢复我们的面子。1962年秋天的古巴危机证明了这样做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再说到地理方面，我们必须选定哪些地区是我们所想要防御的、威胁的或攻击的。选择的地区应能保护我们的要害，或能威胁敌人的弱点，此外还应能使我们的行动比较易于成功。我们也应选择某些对于进一步行动可作基地使用的地区（例如古巴）。如果在一个地区敌人只需花费极小的代价就能有相当大的收获，而我们却被迫消耗大量的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南亚）。最后，尽管这样做相当困难，但对于敌方能用来实现间接侵略的某些外围基地，必须首先加以铲除。
“反内部动作”
现在再说间接侵略已经在进行中的地区。那也可以有几种不同形式的对策。如果敌人采取一种“蚕食”作战的侵略方式，并且使用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我们在那个地区也就必须准备足够的战术部队，以保证我们不至于迅速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仅仅这种战术部队的存在，通常就能够构成适当的威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在那个地区，没有足够使用的必要兵力，那么我们就将被迫依赖“反外部动作”的效力。苏伊士和西奈半岛的例子表明，如果侵略者缺乏信心，则“外部动作”十分可能使任何局部性的成功都不可能获得。若再配合以迅速的干涉（例如美国人在朝鲜的情形），则往往能阻止敌人在冲突地点获得任何决定性的成果，从而使敌人的整个计划归于失败。这说明高度机动化战略预备队的威慑作用是颇有价值的。
当间接侵略使用“腐蚀”战术时，也可以有各种不同对抗的方案。最好的方案是，如果还来得及执行，应确保恢复政府的控制（这是一个必要的因素），这是不必使用大量的资源就可以获得成功的，然后应采取有效的“外部动作”以制止乱子发生。如果这种办法已经不生效（例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我们就只好被迫采取局部性的对抗行动，也就是直接的反攻。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因素仍为政治路线，其目的是动摇敌人的斗志。对此可采取两种办法：第一，我们必须维持并提高自己的威望，不仅要显示我们现在握有适当的力量，而且要显示我们是会有美好的前途的（例如我们的文明进步，国际援助等）；第二，必须实行彻底的改革，使不满意的人民失去搞乱子的口实和环境。
在军事方面重要的是对抗敌人的游击战略。第一点就是必须严守节约兵力的原则，万不可以被敌人引诱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只有对极有限的地区才用重兵驻守，也只有在这些地区，人和物资才能获得充分保护。对这些地区，应根据其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慎重选定。在国家的其余部分，则应容许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全，留在这些不安全地区内的据点不过用以维持一个情报网，以便我们能够发动一连串的作战，来阻止敌人建立有组织的基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应容许敌人去从容地建立他们的基地，以便将来更容易将他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对于边界却必须设置障碍，严加封锁，以断绝敌人的外援；当年法西斯意大利在利比亚就曾是这样做的，我们在阿尔及利亚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无论执行得怎样好，这种作战还是必然要消耗相当多的资源，而这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战争中，是最大的不利。战略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最合算的解答，并建立一种能够作持久努力的制度。在非常有利的环境中，使用大规模的兵力消灭游击队，如果能迅速见效，则这种办法也是值得一试的。但若没有这种有利的条件（例如1956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则此种办法就可能降低了自己的持久能力，也可以说是自动陷入敌方腐蚀战术的圈套。
最后，在执行一切作战行动时，当然必须同时注意其对于敌人以及平民可能产生的心理效果。在有重兵驻守的地区，平民应得到完全的保护，使人们从比较中看出，我重兵驻守地区的平民比敌人控制地区平民生活得好。这样，保护区就形成了避难区。为了增强我方的信心，无论在任何环境下，这种地区是不可以缩小的 ＇ 作者注：这就是说对于保护区的兵力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政策，这些兵力应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 ＇ ；如果有机会扩大了，则以后也不可以再缩小。如果不幸受到了任何的挫败，则必须加以掩饰 ＇ 作者注：对于失败不应在报纸头条作耸人听闻的报道。 ＇ ，或适当强调其他更显赫的成功来冲淡人们对其挫败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措施。读者读过了本书这一段以后，一定能够回想到我们过去，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犯了多少错误。不管这些措施是如何有效，但他们必须永远记住，在这一类战争中，防御能够成功的实为一种例外。如前文所指出，只有当游击队在境外未曾建立与战场邻近的基地以保障其供给时，防御取得成功的事才有可能发生。所以，若仅用直接的防御来对付间接战略的攻击，那就象斗牛场上的公牛一样愚蠢，只知道向红色的披风猛冲，而不知道去攻击斗牛士。这个斗牛士，换个说法即“外部动作”，才是我们的目标。
第四节 间接战略的结论
所以，间接战略也就是用小调来演奏的总体战争；事实上，它也象直接战略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常有的现象。今天，对于一切有思想的人来说，全面战争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这一事实导致了现代世界上各种形式的间接战略的出现，并决定了这种战略的被频繁使用。所以间接战略既补充了直接核战略的不足，又在许多方面是它的解毒药。核战略越发展，全面核威慑越趋于平衡，则间接战略也就越会被使用。和平就会变得越不和平，而越接近于我在1939年所说的“和平时期的战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冷战。
冷战与热战的关系很象医学上的内科与外科的关系。我们今天虽然可以避免热战这个流血的大手术，但我们患了“传染病”，它并不因为是在不知不觉中加剧的就减低了其致死的威胁。对于传染病，外科手术通常都是无效的，一定要进行预防注射，制止传染，得了病要及早发现和治疗。冷战是病根潜伏着的战争；而心理的传染与生物战所产生的传染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一经发生，就很难控制。1918年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毒害，一年以前，德国人曾大力将这种思想向俄国传播，现在又回过来使自己受其害。自从1921年以来，苏联大力推行反殖民主义运动，但运动的进展太快，超出了它的计算，终于在非洲产生了一些问题，使苏联感到束手无策。虽然这种冷战战略已经应用了多少世纪，但我们却一向不惯于打这样的战争。
尽管间接战略在外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但间接战略并不是特殊形式的战略，而且也并未和直接战略完全分家。其主要的概念，还是象所有的战略一样，就是行动自由，唯一不同的是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要想获得行动自由，则必须发挥主动性并注意安全。间接战略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点是因为行动自由范围（也就是安全的极限）决定于这个冲突地区之外的行动，而不是该地区之内的行动。这是其最大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赋予它以间接的性质。
我们必须十分明了的一点是：安全要依赖“外部动作”。在利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时，要研究双方所具有的弱点。我方的任何弱点都可以使敌人获得一个攻击目标，同样，敌方的任何弱点也都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对报复进行威胁的机会。安全问题也就必须在这个水平上加以考虑。此外，有某些弱点，尤其是一个革命运动制造出来的弱点，往往需要非常长久的发展时间（巴库会议是在1921年召开的，但是反殖民主义运动一直到1945年之后才开始成为一个因素；古巴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则是在1956年之后，等等），所以，为了确保安全而采取的间接对策，和设计用来对付敌方威胁的行动，都必须尽早实施。在间接战略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冲突的迹象刚刚出现的时候。等到以后再去做什么，就太迟了。
所以间接战略不过是应用普遍性战略公式的一种方法，只须把某些可变因素提高到几次方。物质力量的因素被减至最小，而时间因素则大为增加。事实上，战略可以简化为下面这个爱因斯坦式的普遍公式。
S = kFφt
k是一个特殊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