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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二十一上）。理在有形象的事物之先就存在了。所以，二程说：“今
一言以蔽之曰：“万物一理耳。”（《粹言》卷一）“万物一理”，作为有
生有灭的物质性的气，当然也包括在万物之内，也就是理派生的了。针对张
载用“清、虚、一、大”形容气之本体及其作用，以为气化过程就是天道的
说法，二程还用“形而上”与“形而下”来区分理与气、道与器：“形而上
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
以器言，而非道也。”（《遗书》卷十一）
（2）二程“格物穷理”的认识论
二程在解释《大学》的格物致知说时讲：“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
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遗书》卷二
十五）这是说，格物就是穷理，穷理才能致之，即回到本体理，所谓格物，
就是至物，因为每一物都有一理，所以至物就是“就物而穷其理”的意思。
而穷理是多方面的，“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事
接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 （《遗书》卷十八）。有人问二程，格物是“物
物格之，还是格一物而万物皆知”？二程说，不能只格一物便能通众物之理，
“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遗
书》卷十八）又说：“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物不必谓事物，然后谓之物
也，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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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十七）
（3）二程的复性说
二程在人性论方面，采取了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
提出了人性有“天命之谓性”和“生之谓性”的复性说。所谓“天命之谓性”，
就是人生来就先天具有的，它是本体理在人性中的体现。二程说：“性即是
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遗书》卷十八）就是说，这个“天
命之性”的性就是理，不管是尧、舜还是老百姓，每个人生来都普遍地具有。
它是最根本的和至善的性。人性中的仁、义、礼、智都是人性所固有的，也
是天理所固有的，人性体现了天理。人性既然是天理的体现，应当是至善，
何以有恶？人性既然包括仁、义、礼、智等道德内容，为什么有人不符合这
些道德的规定？二程认为这是由于气。所谓“生之谓性”，就是从气上说的。
二程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
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
（《遗书》卷一）。就是说，人性的善恶，是由于“禀气”的不同，禀得“清
气”就善；禀得“浊气”就恶。
因此，二程认为，从人性的本源来说，应该是善的，其所以有恶，是由
于为外物所累，是由于思虑的发动。恶是由于“情”的活动发生偏向的结果，
也是气禀影响的结果。二程说：“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
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
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粹言》卷二）这就是说，人
所不善，皆人欲所致。为此，二程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
5。朱熹哲学与理学的兴盛
朱熹（公元1103年—1200年），是二程的四传弟子，理学的集大成者，
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因其长期在福建讲学，其学派被称为
“闽学”。朱熹自己也宣称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程颢、程颐的思想，并通过
二程继承孔、孟道统的正传。他说：“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
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大学章句序》）。
他宣布他的哲学思想具有法统的垄断地位。朱熹所完成的正统派理学，更能
适应中国后期封建统治的需要，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封建伦理道
德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所以博得后期封建统治阶级的褒奖，成为后期封建
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1）理气论
朱熹以周敦颐所提倡的无极、太极和二程提出的理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
本范畴，但他同时也吸收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认为宇宙之内有理有气：“天
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
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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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形” （《文集·答黄道夫书》）。这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的生成，要
有理，也要有气。理是一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是“生物之本”；气是一物
生成的材料，是“生物之具”。这个“生物之本”是看不见的本体，朱熹叫
它做“形而上”之“道”。气是构成事物具体材料、物质，它不是万化之源，
是有形象可循的，所以朱熹叫它是“形而下”之“器”。理是朱熹哲学的出
发点和终结点，但理必须借助于气而造作，借气才能“安顿”和“挂搭”。
物，既是理的体现和表象，也是理借气而派生的。朱熹说：“自下推而上去，
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
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
是一个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从“上推下来”，理——气——物。
或从“下推上去”。物——气——理。理的全体，朱熹也叫做太极：“总天
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语类》卷九四）。理一分殊，也可以说是万物
统一于一太极，物物各具一太极，其次，太极又可以说是最根本的理，所以
说“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至耳”（《文集·答程可久》）。
在理和气的关系上，朱熹特别强调二者的主次之别，“有理而后有气，
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理制约、决定着气。理气也有先后问题，
他说，必欲推其所从来，则应该说理在先，气在后。“太极生阴阳，理生气
也”。“气虽是理之所生”，但一旦被派生出来，便有一定的独立性，“理
管他不得”。理生出气而寓于气中，并借助气而生万物。“天地初间，只是
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许多渣滓，里面无
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
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朱子语类》卷一）。气之
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从宇宙构成论看，理
与气相依生物。从本体论看，则是“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
（2）“一分为二”的思想
朱熹认为，在气——物的化生过程中，是一气分做两气，动的是阳，静
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他在《易学启蒙》
中说：“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
终。”朱熹还从邵雍那里吸取了“一分为二”的命题，用以解释《周易·系
辞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过程：“此只是一分为
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朱熹在解释《两铭》的“明理一而分殊”时还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
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即“天地之化，包括天外，
运行无穷，然其所以为实，不越乎一阴一阳两端而已，其动静，屈伸、往来、
阖辟、开降、浮沉之性，虽未尝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无也。”
（《金华潘文公文集序》，《文集》卷七十六）又说：“阴中有阳，阳中有
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语类》卷九十八）这里讲
到了对立的两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矛盾着的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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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转化，于是形成无穷的运动。由此，朱熹又进一步探讨了动、静的关系，
朱熹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今以太极观之，虽曰动而生阳，毕竟未动
之前须静，静之前又须是动，推而上之，何自见其端与始。”（《朱子语类》
卷九十四）。所以朱熹把运动和静止看成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在时空上是
无限的。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太极
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非是动而后有阳，静而后有阴，截然为两段，先有此
而后有彼也”。
但是，当朱熹再进一步探讨运动的根源时，却认为，事物的动静，阴阳
都根源于理或太极。他说：“太极，理也；阴阳，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
理为主宰也”。（《太极图注》，《周子全书》卷一）又说：“动静是气也，
有此理为气之主，气便能如此否？曰：是也。”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本身不动的理 （太极）却是能动静的气的主宰者。这样，就把动、静割裂开
来了。于是，朱熹进一步认为，“理静事动”即“理静气动”；静能制动，
动被静制，就是以理制事（气），这就碰到了理生气、生万物的本体问题。
（3）“格物穷理”的认识论
朱熹认为，人心中包含万理，但是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那么，怎样才
能认识“天理”，唤醒“天理”呢？程颐把格物解释为“穷理”，以为“物
我一理”，“穷究物理”也即是唤醒自己心中之理。朱熹对程颐的“格物”
说作了全面的发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
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
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穷之，以求 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
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格物传》）
这段话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其一，“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肯定人的心
或精神有天赋的知识，有“明德”，这是认识的出发点。他认为人心如一面
镜子，它之所以昏暗，是由于气禀所拘，为“人欲”所蔽。人的认识活动无
非就是唤醒心中的“天理”，把“人欲”去掉，也就是把心灵这面宝镜擦拭
干净，使它重新明亮起来。所以认识的最后完成就是“复其初”。其二，怎
样来唤醒“天理”呢？回答是“致知在格物”。因为天下事物莫不有理，要
使心里明亮，就要“即物穷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