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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不喜欢”，还牵累了舒芜自拟的书名《我思，谁在？》有刁钻古怪、文不对题之嫌：明明是从四十年代的《论主观》到八九十年代种种话题，均体现了舒先生“我思故我在”的一以贯之，何来近乎失落自我的“谁在？”一问？比起自我定位的那个《回归“五四”》书名，益发令人不着头脑。设或收了《公开信》，“谁在”一问，便如张业松所言：“使舒芜先生痛定思痛的历史担荷落到实处”；你为善而有终，更是善莫大焉了。我不知道《我思，谁在？》与《回归“五四”》两本书关系如何，也许《致路翎的公开信》舒芜已自行收入《回归“五四”》——但愿如此，但愿我这封信只是连篇废话。
昨日我在电话中对你说，此信还有个尾巴，建议你承“两家争鸣”扛鼎之力，上溯一九四九年以前“左翼文化界”这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群体（包括舒芜），梳理其思想脉络、嬗变轨迹，为“两家争鸣”中的“钦定”右派而你正名是实为“左派”的人物，清理出一个比较明晰的精神谱系——要说很多话，这里且点到为止，以后再专函求教。
谊在旧雨，言尚无忌，诸希谅察。顺颂阁第清吉！
答朱健
？ 朱 正
朱健兄：
来信对舒芜的《我思，谁在？》一书的编选工作及其作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作为编选者，想作一点说明。
《我思，谁在？》一书，是我和秦颖兄策刊（或曰主编？或曰操办？）的“思想者文库”中的一本。作者在接受我们的约稿的时候提出，要请我来编选并作序。我在序言里已经说明了我“作为编选者”的身份的。因此，对于书中每一篇文章的内容，如果有什么要批评的，那都是作者的事。至于编选中要是有不恰当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责任了。
其实，你并没有对编选工作提许多意见，并没有提出书中哪一篇是不必收入或者不应收入的，只批评了没有收入《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件事。为什么不收这一篇呢？我说过，我不喜欢这一篇。我编书，只选我喜欢的，不选我不喜欢的，这恐怕是很自然的事情。再说，正如文库存每一本前面“编者的话”中说的，“我们想每册字数二十万至二十五万”，而这一本，是第一批推出的六种文字数最多的一本，超过三十万了，无法再增加了。就是文库中的其他几本，也不能够一册包罗了其作者所有重要的代表作的。
据我看来，你所以提出这个意见，并不是因为少收了一篇文章，而是因为少收的这一篇正好反映了他的那个重大的过错。不收这一篇，岂不是在美化作者，蒙哄读者吗。我想，不但我没有这个意思，舒芜本人也没有这个意思。证据就是他自己编的《回归五四》一书，其中就收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两篇（见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版，第二七六页至第三一一页），可见他并没有想要隐瞒这些。
对于舒芜其人，特别是对于他在胡风冤案中的责任，我已经在《我思，谁在？》序中简单说了一下我的看法。是的，这件事他是错了，是错得很厉害。已经错了，怎么办呢？时光又不能倒流，生活又不能重来一次。认了错还不行，你要他怎么办呢？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人物，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可谓多矣。为什么对于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犯的错误，可以实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只要向前看，不让重提，而对于无拳无勇的一介书生，犯了错误，就要死死咬住，决不松口呢？我们把已经用在大人物身上的向前看的原则也多少用一点到舒芜身上，行不行呢？
这些话，我以为并不是因为私交，而是一种历史的公正态度。而且，因为有了这些看法而拒绝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绩，也未必不是一种损失。
我不敢请求你赞同这些意见。我还是不得不把它说出来。专此布覆，顺颂文安
朱正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附记＇ 因为《书屋》编辑说要将此信刊出，我请求他将《我思，谁在？》序言作为附录同时刊出，以便读者参看。
《我思，谁在？》序言
后世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的思想史或者思想斗争史的时候，都不能不遇到舒芜这名字。
当一个署名舒芜的作者出现在著作界的时候，他拿出来的，是《论主观》等几篇哲学论文。这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抱负甚大，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尚未继承的前代哲学遗产继承下来，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重镇胡风对他也期许甚高，在给他的信中说：“今天，思想工作是广义的启蒙运动。”希望他为这广义的启蒙运动做些工作，建议他写一本哲学入门的小册子，以取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这本哲学入门书虽然已经着手，最后却并没有写成。这并不是一件可惋惜的事。那时舒芜和艾思奇可说是属于相同的思想体系，有什么必要去取代《大众哲学》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论主观》吧。这是一篇哲学论文，我觉得其中有不少地方是用哲学的范畴来谈政治。例如谈到主观作用本身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类开始获得主观作用，而客观界全部还都是敌人”。说的岂不就是原始社会么。“第二个阶段，主观作用本身已由于许多巨大的自然敌人之被征服而强大起来，社会势力也享受到这战果而同样强大起来；两强不能并，于是前述的矛盾就从此展开。”说的岂不就是阶级社会么。“第三个阶段，……人类的主观作用，就成了不但最进步而且最强力的东西，从此就可能所向无阻的向全部自然敌人进军。”这说的岂不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么。“我们现在，正是这第二阶段的终端。”说的岂不就是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么。“别个事业已经成功的国家”，说的岂不就是苏联么。“那对于主观作用的一般的本性和自己的具体的主观作用之丰富的内容与强大的力量都具有极其清楚而且深刻的认识的人们已经产生出来了。他们是谁？就是第二阶段中那独独能够保持并发展主观作用的创造变革性的人们的最优秀的后代。”说的岂不就是苏联、中国和各国的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么。文章还大谈“卡尔对于新哲学的创始工作”，大谈哲学的“伊里奇阶段”和“约瑟夫阶段”，说约瑟夫所强调的“认识的党派性”是“最高原则”。这篇文章，不论在哲学方面应该怎样评价，至少，政治态度应该说是很可取的吧。可是不成。延安方面认为这属于那种“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唯心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引起一场不小的批评。
今天看起来，卡尔和伊里奇，当然有他们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至于约瑟夫，已经有了另外的头衔，大约不会再有人谈他的哲学了。当年一本正经的谈论哲学的约瑟夫阶段（最早不是舒芜，而是另外一位哲学家或曰哲学家提出来的），还以为是广义的启蒙哩，真是可悲悯的蒙昧啊。
但不论怎么说，《论主观》的发表和因此引起的风波，是当年思想界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因此，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标本而存在下去：第一，这种思想体系包括它的约瑟夫阶段，曾经怎样强有力的吸引一代好学深思的年轻人；第二，完全接受并且努力宣传这种思想体系的文章，只要不合某些人的心意，也会受到批评。就作者本人来说，这一篇既反映了他早年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反映了他的缺陷。将它作为这本集子的第一篇，应该说是适当的吧。
舒芜写作甚勤。他的作品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都很受重视。可是，有些人在谈到他的这些成就的时候，常常流露出了惋惜的心情，众所周知，这是因为他在胡风冤案中所起的作用。有人说培根又怎样，歌德又怎样，似乎学术史上、文学史上这些著名人物的生活中也不全是无可非议的。还有论者因为舒芜在周作人研究方面的成绩，将二人相提并论，以为反映了某种负疚的心态。我没有研究过培根与歌德的传记，不知道要怎么说，至于拿周作人来比拟，我以为是完全不适当的。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当了汉奸，“通谋敌国，谋图反抗本国”，这不必要到后世去论定，当时人人都知道这是不能做的。而舒芜呢，就从他的《论主观》所表示的政治态度，他在那时就是拥护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拥护苏联，拥护共产主义（他写作“抗谬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国解放，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他是心悦诚服的服膺毛泽东思想，心悦诚服地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终于一步一步走上了后来的道路。简单的说：周作人是投降了“恶”，舒芜是归顺了“善”，这里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当然，这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是不但是他，就是像周恩来这样领导核心中的人物，也都是始料不及的。跟胡风和舒芜都有很深友情的聂绀弩在给他的信中说：“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我这样说，并没有原谅这件事的意思。其实舒芜也没有原谅他自己。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中沉痛地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他表示，要“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看了这些悔恨的自责，人们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惋惜之感呢。
作为一个思想者，舒芜的一小部分文章选印在这里。读者可以依自己的见解去阅读和评论，作为编选者本来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只想提出一点，他大约是周作人之后（又是周作人！）对妇女的命运，妇女的苦难，妇女的地位，妇女的权利思考得最多，也写得最多的作者，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
在迷失和回归之间——我眼中的舒芜
？ 余世存
不少人在谈到舒芜时，都觉得这是个人物。但大多数人对这个人物仅轻轻带过。在他们那里，舒芜是叛徒、告密者、倒戈者、犹大、卖友求荣者。至多，人们在谈论舒芜时会认为其中含有重大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道德问题、忏悔问题。舒芜这个人物人，这个，因此被归纳进人心的某种秩序而使后者（今天谈论、关注舒芜的人，大多数是读书人、文化人或自觉为知识分子者）获得了人心秩序的一种超稳定的安宁（卫道者们自觉获得的胜利）。
不过，由文苑儒林宣布他们已然在心中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