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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能超越规则之上？
张先生立的规则有四条，这里列举如下：
第一条，张先生很大度地说，“仅有《陷阱》一类作品也是不够和不行的，……面向社会的暴露和呐喊需要，诉诸理性的沉思和逻辑的分析也需要；形而下的东西需要，形而上的东西也需要”，这话我完全赞成，无需争议。但后面一条却让人费解：“试想想，如果我们的社会中只有《陷阱》一类作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就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大家只能看样板戏，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那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正常的生活吗？简直是不堪回首！”（原版本）张先生文中没有指明是谁主张社会上只应该有《陷阱》一类作品，这个“谁”是借助行政权力，还是凭借学术声望？如果有这样的人存在，那真是罪不可恕。但如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张先生的话到底是针对谁？或者这只是张先生假设出来的一种学术前景？
在第二条中，张先生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首先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随意地、简单地将那些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其次应当对抗和清除知识界内部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方面要减少和消除因互相吹捧和彼此支配而产生的大量毫无学术意义的论题，一方面要减少和清除那些煽起毫无学术价值的争辩和毫无学术建树的提升。《陷阱》及其拥护者却对此持否定态度。”请读者诸君注意，在四条规则中，这条规则才是最核心的重中之重，堪称“规则之王”。每一学科都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这是学者都明白的问题，无需讨论。但张先生这句话让人费解的在后面一句。所谓社会科学其实都是经验科学，都是学者对当时重大的社会现象的理论归纳，歌德那句“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指的就是理论对经验事实的依赖性。不能“随意地、简单地将那些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这句话表明张先生不顾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实践科学的事实，再次将自己摆在一种确定游戏规则的权威地位，这权威资格决定了他有权规定别人不能再对一些已经过张先生及他的“过渡经济学派”审视过的“备受瞩目的话题重新进行审视”，没有经过他批准居然审视就是“简单随意”，可以被他宣布为“毫无学术价值与毫无学术建树”。比如，张先生自居为“掌门人”的“过渡经济学派”从他们那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审视以后，认为效率至上，腐败有利于促进社会转轨，不能提倡“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你就不能根据经验现象来谈反腐败，一谈就是没有“经济学的纯粹性”，你的经济学著作就连学术的门都没入，经济学家资格也就被他们立马取消。谈到这里，张先生意犹未尽，厉声指责“《陷阱》及其拥护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拥护者”队伍当中，张先生除了列举了秦晖与姚新勇先生之外，没开出别的名单。我既被张先生树为“山头”的“山大王”，只好先对名单内的“拥护者”的有关文章表个态：我认为秦晖先生的“真问题”与“假问题”的讨论极具现实意义与学术原创意义，而且对“假问题”的提出者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姚新勇先生我不认识，也没觉得姚新勇先生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有什么错，借此机会“吹捧”一下：一针见血，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其他的“拥护者”因张先生没提供姓名，他们如何持否定态度我不知道，也无法对此表态。但我个人又在什么地方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首先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持否定态度？该不是张先生又代我假想出来？另一处让人费解之处是，张先生提出“清除知识界内的宗派与山头”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又该由谁来承担？难道是天降大任于以张先生为“掌门人”的“过渡经济学派”？我远处南国，至今连职业都是记者，没能力找到钱为自己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也没有能力负责一个由自己话事的杂志，也没有体制内给我的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荣耀，我的“山头”在哪里？所以张先生即便要“替天行道”铲平宗派与山头，也无法找到发“铲平功”的对象。但如张先生认为我个人即“山头”，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张先生现在正在进行这项“一统江湖”的千秋伟业，只管继续努力就是。张先生认定“《陷阱》及其拥护者互相吹捧与互相支配”，无非是因为秦晖为我的书写过序，以及有的评论中提到我的研究，还有我为秦晖写过一篇书评的事情。但同气相应，这种事张先生也做过不少，其实比我们还多，就在这一篇文章中他自己主动承认就有多处，如果大家有兴致，再请观看张先生的书评集。最妙的还不止于此，而在于我们这样做就被张先生认定为“立山头，拉宗派，互相支配”，而张先生这样做就体现了“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呜呼，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这一步，夫复何言！张先生给人家定规矩，但往往将自己置于“规则”之上，其行为往往破坏他自己为经济学界（包括学术界）辛辛苦苦立的“规则”。仔细看来，他批评的那些行为怎样看都像张先生行为方式的自我写照。写至此，不自主地想起金庸先生小说中那些以“名门正派”自居者为诛除异己不遗余力的情节，方悟出金庸先生小说的魅力在于写的虽是武侠世界，但其实却画出了一幅鲜活的人间图景。
第三点，张先生举出茅于轼先生一书来论证“《陷阱》及其拥护者”在进行“化约论”处理。但整段话又是张先生在虚设前提自说自话。我有一本茅先生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但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评论过茅先生的任何观点，也还没来得及在任何文章中引用过茅先生的任何话语。对私有制的看法，我有著作与大量论文为证，请张先生注意看《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文中关于“人类社会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形成的社会秩序”那段话，以及“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关于社会变迁理论的论述。而且就算是我的看法与张先生的“过渡经济学派”有所不同，好像也不构成罪恶与错误，因为他立的那条不能“随意地、简单地或者能够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新视角重新审视某个在社会上备受瞩目的话题”那条规则，我还没有签字表示服从，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契约关系。除此之外，张先生又向虚无飘缈的天空射出了极为锐利的一箭，说有人在“用政治意识形态给学者划派”，“用政治意识形态分野替代学术上的讨论”（原始版），不知是指谁在哪本论著中做了这种无聊的划分？如果没有具体例证，用这种假设前提对人家进行批评，才真正是张先生批评假想论敌时所说的“非严肃学者所为”，“是学界与学人的悲哀”。（原始版）张先生用尽全力向空中射出的这凌厉一箭，在空中摇摇晃晃地飘荡了半天以后，最终又落到了他自己身上。
第四点，张先生希望“学者要有自知之明，既不可以对自己估计过高，又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局限”。我个人看来，这话如果张先生用来批评自己这篇文章表现出来的“立规矩者”的代表意识与“执法者”的权威意识倒也真是再合适不过，让人有量体裁衣之感。
另外，张先生说，“如果这（指《陷阱》）就是中国经济学的最高成就，那么，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仍然处在改革以前年代”，这话实在让人不明其所指。首先，我从未将《陷阱》一书视为中国经济学的最高成就，也未见过别人有这类评语，如张先生看到了，敬请送我一份，让我看着欢喜一阵。如没有，这句指控就仍然是张先生的臆想。其次，“改革以前年代”应该是指“文革”时期，这话只能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革”的文化专制时期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从这意义上来说，其实张先生那类著作比《陷阱》这类著作享有的生存权大得多；二是指文革以前只有《陷阱》这类书存在，如是这样，张先生在此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我本人（包括绝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的“理性时代”：“文革”时期的执政者居然会容忍《陷阱》这一类尖锐批评社会弊端的书存在？！那些因思想与语言获罪的血淋淋指控，如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等人的惨烈遭遇莫非都是编出来的神话？——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心生恐惧：是什么力量驱使张先生为了诛杀异己而不惜臆造历史？
通过张先生三个版本的文章，我确实领略到张先生高超豪迈、敢于斩决杀伐的批评风采。这种风采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张先生先行划定一个经济学家的圈子，他以及他那个小圈子认定的人就纳入该圈，在那个圈内讲“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而与他们在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上有分歧的人，则先开除其经济学家资格，既然非我族类，自然也就可以不讲“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包括不择手段地虚构事实对其进行人格诋毁——这实在有点像梁山泊英雄的帮派规则：是我的兄弟，我就论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不是我的兄弟，我就抡着板斧只管一路杀去，谁叫你挡了我的道！但是我实在弄不明白张先生这种颁发“经济学家资格认证书”的资格由世界哪个权威机构确认过？我倒是记得加尔布雷思在《不确定的年代》一书里说过一句：有一万个经济学家就有一万种经济学，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争论从来不可避免，更何况中国现在已进入了价值多元化社会。容忍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学术研究存在，本来就是在学术界生存的基本常识，可惜张先生在努力对这些规则抽象弘扬的同时，又具体否定了这些规则。
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
说到底，张先生（与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对我不满的根源之一其实在于我的研究确实与他们那种“以西入中”的研究方式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相同主要体现在：
一、经验事实与理论研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自从启蒙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理念化为人类社会带有普适性的原则以后，这些价值理念确实没有国界，随着西方文化的推进也渗入了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在面对每个国家的制度环境时，负责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科学却确实有国界，因为每个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不一样。以中国为例，其实际经济现象已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传统的“一阶均衡”分析框架，因为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一阶均衡理论只分析“正供给”与“正需求”，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直至双方都能接受，这个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如果环境相对宽松，法制健全，讨价还价时只考虑产品（商品或服务）本身所包括的劳动时间和其它生产要素（土地、设备、技术管理等），那么双方都是进行“一阶均衡”。如果环境相对严酷，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抵抗自然灾害所支付的成本；如果法制不健全，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拉关系走后门所支付的不对等成本，以及买了假冒伪劣的概率成本，就成了“二阶均衡”。最复杂的“二阶均衡”，既要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也要考虑人为灾害的影响。简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