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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述说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特有的经验事实出发，睁大眼睛看现实。如果不考虑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进行的改革现实，只限于“以洋制中”，弃“灰色收入”这种生活常识于不顾，满足于用数学公式演绎中国的收入分配；或将别人分析中国问题的著作斥之为低层次活儿，只管用西方经济理论来云天雾海地分析中国经济，那么哪怕这部分经济学家再努力，再通过自说自话的“资格认定”活动将别人排斥在“经济学家”门外，他们的著作也还是中国市场（包括外国）都难于接受的“阳春白雪”，因为解释中国的权力并没有垄断在“以西制中”的经济学家手里，公众有权通过市场选择别的解释。“以西制中”学派很崇拜西方经济学家，但他们恰好忘记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告诫：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不能原样照搬地用来分析中国问题。
第二，经济学是不是价值中立，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问题。
这是个已争论了几年的问题。我再重申请一下自己的观点：经济学确实只是一种分析工具，其学术规范只不过是学者用来解构问题、表达学者思想的一种工具或一种解释体系而已。但基本的社会良知其实是知识分子的内生需要，在学术实践品格极强的经济学领域，任何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理论的创立者从亲历性经验中得出，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在任何事物的判断面前，学者没有可能“价值中立”。因为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的所有学术研究，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材料的收集，二是材料的处理。即便在收集材料之时，学者的搜集工作实际上已包含着一种价值伦理倾向。在材料的处理阶段，对材料的理解更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价值伦理倾向。可以说，经济学家在争论经济理论或经济行为时，看起来很少涉及伦理问题，但在提出某种政策主张及估价政策影响时必须具有某种宗旨，因为他必须判断这项政策将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这种宗旨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借用徐友渔先生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来表明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之间的关系：“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是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时过境迁以后，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和‘皇帝本来没有穿衣服’的童稚之言在内容上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要向长期统治社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谬见挑战，……只用一支笔把谬见的传播者逼到墙角（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必然会作拼死博斗和疯狂迫害），则只有胆识俱佳者才能担此重任。”太阳从东边出来这一常识，非得被说成从西边出来这种事情我们还见得少吗？而改革常识如权力市场化成为权贵私有化的起点这一事实，以及对权贵私有化过程到底应该怎样进行价值判断，不是现在还在争论不休吗？《陷阱》一书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道出了改革常识，体现了一种常识理性，而张先生这类经济学家非得要用他们制定的“规范”来衡量这本书，以“规范”来否定这本书。动机我不想探究，借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他确定的“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来衡量他的行为，他就是一个绝对的违规者。
张先生的批评是学术批评吗？
张先生坚持他的批评是“学术批评”，在笔者看来，是按如下三段式推演的：
大前提——经济学家的任何批评都是学术批评；
小前提——张曙光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在光荣退休以后又荣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写（包括编）了不少书，职业表明他是经济学家；
结论——所以张曙光先生的任何批评都是学术批评，包括凭虚构事实所做的人身攻击。
这一推论能不能成立，张先生年龄长我将近二十岁，具有多种学术身份，想必也应该明白。张先生的这篇文章使我弄清了一点：他在批评别人将不良风气带进学术这块净土的时候，自己恰好将他批评的东西带了进来；他严厉指责别人不宽容的时候，恰好他自己最缺乏宽容精神。我这篇文章只是澄清事实，并不想对张先生做“投桃报李”的回答，因为模仿张先生只会是对自己的一种不尊重，也不符合后辈对长辈之礼。但我想声明一点，如果张先生花费了一个月时间反复推敲、自称与多位学者讨论并获赞赏同意，再花半年时间做发表疏通工作的大作只是我看到的那三个版本，恕我再也不想回应。但如他再有虚设事实进行人格攻击之举，我也不会再以自辩这种客气方式解决。“三舍”已退，敬长的礼数已尽。人生有限，经济学还有“机会成本”这个名词。对张先生这种不断给被批评者制造“事实”与虚设批评前提再加以批驳的“学术讨论”，我实在无法产生尊重之情。
以前，我从来没有“自称”自己是经济学家，而现在我却要说一句，我是经济学家，只不过绝对不是张先生这种用“以西入中”法来解释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张先生又代替我在“后记”中创作了一句“《陷阱》不是为圈内人写的”，其实我只是在“导论”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它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本书在写作上没有采用一般读者难以读懂的纯学术语言，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毫无困难地阅读这本书并理解作者所要提出的问题。”这话说了《陷阱》不是本学术著作吗？从解释工具的有效性来说，中国从来就是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的一个区域，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将中国问题解释透彻，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里，我要说一句对中国经济学界大不敬的话：由于经济学只产生于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多幼稚，经济学也就有多幼稚。“文革”时期的经济学由于受到诸种限制，建树很少，所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学也只不过与改革同龄而已。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社会科学解释系统也在发展之中。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比后来者多走了十多年路而已，我们还没有外国那种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自己优良学术传统的剑桥学派、瑞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等，可以说，经济学正是一个需要创新的领域。在此我要鼓励一切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只要睁大眼睛看现实，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有志者定会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越来越近，即使这几十年达不到，但等到中国经济学界成熟以后，总是有这个可能的，阿马蒂亚（森就是个榜样。更何况，富有社会良知的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目的本来就不应该是为了拿西方基金资助去迎合西方学术规范，指望自己得这个奖那个奖的，只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无边无际的苦难，大家为了解决本国的“真问题”才从事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张先生一派有位著名经济学家曾撰文专门宣称过：人的一生就是在各种利益中进行选择。如果以此作为“经济学家”的行为准则，那我确实完全不够“经济学家”的资格，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以纯粹的利益为向背进行过重大的人生选择。
一点并不多余的话
确实，《陷阱》一书有许多遗憾，有些是作者见地与学问功力所限，有些是语境所限。这一点我在该书还未发表时就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缺点——不过那些遗憾恰好绝大多数不是张先生剔出来的毛病。现在已知的共有三处技术错误，这些我都会在修订时加以改正，谨在此向读者致歉并对指出错误的批评者表示由衷感谢。我也一直真诚地认为，这本书给我带来的荣誉远远多于我应该得到的，最出名的学者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学者。但是这一切又于我本人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一本书畅销只是读者的选择，与作者本人意愿没有关系。难道我希望自己的书畅销就能令那本书从中国走到大洋彼岸？张先生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做演讲的几处大学应该是关心中国问题的地方，众多美国教授与中国留学生要与他谈论这本书，并用拙著中的观点质证他的演讲，那不过是人家认为“君从中国来，应知中国事”，想听听他的看法而已。而张先生却从此积累了一腔怨气，立意开始搜集种种道听途说的传闻，投注大量精力，一连修改三个版本，进行那种“学术批评”。我的看法是，张先生有进行学术批评的自由，但没有以一些失真或虚构的“事实”为基础侮辱他人人格的权利。
末了还想给张先生提个醒，如果张先生有志再重新弄一个批评的新版本，还请好好想清楚：第一，哪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事情只是他“试想想”出来的但实际未曾发生的事情；第二，张先生如果想说明我犯了众怒，也不要紧，但请转述别人批评的时候，出示确切无误的文字依据。其他学者如果要对我进行学术批评，完全可以自己发言，用不着通过张先生的口来转述。因为大家都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各自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第三，如果要引证“《陷阱》及其拥护者”这个“山头”的罪证，也请指明是何人在何论著中说了什么，不要任意编造一些话加上引号就当作“《陷阱》及其拥护者”的“成果”全盘奉送，最后谨向公众声明：所有读过我文章与书并赞成文中观点的读者，我从来不敢斗胆将他们归于我的“拥护者”队列，并以这个“山头”的“山大王”自居。“《陷阱》及其拥护者”这个词的发明权、专利权及其荣誉全部永久性地属于张曙光先生。
（张先生在美国的经历见“原始版”与“经版”）
“人五人六”篇——答网上李某（附文两篇）
？ 邵燕祥
在这里向读者介绍两篇文字，都是原载《杂文报》的。一篇是《身后闲事谁管得》，作者李洪岩（载1999年3月30日）；一篇是《李洪岩文读后》，作者是我（载1999年5月21日）。李洪岩在他那篇里说了他想说的话，我在我这篇里说了我想说的话。读者朋友要看了两文才知话题的原委。
我当时说“作者李洪岩，不知何许人也”，后来人们告诉我，这是在中国社科院某所做研究工作的一个年轻人，写作或编辑过关于钱锺书的书，至少有一本曾因侵权受到法律追究。不过，那篇《身后……》算不得学术文章，我自然也不是在学术层面上与他讨论，我只是发表一点不许出语伤人的平常意见。
然而事情没有完。有人拿给我看一张网上文字，题曰《质邵燕祥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