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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确定的“多半也是……吧”，便把对方拉入了政治批判的行列。我的比杨绛先生年“幼”半个多世纪的“幼”，也成了“过谦”，进而照政治语录的逻辑，推衍出我从未“自命”过的“卑”。请看，邵燕祥这种敷衍文章的手法，是否与他所“痛恨”的张、姚之帮如出一辙？说他玩的把戏跟“四人帮”不二法门，又何尝冤枉了他！更不必说“唯卑贱者最聪明”那一套也正白纸黑字地印在他“公开展览”的“各色长短大小方圆不一的成品半成品、思想材料、文字部件以至下脚料”当中了！《杂文作坊》开篇不就在标榜什么“格外重视舆夫之论”、“自审不过是街谈巷议”吗？不是在公开昭告天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也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吗？够了，还是看一下杨绛先生干净利落的断语吧：“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别以为反“四人帮”的人就不是“四人帮”一类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亦不新不鲜也！别以为天天叫骂专制的人就一定喜欢民主，《聊斋》里女鬼谓狐狸精不云乎：“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么！”钱锺书先生精譬地喝道：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义正词严地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披着长头发的，未必就真是艺术家；秃顶无发的人，也未必是学者或思想家！
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更没有邵燕祥那种过来人的政治性“人生经验”，但对他这套积重难返的阶级斗争思维习惯，却心知肚明，也替他难为情！人类眼看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可我们的杂文家却还生活在他可怕的历史记忆里，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名教政治为参照系，来看待、评判一切他理解的和不理解的旧事物与新事物！这种马列老太式的思维惯性，如果放在十几年前，倒也时髦、新奇、可喜，可到了今天，世界一日万变，他却依然故我，依旧耍老一套把式，就不免让人感到絮烦、过时、可笑了！邵燕祥庞杂的杂文，絮叨来，絮叨去，思想的贫乏只使人想到白头老宫女。
比如，他表白道，他之所以写这篇《李洪岩文读后》，倒还不是因为看了李文，而是因为《文艺报》上有篇讲钱锺书的文章。据那篇文章讲：“一九六八年开始，钱锺书家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起监督和审视作用。在这期间，由于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年人，也不懂得尊重知识，还动手打了钱老。”引了这一段，邵燕祥想干什么呢？你看吧，他开始运用他一贯的上纲上线联想推衍法了！他写道：他由此才知道，原来与钱锺书杨绛打交道的，并不都是“谦谦君子”，而李洪岩毕竟没有“打”钱锺书，而只是“骂”杨绛，“也算不无一点进步吧”，但是，“不打是不打，骂口里未必就不含有杀机”。因为李洪岩大概（“是不是”）含有这样的“意味”──“你想要名誉，就像普希金那样出来跟我决斗”。原来呀，李洪岩的张口“骂”比“造反派”的动手“打”还厉害！李洪岩是想与杨绛决斗，是想杀死杨绛！读了如此这般生拉硬扯、笨拙可笑而又神奇可惊的推演，不仅增强了我们对“四人帮”式思维方式与文风的认识，而且也对邵燕祥同志生出无限哀怜！莫非他患有迫害狂？莫非他得过狂想症？莫非他小时候的诗兴发作了？莫非他老糊涂了？莫非他脑袋里第九根筋有毛病了？要批李洪岩就批吧，把“造反派”扯上干啥？人啊人，走火入魔到如此地步，夫复何言！我庆幸邵某没有像姚文元那样取得政权，不过就是个舞文弄墨的文丐，不然他造的孽不会亚于张春桥们！
痴人说梦、盲人瞎说的昏话胡话不必介意，而与钱锺书杨绛打交道的，也确实并不都是“谦谦君子”。譬如，这位曾经以“人生败笔”浓抹胡写过的邵燕祥，就被钱锺书先生灌过迷魂汤。看他对所引《文艺报》的话深信不疑，益可见邵大杂文家对治学的基本规则毫无所知，对钱氏夫妇的生平更不了了。然而，他不知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为什么？就因为他心眼里先就有了成见。事实是，钱氏夫妇与邻居动手撕打，是一九七三年的事；对方不是别人，正是研究邵燕祥祖师鲁迅的林非研究员。林非是“造反派”吗？同居一单元房子吵嘴打架，你邵燕祥未经任何调查研究，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钱锺书杨绛一方？太势利眼了吧？幸亏邵燕祥不是法官！而且，这种邻里打架的俗情琐事，到底与中国当代政治具有什么关系？只怕精通中国政治的邵燕祥也会对此哑口无言吧！
邵燕祥口角白沫喷完理屈词穷之际，又祭起“成分论”大旗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说：“坏蛋（畸形的蛋、腐臭的蛋）不一定是坏鸡下的，但发现那蛋可疑，查查那下蛋的鸡或孵蛋的过程，看毛病出在哪里，并不为多事。发现哪个蛋有问题，提醒大家下筷的时候注意，也是起码的公德了。”对这段高论，我举双手赞成。而且，我很乐于遵照邵先生在“公德”问题上的“最高指示”，“查查那下蛋的鸡或孵蛋的过程，看毛病出在哪里”，并“提醒大家下筷的时候注意”。于是，“那下蛋的鸡或孵蛋的过程”还就真被我发现了──自我爆光的《人生败笔》、自我演义的《沉船》。要知道邵燕祥是什么“蛋”，光看这两部大著就够了。
其实，这个邵燕祥，我不但知其人知其心，还有幸知其面呢。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北京国林风书店举行《往事与沉思》丛书座谈会，我作为该丛书的编委与会，却发现邵燕祥端坐在显眼的位子上。当时我就感到诧异，彼邵大杂文家邵大诗人没有史学论著呀，这会又非杂文家或诗人的麇集，怎么也人五人六大模大样像那么一回事？脸何以不红？心何以不虚？看了这篇《李洪岩文读后》，想想邵记杂文作坊中充斥的大量“我不懂”、“我瞎猜”、“猜想着、猜想着”、“我读报不多”、“我不是研究历史的”等等模糊词无赖语，也就不感到奇怪了！本来嘛，以杂文成家的，没有没有胆量到任何地方去“搀杂”混混的雅兴的。
附文：两篇
身后闲事谁管得——李洪岩
偶然的机缘，读到一段《普希金秘密日记》：“年深日久，会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历史不像现时，它既不危险，也不冒犯人，只会令人好笑，使人受到启发。”这大概就是所谓“身后闲事谁管得”的“化译”了。
按照我们平常的理解，一个人总要为自己的历史负责。为此，生前的时候，便要委屈或违逆自己的本性，“从众”行善，以赢得死后哀荣。然而，佛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分明是说，持刀杀人者，也是可以成佛的。照此逻辑，那些根本就没有拿过屠刀的，岂不更可以成佛？然而，这倒未必了。绿林豪杰言：“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真是充满了哲理和智慧。它与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形成尖锐对立。前者的精义在于，杀人放火云云，只要你高兴乐意，不妨尽情为之，反正有“放下屠刀”、有“受招安”托着，何必要做拘拘小民，过清苦受罪的日子呢？
而且，你真要想“放下屠刀”、“受招安”，还必须先有屠刀在手、先要杀人放火才行。老子讲：“无执，故无失。”错了，应该是“无执，故无得”。你手上什么都没有，“放”什么？林冲上梁山，需要杀个人做门票。同样，上天堂也需要手里的屠刀为凭。后为王者，先原为寇；善的美名，以恶铺就。不然，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天堂的大门照样是不能免费开放的。
而且，你大可不必为杀人放火而羞愧，大可不必担心有什么南史董狐会在你死后“据实直书”。因为，照普希金的讲法，历史恰恰不是最公正的，而是最不公正，因为它有一种过滤功能，可以“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
于是，我们看吧，浪荡公子卡沙诺瓦生前狎遍欧陆名姝，死后不过是落得个风流倜傥的美名而已；卢梭在《忏悔录》里不惜自我曝光，结果我们只说他坦白有道德感。至于我们的同胞柳永，生前在温柔乡里腻耍惯了，结果是有井水处便有柳词，又有谁会说他是个流氓？
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尽，于是我们那种死心眼、一根筋式的道德律也就不能不发生动摇了。假如有人说：比尔·盖茨在小饭馆偷了人家一个小勺，你相信吗？你不信，但我信，因为我知道：英雄欺人，富翁作贼，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同样，尊者，长者，一切的一切的高高在上者，公开撒谎，却又信誓旦旦，脸不变色心不跳，而且表里如一，不但公众面前毫无愧色，私下里更是沾沾自喜，哼唱着“做个小人真愉快”，“天下尽是傻瓜，任我玩弄”，而天下人方自顶礼不已。如此这般的事，奇怪吗？不过是你不明白而已。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精辟阐释“圣人以神道设教”，足以发。
于是，所谓“唯物主义”也就生发出新的意义了。
我清楚记得，一九九七年十月，杨绛先生在一次电话中以温文尔雅、轻柔缓慢但又坚定决绝的语气对我说：“身后闲事谁管得呀，谁管得呀！”当时我就很有异样感，只是不敢有任何不恭敬的表示，唯唯诺诺而已——谁让她是尊者长者而我是卑者幼者呢！后来得知杨先生把我们的谈话录了音，想必她的这句感慨还保留在磁带上。那当是参透人生的老到之语了。
然而，假如杨绛先生是唯物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所不同的是，我们以为，凡事还是在当事者都健在的时候说说清楚的好，一来，人死为善，不能鞭尸，欺负先行者，我们不能做毛泽东所批判的自由主义分子：有话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而对方早已经没有了说话的机会。二来，我们也真的对历史的过滤功能充满恐惧：难道“年深日久”，经过科学化合，一切都变成了“纯粹的历史”，我们还有说话的机会吗？只怕是清水变浑、越搅和越不清明了！而天下最可怕的，或许就是两个明白人、两个唯物主义者碰到一块了。对此，我得感谢那位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俄罗斯才子，因为正是普希金，第一千零一次地揭开了谜底。
李洪岩文读后——邵燕祥
三月三十日《杂文报》四版刊出《身后闲事谁管得》一文，作者李洪岩，不知何许人也。因见其开头引用《普希金秘密日记》，是我没读过的，便一路看下来。
据引普希金有言：“年深日久会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历史不像现时，它既不危险，也不冒犯人，只会令人好笑，使人受到启发。”
这句显然已成历史的话，使李洪岩受到什么启发呢？
他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先要有屠刀在手说起，列举“善的美名，以恶辅就”的实证，有我所不知的如“浪荡公子卡沙诺瓦生前奸遍欧洲名姝”，死后“落个风流倜党的美名”；也有人们熟知的“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