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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谈话快要结束时他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在文学方面，我只读他的书，交谈得少，原因是漫长动荡的年月中没有这种心情。我认为文学仍然是他内心深处的中心，他也不愿接触那处“痛感神经”。用大量的精力、全面深入地在文物方面游弋。
他默默地，含辛茹苦地赢得最后的微笑。
卡夫卡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胃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我们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学生，和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并且跟我同住一个院子。“文革”一开始，他嚇破了胆，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我：“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
这个王八蛋，他到底揭些什么事？我也不好再问他“你个狗日的，你到底揭发些什么？”他是个非常善良的胆小鬼，他一定会把事情搞得颠三倒四。我恨不得给他脸上两拳，可他身体不好，他经不起……
我连忙跑去告诉表叔。
难以想象地，表叔偷偷笑起来，悄悄告诉我：“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
“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说，有一天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他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我跟他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在解放军监管下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我怎么能来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词来，回他的信时顺便写下那半阙：
“闻道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他那种寂寞的振作，真为受苦的读书人争气！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
“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钱先生道德上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四人帮”时代，江青让人请他去参加人民大会堂国宴，他告诉来人说：
“我不去！”
来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了名的……”
钱先生仍说：“呵！呵！我不去！哈！”
来人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不！不！”钱先生说，“我身体很好！”）
表叔桌子上有具陈旧破烂的收音机，每天工作开始他便打开这架一点具体声音都没有只会吵闹的东西。他利用这种声音作屏障隔开周围的繁嚣进行工作。
他是利奥纳多·达·芬奇类型的人。一个小学甚至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来想去，始终得不到准确结论，赖着脸皮说，我们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对音乐的理解，这是个奇迹。
托尔斯泰有过对音乐的妙论：“音乐令人产生从未有过的回忆。”美，但不中肯。
表叔说：“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这是个准确定律。是他三十多年前说过的话。
他喜欢莫扎特，喜欢巴赫，从中也提到音乐结构……
他真是个智者，他看不懂乐谱，可能简谱也读不清，你听他谈音乐，一套又一套，和音乐一样好听，发人聪明。
他说：“美，不免令人心酸！”
这，说的是像他自己的生涯。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因为他从来是个左派，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远距离的敌视。六十年代初，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过了几天，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
“我看了《丈夫》，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
我没有把绀弩先生的话告诉表叔。我深深了解，他不会在乎多年对手的这种诚恳的称赞，因为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
前两年，我在表叔的陵园刻了一块石碑，上头写着：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献给他，也献给各种“战场”上的“士兵”，这是我们命定的、最好的归宿。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吉首
（特约编辑 颜家文）
说说毛泽东诗词
？ 周泽雄
裁书刀下
毛泽东本色是诗人。诗人而兼一国之尊，于国于民是否有利，当然可以探讨。西哲柏拉图当年将诗人请出“理想国”，想必有他的道理。中国帝王史上真正堪称大诗人的，只有两位，魏武帝曹操和南唐后主李煜，其余种种，不过雅喜涂鸦而已。曹操雄才大略，鲁迅先生对他都敬佩有加。李煜则昏聩懦弱，以泪洗面，别说摆帝王的谱，质之以普通男人的标准，也难说够格。他如乾隆之辈涂鸦族，涉艺与做秀无异，书摹二王而格不肖，诗耽唐宋而气不逮，徒见雅音靡靡，情思昏昏，遂把父祖辈打下的铜铁江山，逐渐摩玩成一张柔丽宣纸。可见，诗人而兼国君，慨乎言之或可，概乎言之则非。比如开国之君与守成之主，生命气象就天差地别。后者不过赖先祖荫庇，皇袍加身匹似现代社会高中六合彩，除了有数几位中兴之主外，多不足挂齿。而前者，无论“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曹孟德，“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赵匡胤，还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毛泽东，都属人中奇杰，都能赖一己之力令江山变色。如果他们戎马倥偬之余还能不废吟咏，如曹操“登高必赋”，就有可能使诗章别生出雄杰超霸之气，令只知牢骚满腹的寻常骚客气为之夺。曹阿瞒诗情之豪迈沉郁通脱，向为世人称道。开国领袖毛泽东之气度、胸襟，或也当作如是观。当然前提是，我们先得对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地位、价值有一个客观探讨。说起来诗坛上的毛泽东与神坛上的毛泽东，历来有点夹杂不清。
的确，毛泽东太特殊了。他老人家当年每拿出一首旧作发表，百姓们都要欢天喜地一阵，不多久，它就会被谱成曲，在电台里反复播放。结果，这些本该按艺术标准鉴定的诗作（相信这也是毛泽东的本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竟无一例外地被推崇为“最高指示”的另一种发布形式，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明确信号。比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两句，就曾被政治敏感家断定为吹响了又一场革命运动的伟大号角。当年书店里各种毛泽东诗词注解本，也多以挖掘微言大义为己任，评家往往丧失了客观立场，以只有歇斯底里的畸恋才可能想到的语言，把毛泽东诗词一一升华到巍峨的政治高度和只有上帝亲自写诗才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与之相应，引导审美阅读的使命也惨遭蹂躏，它们也一次次地被评家的效忠热诚所代替，遂使对诗境的欣赏，对诗情的玩味，对诗句的推敲，一概转化为对“光辉诗篇”热情到无限程度的赞颂。所以，毛泽东作为诗人的成就究竟如何，一方面说者纷纭，一方面竟成了某种自明之物，可以无须说明、阐释、论证就高高在上起来，正如人们高呼“万岁”时也没觉得有必要论证“万岁”是否可能、是否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一样。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对当一名诗人有一定的自信，那些为政治动机而背叛艺术标准的评家，便有可能既侮辱了缪斯，又拍错了马屁。我估摸世上最能让毛泽东心跳脸红的美事，即是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据实道来，在全文不出现一次“伟大领袖”的前提下，只以诗人的标准对他作一番鉴定。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有感于“一部分说得不对”的评论（当然“全是好心”），认为“有说明的责任”，遂亲自作了一些“自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说明，乃是此前没有一位注家敢于指出的。也许还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么思考过。如“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怆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等——也许，毛泽东是想委婉地告诉那些“注家”，诗人首先是人，有哀有乐有喜有愁，要评论我的诗，必须先从此入手，然后才谈得上“伟大领袖”。
我手头有三本毛泽东诗词集，最早的一本出版于一九六八年，书名《毛主席诗词》，编辑者署名为“同济大学《教育革命》杂志编辑组”，共三二二页。书籍装帧就当时印刷条件，可说极尽奢华。该书没有版权页，也没有定价，显是无价之宝。的确是无价之宝，因为书中所有评语，都是赞美，是那种不遗余力、不计后果、粉身碎骨也心甘的赞美。典型句式如连用三个“多么”、“何等”，句末加感叹词“啊”等；典型判词有“伟大的史诗”、“横绝万古”、“绝唱”、“世界艺术的顶峰”等。篇末号召“学习”、“战斗”、“保卫无产阶级红色的铁打江山”或把什么玩意“发扬下去”，也属必不可省的结构。第二本是一九九八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二版）、蔡清富、黄辉映编著的《毛泽东诗词大观》。到底是今人眼光，世象早已不同，手眼大可翻新。该书体例上除循例有“写作背景”和“讲解”外，还设“疑义辨析”，客观求实之态，略显端倪。但细细读来，作者因评述对象之超乎寻常而自缚手脚、自残毛颖之处，亦比比皆是，如分明看出韵脚有误，却偏不敢直斥其非，只在一边半通不通地问上一句：“孰能作出明确回答？”编著者之自酿迷魂汤，其实在题为《新世纪的雄伟华章》的“代序”中已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