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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君子之面一而已矣,而小人有二,有尔室之面目焉,有大廷之面目焉。以大廷之面目为尔室之面目,小人不能;以尔室之面目,为大廷之面目,小人不敢。”
试看这种分析方法,与《考城隍》分析“有心为善……无心为恶……”的思路是一致的。
蒲松龄虽未考中举人,但是大家,古文、骈文均佳,制艺自不用说了。《聊斋志异》的序言是用骈文写的,书中的故事,都是用唐人传奇:如《会真记》、《李娃传》等笔法写的。但他毕竟是受严格八股教育出身,而又长期从事塾师职业,又以八股教育教别人,自己又几十年中不断参加举人考试,因此他所受八股文的影响必然是很深的。他一开始就是一篇《考城隍》,而且把八股警句写在故事中,目的何在呢?他在《序》的最后说: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呼,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弔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杜甫《梦李白诗》:“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蒲松龄把《考城隍》放在第一篇,似乎是感到有生之年,未能中举、成进士,作个临民的官;希望死了能作城隍乎?历来评《聊斋》的人很多,而很少人注意到这点。《聊斋志异》中写到科举制度、八股文的篇章很多,如《于去恶》、《素秋》、《郭安》、《续黄粱》、《王子安》等篇,都充分写了科学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他集中在一点上,主要是写试官、嘲笑试官不长眼睛,没有学问、昏庸无知等等,而对科举制度本身及八股文并未予以丑化描绘。不过是写试官不用眼去看文章,而只用鼻子闻,那试官就变成狗了。读文章不去读,而是用笔抄好,烧了灰吞下去。甚至想世间的试官很坏,作了鬼阴间的试官也要营私,一定要等张桓侯(张飞)来巡视才能昭雪,如《于去恶》篇中所描绘。在此篇后面“异史氏曰”中说道:
“宁知文昌事繁,须侯固多哉?呜呼!三十五年,来何暮也。”
感慨张飞巡期太长了。王渔洋评此篇云:“数科来关节公行,非噉名即垄断,脱有桓侯,亦无如何矣,悲哉。”亦可见当时科举试场情况了。《聊斋志异》的版本很多,序言也很多。康熙己未紫阳道人高珩的序,一开头也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的写法。如:
“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
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其义广矣,大矣。
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义之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
这样排列引在上面,八股形式就看的很清楚了。因为当时知识分子,从小受此训练,对这种表达形式,大多熟悉了,只要不是有意避开,那一落笔便是八股腔了。这是不足奇怪的。
清代与八股文关系特殊的小说,第二部要数《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生于康熙四十年(一七0一年),逝于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他曾祖父是科第出身的显宦,他父亲是熟读群经的老儒。他先是秀才,中年谢绝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说明他学问虽好,是八股教育训练出身,但也是没有中过举、会过进士的。书中写周进中举会试、范进中举等等老童生得发的描绘,不能不说有他自己的影子和希望在内。《儒林外史》是全面写科举制度、八股文,以及种种儒林丑态的。书中有许多讽刺的地方,但也有不少严肃的地方。如第三回写周进到了贡院痛哭,众人帮他捐了个监生进场,人逢喜事精神爽,文章做的花团锦绣一般,居然中了举人,第二年春进士会试,又中进士,荏苒三年,作了广东学政。却自己心里想:“我在这里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屈了真才。”及至看到五十四岁还是童生的范进的卷子,书中写道:
“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在一边不看了……何不把范进卷子再看一遍……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又取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人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这段描绘,写了两个晚发的人,一个周进,一个范进,先是引子,重在描写范进。但写周进阅卷过程,心里变化及感慨,不能不说是严肃的,是从正面骂糊涂试官的。这自然有吴敬梓自己的历经在其中,也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数见不鲜的。从中也可看出八股文的深度。
《儒林外史》中对儒林的讽刺对象,也还是考不中的假名士为多,如两个很典型的严贡生、匡超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形同骗子的儒林丑态,但对八股文本身,却未有半点否定之意,反而在第十一回中,写了鲁编修没有儿子,如何教女儿读《四书》、五经,讲书开笔作八股文。极概括地介绍了八股文作法过程及明代各家。又通过鲁编修的话,正面肯定八股道: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
这同前引王渔洋《池北偶谈》转述汪钝翁的话完全一样。只因它是通俗小说中的话,所以在学术著述中很少引用,实际这正是理解八股文作用的人的看法。吴敬梓借鲁编修的口说出来。“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二语,是朱熹语录中的话,重在说明语言的准确、锐利。这也正是儒家思想对语言文字的最高理想水准。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等等,儒家历来是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有利的工具的。八股文教育的严格训练和讲求,是继承了这种传统的。朱熹这“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说法,又被吴敬梓通过鲁编修的口说出来,今天看来,还有十分利害的。
《儒林外史》又创造了直朴的专门选乡、会试阐墨的马二先生,用大量笔墨描写这一可爱的人物,也是同八股文有密切关系的。可是这位可爱的马二先生,进学成了秀才之后,考过六七个案首(秀才岁考时的第一名),却始终没有考中过举人。只不过补了廪,即成绩好的秀才,每月国家发给一二两银子膏火银,谓之“廪生”,意思就是由国家仓廪发给生活费的诸生(秀才总名,即各种学生。因为府考叫进学,秀才自称:学生’,在本县学中有名额)。而这位不曾中举的马二先生,对八股文却是深信不疑,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如十三回中所讲:
“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宏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
又说批文章道:
“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的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按即黎清德所编《朱子语类》及朱熹著《四书或问》二书,前者是编朱熹语录,后面是朱熹自著,八股文《四书》题解释发挥,以“朱注”为标准,故批语亦以此二书为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几十篇的道理,才为有益。”
最后说到“举业”道: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作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念文章,就是念八股;做举业,就是做八股,最终的努力方向,就是得中做官。马二先生的话说的极为坦率中肯,孔夫子活在明、清二代,也要作八股文,这是肯定的。可惜清代人不重视通俗小说:马二先生的八股理论,由作文、选文、批文到八股文的最终目的,说的这样精辟,而阮元《四书文话》、梁章钜《制艺丛话》二书中都没有采录,是十分可惜的。
与《儒林外史》同时代的是《红楼梦》。曹雪芹据新刊朱淡文所著《红楼梦论源》考证: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夏,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生年比吴敬梓晚十四年,卒年晚八年。应该说是同时代的人,同时代的书。所受教育同样是八股文教育,在书中也同样对八股文有所反映。尽管多少不同,态度不一样,但其时代烙印则是一样的。不过曹雪芹生前的遭遇和身后的资料较蒲松龄、吴敬梓二位要少的多。蒲、吴二位虽然一生未中举,未进入仕途,但生前已是知名的老明经,一位受到王渔洋的赏识,一位受到地方长官的推荐,要他试“博学宏词”,这在清代前期是极高的荣誉。而身后蒲松龄有集,地方志还有传。吴敬梓也有《文木山房集》传世。曹雪芹则无法和他们比,虽然他是正白旗包衣,又有显赫的祖辈,但到他已是罪人家子弟,生前潦倒,死后萧条,除残存的《红楼梦》而外,其他资料真是少的可怜。虽然多少学人苦心搜求,也只是极可怜的几条,而且都不是当时大名人有力的证明,说明曹雪芹生前朋友圈子是很小的。在清代汉人对旗人的看法是很势利的,对于当权的旗人,皇亲国戚,或阿谀奉承,或心怀畏惧,或敢怒而不敢言;对于倒台旗人、或旗人罪人家飘零子弟,那照例是十分讨厌,而且看不起的。这种民族压迫所造成的逆反心理,原是很自然的。但受到这种冷遇的人,心理自然也难坦然,必然也产生愤世疾俗的想法。对于曹雪芹的心理状态,研讨者常常忽略。但这正是认识他思想的重要依据,据此才能更好评价他的各种观点。其对举业和八股文的看法,从本质上说,同马二先生的看法是一个根源,两种态度。一是积极争取,一是消极藐视;一个老实承认,一个自命清高。如果把承认葡萄是甜的,很想吃葡萄,但又吃不到,老实告诉别人登高去摘的人,和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人相比,表面看,似乎很容易区别。而在实际生活中,前者每被人斥为凡夫俗子,而后者则常易于博得人的同情、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