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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比之于“嫖”，中国浪子在“侠”方面的优胜简单明快，没有半点的含糊和自相矛盾，遇上无礼的日本兵士，该出手就出手；碰上爱管闲事的日本警察，想捉弄就捉弄，完全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根本没有一点“弱国子民”的味道。然而这种优胜，多半借助流氓手段。
如果说黄文汉们的行为有可理解的地方，那就是“小日本”对中国的忘恩负义及其狼子野心。在去箱根徒步游历、寻花问柳的途中，黄文汉遇上颟顸无礼、军国主义思想严重的日本陆军少尉中村清八。中村名为拜访，实际上是来炫耀“大日本”武力，鼓吹“日支共荣”（就是日本吞并中国）。中村的狂妄与傲慢，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居然说出这样的大话：“若论实力，不是说夸口的话，像现在贵国这样子，除已在贵国的兵不计外，只再有十万兵，就是不才带领，贵国四百余州，也不出一年，必能奠定。”（第十四章）面对日本军官的挑衅，黄文汉不急不躁，先是装孙子，引其入彀，俟其马脚全部暴露后，突然翻脸，一篇长长的、理据充足的痛斥，把中村驳得哑口无言，尔后，黄文汉猛地跳起身，伸出手臂，横眉怒目，要与中村决斗。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学子，中村只好赔礼道歉，无趣而退。
这是黄文汉惟一的一次真正体现人格尊严、值得称赞的行为。然而在令人振奋之余，不免使人感到另一种悲哀：留日文学中如此有力度的“抗日”表现，并不是出自以进步自命的“创造社”诸公——他们都沉湎于苦闷虚无的自我表现，而是出自不肖生这样的思想陈旧、游民气息浓重的文人！
然而，像黄文汉那样嫖侠双全、能文能武的“游民知识分子”，就能担当起抵御外侮、振奋民族精神的重任吗？尽管不肖生以如椽之笔，替受尽压迫的中国人舒了一口恶气，毕竟不是中锋用笔，着了他的道，中国人看日本的眼光只会更加歪曲、更加片面、更加离奇。既然作为大和民族勇敢与正义象征的武士都是如此不堪，那么一般的日本人，就无须多说了。这部洋洋一百余万言的小说里，有点人样的日本人几乎找不出几个，他们个个萎琐、小气、贪婪、顽直、死要面子、装模作样，甚至心术不正，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蔑视，抨击之语比比皆是。
《留东外史》产生于中日关系最恶劣、中国人的精神最昏黑、最绝望的时期——这是我们解读这部小说务必记住的一点。作者在东京旅馆的“阴霾一室”起草这部小说时，是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1914年的岁末，而小说第一部以“不肖生”的笔名由民权出版公司初版发行时，是1916年5月。这正是日本紧锣密鼓地向中国提出具有颠覆性的“二十一条”、企图吞并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同样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最黑暗、社会最混乱、道德最堕落、“厚黑学”最猖獗的时期。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自从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一直到1917年‘五四’运动以前，短短七年时间里，一切内忧外患都集中表现出来，比起过去七十年忧患的总和，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孙中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这样写到：“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2〕《留东外史》以非常的方式回应了这个时代，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立此存照”。
就像作者以“不肖生”自命的那样，小说一上来就坦称“古人重隐恶而扬善，此书却绌善而崇恶”，将道德姿态尽量放底，既给自己的堕落铺好了台阶，又顺理成章地迎合了时风。这一切当然都离不开作者的“留学”经验。包天笑在为向恺然（即不肖生）作的传中这样写道：“据说向君为留学而到日本，但并未进学校，却日事浪游，因此于日本伎寮下宿颇为娴熟，而日语亦工。留学之所得，仅写成这洋洋数十万言的《留东外史》而已。”〔3〕这段话可以与小说开宗明义的自我陈述互相印证：“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已渐渐有倦鸟思归故林之意，只是非鸦非凤地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写什么呢？作者将留日的中国人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实心留学的，第二种经商的，第三种是既不留学也不经商，专门吃喝嫖赌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的大大小小亡命客。作者称前两种人与自己“无笔墨缘”，因为他们“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而后两种人却有“种种风流趣话”和层出不穷的“丑事”供自己揭发：“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着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如此的写作动机与兴趣，决定了《留东外史》的格调。包天笑说这部小说，“所写都是吾国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其中所述，有影射某人某事的，凡是日本老留学生，都能指陈其事。”〔4〕民国文化史杂家郑逸梅也认为小说中的描写“十有九实”，可以证明这部小说有很强的纪实性成分。可惜的是，由于玩世的心态和低级陈腐的趣味，这种“影射”并不能给人多少艺术上的真实感。
《留东外史》问世后，引起新文学界的猛烈抨击，鲁迅将这部小说斥为“嫖界指南”；周作人认为它“不诚实”，不是“艺术”作品。〔5〕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留东外史》在世俗社会中引起巨大的轰动。小说一百六十章，分六集，附批语，历时十年出版。这个事实本身也在说明问题：一部现炒现卖的东瀛异域小说能够如此长久地畅销，显示着大众期待的满足程度，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小市民琐屑的欲望与市场机制，左右着不肖生的如椽之笔；中国民众对“小日本”的奇异想象和激愤之情，通过《留东外史》得到了表达和宣泄，或者说，《留东外史》写出了中国民众希望看到的日本。
《留东外史》问世后，不仅在世俗社会，同样在文学界产生影响，甚至连刚出炉的新文学家、“创造社”的张资平，对不肖生的“写实”手腕佩服得五体投地，将此书当作箧中宝，时时观摹。〔6〕此后的滕固、崔万秋、刘呐欧、叶灵凤等人的作品，都有与《留东外史》一脉相承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留法学子陈登恪竟然模仿《留东外史》，写了一部《留西外史》，显然是小巫见大巫。而老舍写《二马》时，则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将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弄成《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7〕，这从反面证明了《留东外史》的影响力。半个世纪后，随着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留日狂潮再度兴起，格调类似的《上海人在东京》（樊祥达）、《东京有个绿太阳》（蒋濮）相继出现，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历史似乎又开始了新一圈的轮回。看来，只要中日两国的关系不能真正的正常化，这种非良性的文化互动大概永远不会结束。
（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1〕《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2〕《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4～105页。
〔3〕〔4〕引自范伯群文《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平江不肖生》，《武侠鼻祖向恺然代表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5〕仲密：《〈沉沦〉》，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页。
〔6〕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这样记述：1918年夏天张资平到福冈海滨度假，郭沫若当时正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读书。在松林里散步时，郭与张意外相遇，两人聊了一通后，郭就随张到他的寓所。郭发现，六铺的草席上连矮桌也没有，只有一个藤手箧，手箧旁边散乱几本书。他顺手拿了一本看，是当时以淫书驰名的《留东外史》，就问张：“你怎么在看这样的书？”张回答：“怎么，不好吗？我觉得那写实的手腕不坏啦。”郭不再说什么，看了一下书的内容是旧式章回体，就把书放回原处。
〔7〕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一文里写到：“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成为《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地展动。”
关于巴别尔的《骑兵军》
？ 王 蒙 王天兵
王蒙：我最近总算看完《骑兵军》的大部，当然，它写得很精彩，他能够把生与死，血与痛，勇敢与蛮横，仇恨与残忍，信仰与迷狂，卑鄙与聪明，善良与软弱审美化，把人性中最野蛮的与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写得如此精练和正当正常，如此令人目瞪口呆，如此难以置信却又难以不信，这是很不寻常的。
它暗合我的一贯主张，人性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也不都是善良的东西，人性本身就充满着悖谬与分裂，不论是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或者小资式地把人性搞得那样酸的馒头——sentimental，都是可笑的。
在中国有一阵不许谈人性，后来又什么都是人性，还搞出了个“人性美”一词，未免有点孩子气和呆气。
但对于我来说又不完全是新东西，苏联同路人作品中这类作品不少。例如《士敏土》，例如《第四十一》即蓝眼睛的中尉，甚至《铁流》、《毁灭》等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王天兵：您所说的那些著作，我都没看过，只有《铁流》和《毁灭》听说过，在鲁迅时代就译介过。可是，至少在西方，除了专家是没人知道他们的，包括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静静的顿河》，都无人问津了。您曾多次表示过对苏联文艺的感情，在《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