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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民主意识深入人心，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成为知识精英和草根民众的共同呼声，国际社会对一些极端行动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民主又往往是相对立的各派所用的盾牌和武器。因此，重温苏格拉底的死也仍然有现实意义。
最后借柏拉图《对话集》中菲多篇这章中的记录〔9〕，把苏格拉底临死前和弟子克里托作的谈话呈现给读者：
（克里托尽其所能的劝说苏格拉底不要放弃生命。他对苏格拉底说：放弃生命就如同放弃自己的孩子，使自己的孩子成为孤儿，从此无人抚育，无人教养。对此，苏格拉底作了以下答辩。）
亲爱的克里托，如果你是对的你的热情便是无价之宝；但是如果你是错的，你的热情越大则罪恶也越大。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我一向坚持依理性而行事的信念，不论这理性是否能使我处于最好的状况。现在是时机了，我不能把以前的理性撇开。——总之，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
说完这些，苏格拉底沐浴，然后平静的服下毒酒，并最后交代克里托不要忘记献上那只鸡。
注释：
〔1〕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7〕〔9〕《柏拉图对话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4〕（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5〕（法）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6〕（法）雅斯贝斯：《生存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8〕（德）P。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罗马公元前43年纪事
？ 曹瑞涛
在公元前43年的秋风里，拉文尼阿斯河中的一个荒凉的小岛上突然迎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第三天早上，三个黑影来到岸上，其中一个身材魁伟、面色阴柔的人站在一群士兵面前高声宣布：他们三人之间已经达成谅解，内战结束了！而此时罗马城内却是凶兆不断：豺狼飞走穿过广场，初生的婴儿开口说话，雕像流汗，凶险的声响不绝于耳……〔1〕
这就是史学家阿庇安记录下的关于罗马历史上形成“后三头同盟”时的场景，那个说话的人就是屋大维，另外两个人是安东尼和雷必达。不过在屋大维宣布和解时，他手上还捏有另一份协议，可是他当时并没有读。这是一份三人共同拟定的公敌名单，“他们把那些因为有势力而为他们所猜忌的人列在名单之内；把他们自己的私仇也列入其中”〔2〕。
当时名单还未公布，三人就已急不迭地先派刽子手进入罗马，不经任何预告、不顾任何法律程序，先杀死了十二位国家重要人物，其中包括西塞罗〔3〕。第一个被杀死的是保民官萨尔维阿斯，按当时法律保民官之职神圣不可侵犯，被授予最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将执政官下狱，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知道厄运将至的萨尔维阿斯正在宴请他的朋友以作诀别，百人队长就带兵闯了进来，命令其他人坐在位置上不要动，然后揪住保民官的头发当众割下他的头颅，然后拎着头扬长而去，留下一群吓得哑口无言的人们守着无头尸首，直到深夜也不敢移动半步〔4〕。紧接着遇害的是大法官安那利斯和前任大法官图连尼阿斯，他们都是被自己的儿子出卖才被军队捉住的；然后轮到了大名鼎鼎的西塞罗，杀他的那个百人队长利那曾经在一次受审中被西塞罗救过一命，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利那狠狠地砍了三下才把恩人的头砍下来西塞罗是屋大维恨之入骨的仇人，他的头被屋大维带在身边很长时间，连吃饭的时候都要放在桌前边看边乐〔5〕。自此杀戒大开，名单中开始只列了十七个“公敌”，然后又增加到一百三十人，以后又增加了一百五十人〔6〕，名单越开越长，最后被处死和没收财产的元老大概达到了三百余人，而被处死的骑士约有两千人。这些人中有几位是当年恺撒的敌人，大多数是“后三头”的政敌，到后来只要是和他们有意见的下属、同僚甚至是亲戚也被列入名单〔7〕。
尽管实际里杀起人来不讲什么法律、程序，但杀人的理由却是冠冕堂皇的，在宣布“公敌”的文告中声称他们三个人是“受人民的推选以整顿共和国，……那些曾经危害恺撒的人的害人的恶念是不可能用仁慈平息的，因此我们宁愿先发制人，而不愿遭到他们的毒手”〔8〕。可是杀害恺撒的人差不多都被收拾干净了，罗马城里所谓“危害恺撒的恶人”就算有，也一定是寥寥无几，而庞培一党也早就亡命海外离罗马遥遥千里，说得那么危险的敌人到底在哪呢﹖于是文告里搪塞一句：因为“三个人的敌人必然会比一个人的敌人要多些的”，而且对于杀这么多人的目的，“三头”解释道：“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你们罗马的公民们的利益，正和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样，因为我们继续冲突的时候，你们都必然会卷入很大的危险中，同时我们也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安抚我们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军队已经受到侮辱，受到刺激，被我们的共同的敌人宣布为公敌了。”〔9〕杀人的目的成了为被杀的人好，随意杀人的士兵成为受委曲的受害者，全都倒了过来！
比起士兵滥杀的恐怖更大的恐怖还在后面，现在不只是军队有权杀人，只要是上了黑名单的人，不论是谁都可以把他的头砍下来去领赏，告密的人也可以得到同样多的奖金，而且“后三头”还会为杀人和告密者保密〔10〕。当士兵杀人时，人们还只是惊慌，虽然个个像城市被敌人攻陷时一样哭泣着跑来跑去，但还知道只要躲开那些屠夫就是安全的，可现在人们“害怕家里人甚于害怕凶手们”〔11〕，以前的家园成了危险无处不在的地狱，而陷害自己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亲人、朋友、仆从，继法律秩序之后道德秩序也开始崩溃，一些人成了人人打击的对象，另一些人则在变成凶手，杀人、卖友、彼此倾覆代替了亲情、同情和正义，人人自危的局面下只有向“后三头”表示忠诚才有活下来的可能，除此之外什么样的道德行为也不能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生命。
罗马在早期经历过一段王政时期，后来国王被驱逐，罗马又恢复了民主制，这一过程和希腊经历的僭主时期有相似之处。希腊城邦在其发展中也大都经历过僭主的统治，但是这些僭主们总是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和他们自己家庭的荣耀，政府的主要政治原则就是安全，他们治下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后来斯巴达发兵镇压了包括雅典在内的许多希腊城邦中的僭主，使城邦恢复了原始的民主制〔12〕，从此希腊的气氛才为之一振，开始处于上升状态中。那个时代意大利和希腊的情况差不多，尽管罗马以后成了世界帝国，但当时还只是个城邦式的国家，相邻的城邦都很近而且各自的农地都不大，加之生产水平低下，所以都面临着生活基本品短缺的问题，罗马人尤其受其侵扰，因为“罗马这个城市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工业。每个人要是想发财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13〕。所以打仗成了罗马的家常便饭，而一个靠战争才能生存的民族如果依赖光为自己着想的僭主一个人，那在战场上自然是败多胜少。因此，这样的城邦需要两件精神盔甲才能使她活下来，一件是城邦民主制，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用一群脑袋而不是一个人的脑袋来打仗；另一件是这种民主制中所生发出来的城邦爱国主义，只有出现了这种精神，每个人才能以城邦为重，不依附于任何人的意志，才能同仇敌忾，在城邦的安全和繁荣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因为有了这些精神罗马变得坚强勇猛，当年她在赫拉克里亚战役中被伊壁鲁斯国打得一败涂地后，伊壁鲁斯国王曾派使臣去罗马劝降，罗马人的回答是：他们永远不会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敌人签订和约。当使臣无果而返时看到在罗马元老院发出征兵招示的门前，群众彼此争先恐后地参军，他回来后在国王面前感叹：“我们是在跟一条九头蛇作战。”〔14〕使罗马人成为打不死的“九头蛇”的就是这城邦民主精神与城邦爱国主义，从此他们开始了不断军事冒险和征服的事业，但是随着疆界的扩大，罗马的城邦精神却走到了尽头！
首先是马略在对付阿尔卑斯山外的日耳曼人的威胁时找到了办法，他从地中海地区招来更多的士兵，创建起一支以新的方式装备和训练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由大多数外籍士兵组成的职业军效忠于他们的将军，然后再由将军效忠于城邦。苏拉接着就发现了这种新型军队的双重作用，他不但用它来对付外敌，而且还可以用它来对付罗马城中的政敌。当苏拉在罗马获得独裁权时，他是少数，可是他却赢得了胜利，因为他手头有军队；相反在罗马城中反对他的人是大多数，可他们却输了，因为他们手头没有军队，他们只会在元老院里辩论〔15〕。同时，被罗马征服的地区得有人去统治，最好的人选就是那些打下它们的将军，于是将军变成了总督，在统治原先独裁者统治的奴隶时，他们不但没有把罗马的民主精神播散到他们之中，反而认识到对这些人最好的统治方法就是沿用以前主子的办法，这些将军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罗马公民的品性，越来越像专制国王，变得不再能忍受罗马民主制度的制约。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真理：如果罗马要统治一个大的帝国，那么就必须结束城邦民主和城邦爱国主义，代之以效忠于今人的军队和唯唯诺诺的臣民，而做到这一切，前者需要恩惠，后者则须对内实行暴力和恐怖政策。
孟德斯鸠谈起专制政体时认为：专制政体需要恐怖，那里绝不需要品德，荣誉是危险的东西，只有通过恐怖去压制人们的一切勇气，窒息一切野心，才会有安定；在这样的国家里，“老百姓应受法律的裁判，而权贵则受君主一时的意欲裁判；最卑微的国民的头颅得以保全，而总督们的头颅则有随时被砍掉的危险”〔16〕。不过孟德斯鸠是个欧洲中心主义者，需要举例子时他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土耳其，似乎忘了还有罗马帝国，也好像根本不知道公元前４３年的那场大屠杀。
屋大维等三人当时的所作所为表明，罗马共和国是该向帝国时期转型了。但欲有帝国，就首先要制造出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