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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子冈回忆说：“做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熙修，本该照惯例住进北京医院，但此时想住进政协近旁的一家市级医院都颇有阻力了。当时机关的审干领导，甚至要我写一份浦在解放前言行活动的材料，借此判断浦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再决定是否同意她住进那家市级医院。”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北医附属人民医院的病历上竟有这样一页记载：“住院号112936，今日上午十时余，病房全体休养员召开大会并写通令，对大右派分子浦熙修批斗，令其下午出院。”幸好医院里的徐大夫同情这个病人，常来她家给她治病，还教会她家的保姆刘嫂打针。这事后来给医院知道了，这一位好大夫因此受到批判。
金若年回忆说：“有一次她病得很重，民盟中央派王健同志去看望她。当时她提出的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民盟中央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她为此心里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经组织上同意，就把这些信件归还给她，她当时非常感激。”这时候罗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她已经没有可能向他解释，当时是在怎样的高压之下才万般无奈地把这些珍藏的信件拿出来的。在明知生命已经临近终结之际，逝去的旧情当然是无法追寻的了，但是至少，得把他给我的这些信件要回来，这里面记录了两颗心之间的深挚感情。
这时候，她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了深情的告别信、还写了一篇自传。结尾说：“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像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已快结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还是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自己。”
这里，她伤感地说“连家人都不来了”，她不知道，这时女儿冬林被关在学校里挨斗，妹妹安修，弟弟通修也都被斗得死去活来。
一九七○年三月初，冬林下放到河南确山北航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去看望病重的母亲。熙修知道，这是母女的永别，她流泪了。她知道女儿胃不好怕冷，把自己的旧皮猴、皮背心和皮褥子都让她带去。这皮猴还是她在朝鲜战场上穿过的。三月十九日，她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冬林：你走后的第四天就收到你来信了。我就是没有精神回信，今天决定打起精神来回信。你叫我坚强些，我接受你的意见。你走后我吐的回数更多了，吃牛奶都吐，现在早上只敢吃半杯，下午再吃半杯。但合乎口味的东西我还是能吃，如外婆这次做了素什锦，我就吃得很好。现在也没有人来看我，只有星期日下午外婆来一趟。托人买东西是困难的很。老张不大肯多尽义务。难得托他一次，特别取药困难，他就不肯去了，只好还是刘婶去，刘婶高血压一百九十，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你的新生活开始了吧，一定非常新鲜有意义，望你能在其中彻底改造世界观……”
这是她的绝笔。写这信后的一个多月，四月二十三日，她就在北京医院急诊室的走廊里与世长辞。只有刘婶一人在场，没有一个亲属。一代报人浦熙修就这样抱恨终天，悄然离开人世。她不知道，比她早几个月，袁子英死在上海提篮桥狱中。
浦熙修死后，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死去，接着是逮捕了江青等四人帮。一九七八年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一份文件中提出浦熙修的右派属于错划。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开了浦熙修委员追悼会。开追悼会的前一天，在北京医院住院的陆定一写信给袁冬林、士杰姐弟：
“得悉为你们母亲开追悼会的消息。我和你们的母亲相识在重庆谈判期间，她是一个很精明强干的女记者。那时《新民晚报》是她，《大公报》是高集，在宣传报道方面给我们党的代表团以很大的帮助。她文章写得快，文笔又好，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她和我党代表团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一九五七年，她遭到了打击，这一点我至今深为遗憾。现在给她平反，是完全应该的。”
漫画家华君武也写信给治丧办公室，对他当年那幅轻薄的漫画表示了歉意。
浦熙修，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她的向往，她的追求，直到最后她的苦难，都带有典型性。从她的经历中可以了解这一个时代。
老社长——李锐识小
老 社 长
——李锐识小
？ 钟叔河
南下干部进城，写信写通知，往往随便找张白纸，写好后先折成一指宽的纸条，再折迭成方胜状，写上收件人名和地址，便成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我拿着往报社去报到的，便是这样一封介绍信，上面写的是：
“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
称谓姓氏连写，如“林罗”、“刘邓”，是解放区解放军带来的习惯，我则初见，所以到了传达室，便说：
“找李朱社长。”
“李社长还是朱社长？”
这才知道“李朱”原是二人。
经武路二六一号，原为国民党将军潘裕昆的公馆（还记得二楼大厅门首，木板上刻着的联语是：“门有骅骝开道路，座看鹰隼出风尘”）。当学生时从它前面走过几回，见有卫兵站岗，很是气派。（经过风雨苍黄五十年，比起我自己现在滥厕其中的这栋干部楼，则又大为逊色矣。）而这时在门房中接待我的，已是身穿解放军装的传达同志了。
传达同志领我去见的是朱（副）社长，当即叫我跟两位记者一同下乡采访，第二天便出发。
李社长就是李锐，当天并未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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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也就是去几十里外的榔梨市（后来又到望城坡），一两个月后便回报社了。一回来才知道，那时的李社长，真可以说是整个“新湖南报”的重心和中心，牢牢吸引着大家的关心和注意。报社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讲起他的故事，几乎无例外用的都是欣羡的口气。这些故事，其实也就是他每天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比如说，院子里准备搭凉棚，一位几年后当了副社长的同志负责这件事。几天过去，不见动静，李锐问及，他说怎么搭棚架，用什么遮阳，还没考虑好。李锐便问：“你自己会搭吗？”“不会。”“那就请搭凉棚的师傅来考虑嘛！你只会生小孩对不对？小孩倒是会生，也生得蛮好，这该不必请师傅吧。搭凉棚，自己不会，就要请师傅，交给会做的人去做。当个区长，也要懂得领导方法嘛！老╳，我看你，当个区长还要费力哩。”
又比如，一位女记者写了篇新闻稿，李锐到晚班编辑室看大样时（那时报社负责人天天看大样，有时还要送黄克诚、周小舟看过签字），觉得没有写好。上晚班的都是男同志，李锐便用过去长沙男学生开玩笑的“口标”说：“╳╳这条新闻，真是鸡巴没有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巴毛。”正好那位女记者想知道自己稿子的处理结果，推门进来，恰恰听到这一句，也听到了当场爆发的哄笑。李锐一抬头，马上觉得失了言，连忙说：“╳╳不要误会，我是说，鸡婆没有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大家更加笑得一塌胡涂。
又比如，某次吃饭的时候，有人议论没有在座的某人“抢菜”，大有灭此朝食的味道。（当时实行供给制，二六一号楼下楼上大厅都作饭堂，八人一桌，另有机动席；李锐吃小灶，但偶而也在大厅和别人一道吃。）李锐听他说个没完，便笑着喊住他：“╳╳╳！你说某人吃饭抢菜，他当然是抢菜，但别人认为你也抢菜呀。某人也抢菜，可是却没有当你不在的时候背后说你抢菜，这大概就是你和他在抢菜这件事情上的优劣之分吧！”
这些故事，我多是事后听来的，可能会有些走样，越说越走样恐怕也不可避免。但说者眉飞色舞，听者津津有味，而说者听者当事者（如后来的副社长和那位女记者）都能持认同以至欣赏的态度，这就十分难得。盖四九、五○年间机关的气氛本来如此，而李锐的个人魅力，更是能够如此的重要原因。他首先是才足以服众，又能将自己置于和员工水乳交融的状态中，故能坦荡直率，以赤子之心相待，使群众对之毫无反感，即使话说得有点过火，或者出之以戏谑，也都能够被善意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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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对李锐产生好感，也是由于事后听说的一桩小事，不过因其与自己有关，便不会像听别的故事那样，欣赏过后便高高挂起。
那是在我下乡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下乡一行四人，两“老”两新，先在榔梨市附近搞了个把月。后来一分为二，我跟“老”中之一到了河西望城坡。在那里，我写了一篇通讯稿寄回报社，几天后便登出来，在乡下也看到了。回报社后，才知道这篇通讯稿的见报经历过一点小曲折。据告知我的人说，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李锐上晚班看大样时，对一篇通讯稿不满意（这种情形是常有的），说：“题目是好，文章却没写好；撤掉它罢，又舍不得这个题目。”旁边有人见他踌躇，便说：“同样题目的稿子，倒还有一篇，是不是用它顶上？”李锐要去一看，说：“就用这篇，赶快去排。”
这篇就是我从乡下寄回的那一篇（刘音其时还在新干班学习，见到登出的通讯后，高兴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直到一九九九年新干班五十周年纪念开会我们见面时，才复印了交还给她）。
上晚班时有什么意见，李锐常常用红笔批在大样上，第二天在饭堂里贴出来。听说，关于这件事，李锐同志批了很长一段话，意思是选用稿件要看文章，不要看作者的名字；老同志的文章未必都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云云。
“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别人的好”，对上半句话我一直表同情，虽为此受过讥讽，仍不想改口。文章除了被迫写的以外，总要自以为弄好了才会拿出来，别人认为好不好是别人的事，能够说好自己当然高兴，此亦人之常情，用不着矫情或故作不情吧。
在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对李锐便有了一种个人的好感，也就是知己之感。但我却从未为此问过李锐，更未借此主动去接近他。
李锐在《新湖南报》大概只有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调到省委去了。我只留下一本《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湖南的革命活动》的“初印本”，可说是他的纪念物。这是一本只在报社工厂排印几十（？）本，并未公开发行，是作为“征求意见稿”的书，牛皮纸封面，大十六开本，版心却是小三十二开的。作者在“前记”中写道，这是为了在上下左右多留空白，好让审读者批注；还开列了为写此书采访过的人的名单，其中有我父亲的朋友陈书农（五八年我被逐出报社后便租住在长沙市教育西街十七号他的院子里），还有两名“在押反革命犯”彭国钧和熊梦飞。书可惜在“文革”中被拿走了，不然倒是李锐著作的“珍本”，大
约连他自己也未必还收得有。
反正从五○年冬最多五一年春天起，我便没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