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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连他自己也未必还收得有。
反正从五○年冬最多五一年春天起，我便没再见过李锐。这一别便是三十年。三十年中，我和他都经历了太多的事故，但对他的这一点知己之感却始终存在我的心中。
三十年后，我从劳改队平反出来，第一件事是要找回流落到内蒙古达尔罕茂名联合旗去了的女儿，她在那边已结婚生子，一家人弄回湖南有很大的难度。作过许多努力，包括找到省委负责人陈情，但光在湖南仍无法彻底解决。之后，已经调北京的柳思为我去找李锐。柳思告诉我：“谈起你，李锐同志还有印象。他说，这完全是反右派、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问题，应该落实政策嘛。周惠现在在内蒙，我给他打电话。钟叔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也是他应该还的一笔帐。你叫钟叔河写份材料来，反正他又会写。能来北京的话，也可以到我这里来一趟。”
于是，一九八○年初，我因往北京访书之便，由柳思带领，到木樨地“部长楼”重见了阔别三十年的李锐，此时他已调中组部，正管着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的工作。原来在经武路，十八岁的我看三十二岁的他，是后生仰望高明，企慕却无从亲近；如今五十岁的我看六十四岁的他，层次虽仍悬隔，却因同历沧桑俱生白发，可谈的话反而多了。我正在策划《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黄遵宪、曾纪泽等人的出国载记都在编述之列，这些人又都是湖南以至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脚色，对此李锐和我都有说不完的话。还是柳思先提起我女儿的事，给周惠的电话便是当着我和柳思的面打的，总之问题便由此解决，我和妻对此当然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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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谈到了李锐为我做的两件事。批发通讯稿，在他不过日常工作百忙中之一小事（我看过他批过的大样，四个版上密密麻麻好多条），也许他事后很快便忘记了，却给了我做文字工作的一点自信，本来没打算在报社呆好久的，这时却打定主意呆下来了（至于在李朱走后我连年挨整，那是别人手下的事）。找回流落到内蒙的小孩，在他也觉得是落实政策应该做的，对妻和我却医治了心头最深痛的创伤，使彻夜为之不能成眠、泪水为之湿透枕巾的悲哀得以稍息，实在难忘。
我不大能够旅行，近二十年中仅到过北京四五次，但只要李锐在京，必定要去看望。他到长沙，也总要着人通知我，设法相见，互相讨论，并请我吃过几回饭（我则对不起，没请过他一回），既畅且欢。这时的我，总不免忆及魏武《短歌行》“契阔谈宴，心念旧恩”的句子，诗中表现的这种情感总洋溢在心头，不过嘴上没有说出来罢了。
若要评说李锐其人，一下子反而好像无从说起。想来想去，只有借用李锐八十岁时那副见者无不称颂的寿联：
庐山雾瘴巫山雨
吏部文章水部诗
这样的联语打死我也做不出，但它既工且切，确实佩服，深表同意。
吏部和水部都是李锐做过的官，中委、中顾委按理说不是官，地位却更高；寿联的作者却不是因为这个官才念之敬之，而是因为此吏部有文章，水部有诗。不然的话，历届委员、吏部、水部，名字多得记都记不清，数也数不全（至于在省里时所当的社长、局长、部长，则群“道”如毛，更无足数，虽然二十年来我们一直称他“老社长”）。说句不大恭敬的话，这文章和诗其实也未必写得如何特别好，可贵的是从庐山雾瘴中来，看破并揭穿了这重雾瘴；而巫山的雨汇成大水，泛滥成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却能挽狂澜于既倒，即使力有未逮，凭这份心志也就算得上中流砥柱，可敬可钦了。对于我这个不贤只能识其小的人来说，特别欣赏的还是诗文中有时捎带的一句半句“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和“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之类教人哭笑不得的警句，正所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于是我心目中的李锐何止可钦，简直可爱矣。
清人管同云：“古之所谓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李锐以研究毛泽东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晚年而树立了学术上的地位，世界上都承认他，历史上也会站得住，这是为中国和中国人做的大好事，也就是立了德；我却是个不研究政治，尤不喜谈政治的人，于此没资格评论。在事功上，李锐的大贡献是论三峡工程；我又不是学工程的，虽然从五八年到七九年整整画了二十一年工程图（若不如此折腾，真不知会多读好多书，多写好多字），但不过借以活命，故亦无评论的资格。所能够感知的，就只剩“又其次”了。
即使在立言方面，我也没有本事像作序跋写书评的人们那样讲出许多大道理。最为拜倒的文章，却是他最近发表在《同舟共进》上的一次“上书”（“上书”为昭明太子所定文体之一，《文选》编为第三十九卷，当然可以算是“言”），尤其是“上书”中那首“改唐诗”，刻画拼命争宠卖娇、力主大干快上的人，真是淋漓尽致，够得上《长恨歌》原作的大师级水平，读后不禁莞尔而笑，原来“老社长”尽管风云际会成了大政治人物——大政治学者，骨子里却依然同我们一样，还是个喜欢耍笔杆的书生，有那么单纯，有那么不怕祸隙，有时也还有那么一点子顽皮。
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峡工程有问题
作得出这样一首无情对，真是够损的了，此其所以为李锐欤，未可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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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那位母亲和写母亲的女儿，我的所知却几乎等于零。四九年至五○年在经武路二六一号，李锐住在楼上一套夹正房里。我从五○年三月起，即在楼上饭厅吃饭，在楼下一间后房中做事，吃饭前后见到李锐时不少。他很得意地从地主家书中发现了“买的买点，占的占点，骗的骗点”这段霸田霸产的自白，拿来作土改宣传的好材料，编发稿件的具体工作便是我做的。他对下属工作上要求极严，语气却不乏幽默诙谐，日常生活也不高高在上，我却从没有听他谈过自己的妻子和小孩。
那时范元甄也住在报社，但我极少见到她，偶而碰面，亦未留下“美人”的印象，更没见过她和小孩在一起。“六指子”（李南央的哥哥）时约三四岁，倒常在楼下各处转悠，抱在通讯员手里时居多，有些同志喜欢抚弄他，虎头虎脑很懵懂的样子。我因素不喜“呵”小孩，更不喜“巴”领导（李锐姐姐是我两个姐姐的体育教师，要套近乎还是有话可说的），所以一次也没有去逗过“六指子”，更不要说小妹妹了。
在通讯员和部分南下女同志中，有时也悄悄传说过“李社长怕老婆”之类的话。这和我心目中李锐的形象联系不起来，偶而想想，也许是“一物降一物”吧。
李锐调北京后，有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大鱼网主义》，署名“孙元范”。我知道是李锐的笔名，“孙元范”斢一个头，不就是“范元甄”么？这时又想，李锐还是曾经很喜欢自己老婆的吧。
初读繁体字本《六十年恩怨情仇》，议论很多。我的第一反应是，文字很好，李锐有后（人）了；至于“恩怨情仇”，则清官难断家务事，也懒得去断。及至细读到“这样一个母亲”说什么“现在像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几乎没有了”，读到“这样一个母亲”和“某某某”睡在一起被“某某某”老婆撞见，起身穿好衣服说声“对不起”出门，这才真正同情起写文章的女儿，同情起女儿的父亲来。
看来，虽然我只能“识其小”，虽然我欣赏的只是四言联、无情对，但在对待江青式的“革命”和在这种“革命”的名义下“大干快上”的“左”的丑恶，自己感情上的取向还是分明的。
“老社长”今年八十四，最近读到他的新作，自称耄耋，应该说他也真老了。我今年亦已满七十，过了可以称老的线，身体则远不如他，脑出血一两立方厘米的情形已发生过两回，医生说再发就性命难保，很可能先他而去；我又从来怯于旅行，即使不溘先朝露，恐亦难有再相见时。这篇文章早就想写，总想写得像样些，便拖了下来；而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只怕越拖越难“进入状态”，故此次决心应周实之邀匆匆下笔。文章当然比不上高手，意思却是真诚的，刊出后“老社长”自己总会看一下，如有错讹，也好更正。
我为去世的友人唐荫荪写过《写挽联》，为健在的友人张志浩写过《卅七年前两首诗》，这回又写了这一篇。真希望还能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和现在还存在着的友谊再写点什么，趁彼此都还来得及的时候。
左倾心理病
——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 王若水
李南央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具有一种震撼力，这是因为她如实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某种典型。这种典型曾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最早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后来是谌容的《人到中年》中的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当然还有其他。不过只有这一次（政治人物的传记除外）才作为真人真事出现在李南央的文章中，而且有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性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在当年那种政治气氛和政治教育下，一个党员受左的影响本是自然的；问题在于范元甄不是一般的左，而是左得出奇，左得难以理解。列宁用过“左倾幼稚病”这个名称；范元甄的个案却不是幼稚问题，而恐怕是心理上的不正常。但是，这又不是纯粹心理学的问题，必须联系产生这种性格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来了解，所以我采用了E·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这个概念。
女儿是最了解母亲的；李南央已经对她的妈妈的性格形成作了很中肯的解剖。我这篇文章只是在她的文章的基础上作一些进一步的探索。
没有温暖的革命者家庭
打从记事时起，小南央就看到母亲折磨父亲是家常便饭。五十年代，范元甄和李锐吵架，很多时候是为婆媳矛盾。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婆媳矛盾本是平常事，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却往往会带上政治色彩，变成“阶级斗争”，处理这种事如果心软就会变成政治立场问题。范元甄认为李锐不该对他的妈妈有温情，因为她是地主。李南央说不是；即使不是，范元甄也一定要说她是。人们很难弄清，到底范元甄是因为婆婆是地主而不喜欢她，还是因为不喜欢她而一定要说她是地主。即使是地主，难道就一定是坏人和恶人吗？李锐母亲三十二岁时守寡，一人含辛茹苦，供养子女读书。李锐是独子，十七岁时离家上大学，倾向革命。为了寻找共产党，李锐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从此渺无音信。老人急得几乎发疯。十二年后，故乡解放，老人才见到儿子。这也确实不容易。李南央长到二十七岁时才第一次见到奶奶。原来听妈妈灌输的一套，奶奶是个又刁又狠的“恶霸地主婆”，见面以后才知道她是一个瘦弱善良的老人，成天想念着儿子。奶奶一辈子想跟儿子家住一阵，由于媳妇反对，至死未能如愿。
李南央九岁时，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