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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李南央的话说，这是“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范元甄需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而要证明这一点，“大义灭亲”当然是最有力的行动。这样，她的大弟就成了证明姐姐的“革命性”的牺牲品了。我并不是说不要大义灭亲，而是说这种“大义灭亲”是要加引号的。我也不是说范元甄本人明确地意识到她的行为的不合理处。这种真实的动机可能隐藏在她的潜意识深处，而被她自己用冠冕堂皇的革命词句掩盖起来了。
范元甄对婆婆和自己的大弟如此，对自己的小弟也差不多。这个小弟“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知道在土改时期，有些表现很左的干部恰恰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们知道，让他们参加土改是对他们的考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批评为“立场不稳”，于是他们采取“宁左勿右”的立场，以表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实际上，在内心深处，他们未必觉得那种做法是合适的，但对他们来说，“表现”得革命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作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斗争性”强，要显得左一些。这样，即使挨批评，上级也还是会觉得这个同志的革命性是没有问题的，说不定还觉得自己“左得可爱”哩。
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之所以能泛滥，因为党的领导就觉得“左比右好”。毛泽东不是说过吗：“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总之，虽然有错误，还是自己人。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就不同了。“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3—424页）。照此说来，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那就难怪许多党员和干部要“宁左勿右”了。
那是革命的年代，“革命”是最有魅力，最使人向往的字眼。“革命”是和“真理”、“光明”、“进步”、“伟大”、“崇高”、“英勇”、“壮丽”、“辉煌”这些字眼连在一起的（保尔·柯察金不就是这样的英雄吗？）。革命——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革命——这是当时现实的主旋律。哪一个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不以革命为荣呢？既然革命的领导者和代表是共产党，又有哪一个进步青年不以作为这个党的一员而自豪呢？我想范元甄属于这种情况：她要争当革命先锋。对不革命的人来说，她是革命的；在革命的队伍中，她又是最革命的。她如此迫切地渴望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性，以致这种行为是否真对革命有利反而顾不得了。
这就是范元甄的心情：她的家庭行将没落，她必须改换门庭，另寻出路，在新兴的革命阵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是渺小的，可党是伟大的；她是软弱的，可党是强大的；她是无足轻重的，可党是在创造历史。既然她把自己融入了党，她就提升了自己，分享了党的光荣和伟大。可这要付出代价，要经受考验，要作出牺牲。本来，革命者是应该有这种准备的，可是有些对党员提出的要求，却是不合理的、过左的。于是，范元甄就有那种铁石心肠的表现。这对她大概并不是难事，因为她本来就是自我中心的。
表现过左的人有好几种情况。一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用伪装的革命来骗人；这种人是极少数。另一种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不是过左；这种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容易改正的。多数有左的表现的人是要革命的，但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中可能夹杂着或多或少不纯的成分。
看来范元甄的“革命”表现并没有白费：她得到了信任。建国后的五十年代，范元甄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在航空工业部所属的一个大型仪表厂任总工程师。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这是她一生的顶点。
制度的牺牲者
转折点在一九五九年。李锐因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而被贬斥，范元甄也遭株连，被发配到一个车间当炉前工，身体又有了病，精神似乎垮掉了。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李锐和范元甄再度离婚。本来组织上是准备给李锐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范元甄写了长篇材料送上去，揭发李锐的反毛言论，连邓小平也看到了。
李南央说：“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
一九七九年李锐平反出狱，范元甄曾萌生过再次复婚的念头，未果。范元甄在文革后没有工作，李锐却在陈云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范元甄对此切齿痛恨，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台誓不罢休。后来果然抓住生活费问题大闹特闹，到处告状。
范元甄认为自己比李锐革命，可是党组织偏偏欣赏李锐而冷落了她，这使她心理不平衡。这种心理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拼命贬低李锐、折磨李锐。正如李南央所说，她的父亲李锐“越到晚年越加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越见升高”。相比之下的范元甄却一蹶不振。“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生积怨横加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我想我妈现在活着惟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
还有家里的老阿姨，更不知受了她多少气。这个阿姨晚年落了个毛病，不能提范元甄，一提就失声痛哭。
这种折磨人的性格可以追溯到范元甄的儿童时代。那时在家里，她就是小霸王，脾气很大，一切都得依着她。据李南央叙述：“南下时，我妈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妈妈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姐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我在前面说范元甄失去了自我，是就她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判断能力这一方面说的。左的统治要摧毁个人的独立性，把每个人变成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左的统治又需要利用一些人去整另一些人，所以它又强调斗争。这后一方面不是和范元甄原来的性格不谋而合吗？于是在很多场合下，这种好斗的、折磨人的性格就会以“革命的”的形式出现，不但用不着改造，而且具有正当性，应当发扬。毛泽东不就是喜欢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吗？
可叹的是后来不管范元甄如何表现得“革命”，党却再也没有认可她。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现在她这种人已经过时了，不吃香了。范元甄一定越来越感到孤独，她只好生活在幻想中。
一九九四年李南央最后见妈妈那一次以老太太的大打出手而告终，只因为李南央看到姥姥对孩子发急了，说了一句“要平等讨论”，这一下引爆了：“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接着就暴风雨似的对女儿和孙女狠狠乱打一通，打得李南央满脸是血，拉着女儿狼狈而逃。
为什么会表现得这样歇斯底里呢？因为范元甄被刺痛了。为什么这样容易被刺痛呢？这不是有自信的表现；恰恰相反，是虚弱的表现。在这种过度反应的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这种自卑，范元甄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是深埋在她的潜意识里面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迹象察觉出来。比如，范元甄数落女儿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回来是“打发叫花子”，骂女儿是“美国狗”，可是女儿给她的美国货（西洋参、不粘锅等）却照收不误，而且要女儿替她买这买那。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她对女儿的辱骂其实是嫉妒的表现。
李南央说，早在妈妈下放干校时，“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在哪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到美国后，李南央托朋友去看看妈妈，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大果篮作礼品，没料到表面的好水果下面是一层烂桔子。这当然是上了奸商的当，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过了快一年，范元甄见到李南央时，还大骂一通。可见，她对送的东西是很在乎、很计较的。这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相去甚远。范元甄挖苦那个朋友说：“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里，腰里的BP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李南央评论得很好：“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真的，如今这世道，是个谁都想当个经理，腰上BP机乱叫……还有谁会记住老人家呀？”
然而，既然范元甄对物质的生活用品那样重视，那么她在内心深处对这种人没有嫉妒吗？BP机现在不稀罕了，可在九十年代初，名片上的经理头衔和腰上的BP机，都是身份和财富的标志，都是可以炫耀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就说明有钱，就会拥有范元甄想要而得不到的一切。
范元甄批评过“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她自己对金钱是什么态度呢？下面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了。范元甄的小妹有心脏病，不到五十就死了。最后一次犯病时，想向姐姐借点钱。这位姐姐当时倒是寄了二百元去，可是没过几天，就一封长信追过去，大骂小妹没有良心，只知向她要钱，却对她漠不关心，殊不知她的身体也很坏，就因为给小妹寄了钱，这个月没有买补药。小妹看了信，气得马上把钱退回，几天后就咽气了。临死前嘱咐：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看着妹妹病危也不肯解囊相助，这种行为像是守财奴而不像是无产阶级。由此可见，范元甄并不是真的憎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对在改革开放中富裕起来的人的反感，不过是一种失落感的表现，因为现在这些都没有她的份了。
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造出某种社会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这是有普遍性的。凡是从那个左倾思想猖獗的年代过来的人，恐怕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左的影响吧。当然，这不是说范元甑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在那个时候，范元甄这种人是正面人物，是受到鼓励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新时期，经济体制起变化了，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接受了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过去不敢想的问题现在开始敢想了，过去不敢说的话现在开始敢说了。左的东西已被人们厌弃了。虽然左的东西仍存在，但也要变换一些花样，才能有市场了。可悲的是，范元甄却依然故我。外在的政治压力放松了，可是她仍然带着旧的精神镣铐，自己束缚自己，因为她已经把外在的束缚内在化了，以至于不能意识到那是镣铐。她仍然忠于那个改变前的体制，于是，她终于被体制抛弃。归根结底，范元甄也是一个制度的牺牲者。
并非家务事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及《答读者问》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