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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家务事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及《答读者问》读后
？ 李冰封
一
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发表于《书屋》杂志后，经过好些报刊的转载，在广大读者中引发了一阵“冲击波”。据我所知，大多数人对此文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人不大赞成写这样的文章，或怀疑此文的真实性。一篇世间少有的非难自己母亲的文章，在各种各样的读者中，引发各种各样的评论，这自是必然的现象，不过有些问题确也需要解释清楚。针对读者的看法，李南央又写了一篇《答读者问》，发表于二○○○年十一月《书屋》杂志上。《书屋》主编周实想找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士，就这两篇文章写些读后感，编出一本书，约稿于我。我答应了。其实，说我了解情况，也并不全面。我只比较了解李锐的情况。因为我年轻时，就在李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后来，除去那二十多年极不正常的岁月外，也一直有些来往。几十年来，我对他的人品、学识、才干、胸襟、抱负、道德、文章，都十分敬重，一直尊之为师表。对范元甄则并不了解。一九四八年，我调到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社时，听说范早在一九四六年去了东北；李则刚刚离开报社，也去了东北。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后，我们同范不在一个单位工作。虽然见过面，但好像没有说过几句话。她给我的印象是：十分精明能干，却也有点高傲，不大爱搭理我们这些小青年。而李锐对我们则又从来不提他的家事。所以，对李南央写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九十年代初，记者宋晓梦要写李锐的传记，到长沙采访时住在我家。她要了解李锐的家庭情况，是我两次陪她去访问李婉华大姐的。在大姐的谈话中，我听到一些情况，当时思想上颇为震动，不过事隔数年，有些细节也记不大清楚了。这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地去访问了大姐，她虽已八十七岁高龄，但思维清晰，记忆准确，她提供的一些情况，有助于我写成这篇文章。
二
由于熟知李锐，这篇文章还是要先从李锐写起。
我以为，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毕生追求民主和科学的老一辈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学者，在李锐身上，铭刻着四个最重要的特征：
一、他一生的言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不论自己处境如何，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同范仲淹所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颇为相似。更可贵的，表达这种责任感的内容，又是不断地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而前进；表达的方式，往往又是同他敢讲真话、不计个人得失的可贵品格结合在一起。这种品格同极权体制是相矛盾的。远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以及以后一系列的灾难性遭遇，似乎都可以从这个根源中找到原因。在开放、改革的二十多年来，他对某些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仍然发表并坚持自己的看法从而遇到麻烦，似乎也可以从这个根源中找到原因。
以天下为己任，始终随着时代潮流前进而前进，敢讲真话且不计较个人的祸福得失，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具备这种品格（这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共产党员应当六不怕），但是真正具备这种品格的，能有几多？因此李锐身上铭刻着的这一特征（他的“八十自寿”诗有句“六不怕唯头尚在”），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特征，使他赢得包括老、中、青三代许多人的尊敬。
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主要的、根深蒂固的危险来自“左”。所以，几十年来他一直奋力反“左”。“曾探骊珠沦厄运，仍骑虎背进诤言。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这是他的六首“八十自寿”七律第一首中的两联。的确如此，几十年来，尽管在惊涛骇浪中饱经风云变幻，他没有“左”过，有的只是对“左”的抵制和反击。
一九四八年，我进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社时，他已离开那里，还是经常听到同志们在平常言谈中，流露出对他的怀念。怀念的内容之一，就是他最反对“左”。开始，我分在新闻部，部领导是已故去的黄华。黄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当时，在解放区流行一种说法是：“宁左勿右”，“左总比右好，因为左只是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而这种说法，在《群众日报》却没有市场。黄华说：“这是因为李锐同志最反对‘宁左勿右’。他说过，怎么能说‘左’只是方法问题呢？‘左’还有严重的个人思想品质方面的问题呢！搞‘左’的人，往往动机不纯。如今，‘左’对革命的危害，比什么都大！”
那时，为了配合土改，根据中央和冀察热辽分局的指示，都开展“三查三整”运动。有些单位很激烈，“搬石头”，批斗，打人。干部中自杀事件也时有所闻。但报社的运动却进行得平和，只过过“民主生活”，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行，同志之间也用不着彼此戒备。当年《群众日报》社工作出色，不搞“左”的那一套，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群众日报》社的老同志还告诉我，在“三查三整”刚刚开始时，报社发生过一起自杀事件。电务科一个新参加工作的报务员名叫韩志新，因土改时和地主的女儿谈恋爱，在电务科的会上，有人上纲上线，批他“包庇地主”、“接受贿赂”，很是激烈，韩思想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了。四十多年后，李锐在写《群众日报》的报史回忆录时，还作为一个重要教训重提此事。宋晓梦写《李锐其人》一书前，看到了李当时的日记，其中他还提到立即去现场时，“哀恸之至”，并自责“关心同志不够”。
南下到湖南后，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一年初，李锐主管《新湖南报》。这一段时间，虽然在干部中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但“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小运动”，还是连续不断。那时，在报社内部，都只是学习学习文件、谈谈自己的看法就行了。那些年，《新湖南报》办得较好，在全国省报中名列前茅，原因自然同领导得力，上下左右紧密团结，大家在和谐相处中能把潜力充分发挥分不开。
在《新湖南报》社时，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大约是一九五○年上半年，我编副刊，工作上的事要经常请示他，有时也闲谈一些事。那时有一种“和平土改”的主张。李锐明确地说过：“依我看，在目前条件下，用和平方法去改变旧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这没有什么不好嘛。全国政权都在我们手上，怕什么。‘和平土改’可以避免过去在北方土改时出现的‘左’的弊端。”现在看来，当时能这样思考，实在很不容易。当年土改还是北方老一套，搞“复查”、“纠偏”，到处是杀气腾腾。
三、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待人真诚，讲情义，且心地善良。凡是同他较长期接近的人，都可以品味到他性格上这些突出的特点。早几天，访问婉华大姐时，我们谈到他的这个特点，大姐说：“他从小就是这样。据母亲说，这种性格，很像父亲。”
他不满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李积芳一九○五年公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袁世凯称帝解散国会后，李积芳到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支持护法讨袁。李锐是母亲抚养成人的，没有当年那样开明的母亲，三个子女不可能在长沙读书。后来李的夫妻生活中，在如何对待他的母亲问题上，可能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歧。范元甄在这件事上的一些做法，使他母亲伤心，也不免使全家人伤心，当然也使他本人伤心。所以，在这里，要约略介绍母亲和儿子间的一些情况。
母亲李张淑，出身贫苦，由于父亲的支持，得以进一九○七年创办的平江启明女校读书。那时，大家庭里不给她读书的费用，是丈夫从留学的公费中省下一些钱，支持她读到简易师范毕业，并以第一名考取当时著名的长沙稻田女师。考取后未入学，民国二年即随丈夫来到北京。三个子女都是在北京生的。一九二二年，在长沙，李积芳患心肌梗塞突然去世，李张淑刚三十岁出头。丈夫去世时，她跪在灵堂，剪去满头长发，发誓要继承夫志，克服万难，把几个儿女抚养成人（三女一男，小妹妹随即夭折）。安排好丈夫的丧葬后，李张淑向平江老家的婆母提出分家，好不容易分到每年约可收百担租谷的田产和街镇上一间铺面，委托老家亲属代为收租。
由于战争年代，收入的租金有限，母亲带着三个子女在省城读书，主要靠举债度日，很是艰难。李锐有五篇《童年琐忆》（刊于1988年1期《随笔》杂志），具体描述他童年生活——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坠入困顿后，看到的世间面目，如何度过那些艰辛、清贫的日子。如全家一星期才吃一次肉，且只买四两（老秤十六两为一斤）。母亲家教极严，规定两个姐姐必须争取读公费学校，好让弟弟读办得好的私立学校。经过母亲的筹划，大姐在上海两江女子体专插班，一年毕业，一九三四年后就在长沙的女子中学教体育，得以支持弟弟上大学读书。
这样一位母亲，在旧社会年轻守寡，忍辱负重，克勤克俭，把儿子抚养成人，真是大大不易。更为可贵的是，她还受丈夫的影响，同情共产党，支持儿女参加革命。李锐又重情义，重感情，对这样的母亲表示敬重，也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不敬重，那倒是不正常的了。而媳妇却处处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左”的教条对待婆婆，婆媳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自然就很难避免了。
四、在革命和建设的每一阶段，李锐都重视知识分子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对于有才干、有见解、有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尤为重视。这就是许多人都说的，他“爱才”。他把知识分子称之为“社会的头脑”，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这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作了深刻的阐述。但他对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也毫不迁就、迎合。九十年代初，他曾给我写信，提到应该有些创作，鞭挞现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谄、软（软弱）、卑（卑下）、丑（丑恶）、贱”等性格上的缺点。
如果我没有理解、概括错的话，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就构成了李锐生命历程中熠熠发光的亮点。沿着这四个亮点，去观察、理解、思索，人们就懂得了他生命的火炬能不断熊熊燃烧着的原因。
三
现在，就要谈到范元甄了。前面提到，我对范的情况并不了解，以下写的一些零星情况，来源有三：一、某些了解情况的老同志早年的判断；二、婉华大姐提供的情况；三、李南央文章中提到的思考线索。这些零星情况，我无法进一步归纳整理成为系统的看法，只按上列来源次序叙述如下：
一、八十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开会时，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