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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瑞德的话说，虎骨酒会让人毛发竖起。而每周五会有真正的毛发竖起，因为理发师来了。
延安生活（2）
尽管共产党人在招待他们时温和亲切，但见惯世面的使团成员认为他们尚显粗糙。欢迎使团的第一次重要宴会是在一个大厅里举行的。当时没有提供食物，也没有饮料。欢迎仪式仅限于一些讲话和男女童声合唱团的演唱。〃迪克西使团〃成员在延安时看了许多话剧。话剧多为娱乐性的，还配有宣传海报，演出很精彩。事实上，演出质量之高，连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这位长年担任《纽约时报》戏剧评论家和战时该报驻华记者的美国人都被打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附近创办了一所戏剧学校，这也许提高了这些话剧的演出质量。在戏剧学校进修的学生在那里学习以唱为主的中国传统戏剧。
政治也不时渗透到社会生活中。1945年6月，叶剑英将军举行午宴，为几个离开使团的成员饯行。几杯白酒下肚后，叶开始批评使团，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同时还继续支持中国法西斯。双方并没有公开交换意见，但这件事表明，在使团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但归根结底，这些衣衫简朴的共产党人在他们诚挚的谈话中并没有警告美国人。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而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使他们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
舞会是另一个普遍的娱乐形式。舞会要么在居住区的果园里，要么在会议室里举行。最初有一个旧的留声机放音乐，因为共产党人和使团成员都没有乐器。后来中方组成了一支临时乐队，乐器有口琴、破损的小提琴、笛子和一些五弦琴。他们演奏美国老歌、华尔兹舞曲和中国乐曲。中国人会为美国人跳起民族舞蹈，作为回报，美国人也会跳起美国当时流行的舞蹈，如康加舞。有时中国人也会跳一种类似于康加舞的舞蹈，叫〃秧歌〃舞，里面有弯腰和挥手动作。朱德几乎参加所有的舞会，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也经常参加。毛不穿外套，只穿着白衬衣和黑裤子出现在其他客人中间，与那些邀请他的女孩儿一起跳舞。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名义上来执行联络任务的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也常常被邀请到这些娱乐活动中，受到极为有礼的招待。
美国联合服务组织（USO…UnitedServiceOrganizations）的部队或士兵舞蹈团从未访问过延安观察组。但其他人来过。有时他们成群结队地来。一次，一些从重庆来到这里参观的官员带来一部用汽油发电的电影放映机和一部电影。电影在一间挤得水泄不通的屋子里被反复播放。最后作战情报处的官员送了一台放映机给中国人。〃迪克西使团〃借了这台放映机，为每周乘飞机前来参观的人放映电影。最终，共产党人也要求获得一部新的留声机和新唱片，他们通过同样的渠道获得了酒、香烟和美国式食品。
很多中共领导人定期去观看电影，但毛泽东和他的夫人很少去。但1946年春天，毛夫人开始经常地去看电影。当时的使团指挥官杨照辉将此看做一个信号，认为尽管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他们还是很重视使团的。当美国人知道中国人要来时，他们努力放映一些音乐片，而不是复杂的故事片，因为故事片镜头出现在屏幕上时很难翻译。有时在电影放映前，叶剑英将军会通过一个翻译谈论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每个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将一部电影翻来覆去地看，以此填补夜晚的空虚。
1945年7月，战略情报局派到〃迪克西使团〃的约翰·高林制作了一部电影，名为《延安使团》，是关于使团的日常生活和战略情报局要向共产党人展示的东西。就在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向包括战略情报局在内的全战区下达指示时，他将制作完的电影送到重庆的战略情报局总部。魏德迈的新政策中包括指示延安的观察组与共产党人保持距离，不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供应，也不对他们许诺。因为有这一指示，重庆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理查德·P。赫普纳（RichardP。Heppner）上校决定将高林的电影剧本呈给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赫普纳担心，尽管从事实角度来看，电影剧本并不令人反感，它没有涉及重要政治事件，也没有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但剧中一些部分对正在延安进行的计划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尽管大使非常渴望这部电影能上映，但他坚持先看过剧本再说。在电影完成后的50年里，它其中的一些片段还被一些关于20世纪中国的纪录片使用。
在没有电影或舞会的夜晚，来到延安的人们就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关于战争的消息。他们很快就发现，新闻里很少提到有关中国的消息。通常由一个人戴着耳机在上午11点收听夏威夷檀香山的新闻报道，然后将它打出来并粘贴到公告栏上。有时从敌人那里能获得比盟军还多的新闻报纸。东京的《朝日新闻》在出版后十天就能在延安看到，包瑞德觉得这样非常好，而且是体现共产党效率的实例。他相信他们从《朝日新闻》上能够梳理出关于战争的情报。
总之，因为有任务要完成，有当地景点和重要地方要参观，有舞会和其他可以参加的娱乐活动，这些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可以一直忙碌下去。当他们有空余时间或是想打垒球时，就打乒乓球或是排球，有时与中国人对打，还有一次他们与日军战俘打垒球，因为传统意义的安全在延安几乎不存在。
延安生活（3）
打野鸡是人们特别喜爱的一种消遣。山上好像有无穷无尽的野鸟，但没有人监督狩猎。有时打猎和探路合并进行。就像布鲁克·多兰和他的朋友戴维·R。加斯科因（DavidR。Gascoyne）少校所说的，他们要去西藏边界的乾鹿（ChienLu）去〃探路〃。他们实际上是打野山羊去了。
飞往延安的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也总是想去打野鸡。他们经常与〃迪克西使团〃的人和共产党领导人，如朱德将军一起去打猎。朱德极其喜爱这项运动。他们在朱德的警卫的陪伴下，将车尽可能远地开进山里面，然后换为骑马。中国士兵礼貌地帮助他们上下马，在下山的路上，帮他们牵住缰绳，防止马上的人摔下来。士兵们还帮他们拿着枪，直到他们要射击为止。在这种探险中，美国人总是请朱德放第一枪。
在延安，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期待的事件就是飞机的到来，尤其是大约每两周从上海飞来一次的送信的飞机。当人们听到空中有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时，就都奔向机场。如果期待中的飞机并没有出现，人们一下子就会泄气。
当一架飞机飞往延安时，延安机场要事先得到电报通知，以便打开无线电射束，引导飞机着陆。但有许多时候机场得不到飞机到来的通知，或是电报在飞机到来前一小会儿才收到。有时，预定航班的通知在飞机抵达又已离开的两三个小时之后才收到。这一混乱状况有时候意味着需要的物资没有送到。据使团执行官杨照辉说，令伊顿非常痛苦的是，感恩节的火鸡没有在12月10日运达，他们只得吃罐装火鸡和午餐肉过感恩节。
观察组需要外面的世界提供物资，这样生活才可以忍受下去。当然有些东西是完成指定的任务所必需的。比如说，他们需要自行车的零部件、汽车的汽油，尽管观察组只有非常少的机械化交通工具两辆载重250公斤的吉普车、四辆载重750公斤的战车和一些自行车。冬天，他们用酒精充当防冻液，或是每晚将车的水箱抽干，以防冻裂。发动机裂开或是车上的零件脱落或磨损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使团与外界隔绝，很难找到替代品。有时使团成员要买到新衣服和熨衣服用的木炭和熨斗都成问题。
包瑞德的继任者威尔伯·J。彼得金中校希望飞机多来几次。他也抱怨，由于他们住的地方太拥挤，新到的物资必须放在两英里外的中国人的宾馆里。在彼得金看来，住的地方太小了，以至于所有的工作空间都被睡觉的地方先行占有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在同一个房间里工作和睡觉。连使团团长都不得不与另外两个官员睡上下铺。这样的环境使得人很难集中精力，会议也很难安排。有时候，三个人共用一台打字机，第四个人就只有手写报告了。这里没有隐私，也没有个人空间。这也使彼得金要求有一个保险柜，以便安全地存放文件和钱。
尽管情况开始时很糟糕，但使团逐渐变得像一个小型军事组织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共同努力，建立了一条新的飞机跑道，它足够长而且很结实，能供轻装的C…46、B…25、B…24和B…29飞机起飞。他们还建了一个厨房和杂物间，并用〃弹簧〃绳将木架床改造成了上下铺的床。当然，建新房子和机场跑道的建筑材料需要空运过来。新建的房子里容纳了气象设备和气象员、一个发电机、收音机、一个密室、一个作战室和一个暗室。美国人在那里冲洗他们旅行时或在延安各处参观时拍的照片，这些拍照都是不受限制的。共产党负责拍照的吴先生也使用〃迪克西使团〃的暗室，有时是为他自己洗照片，有时也为美国人洗。他的工作并不收费，但他会得到胶卷作为礼物，或是其他难得的照相器材。
〃迪克西使团〃的行动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军事机构。例如，他们不像其他军事组织一样做早间的汇报。当他们向使团团长汇报时，他们也同时向将其派往延安的原来的组织汇报。从包瑞德开始，使团就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使团成员都认为他很精明。他们尤其佩服包瑞德会说好些中国方言，这也是他本人引以为自豪的本领。像使团中其他人，尤其是最初的参加者们一样，包瑞德有长年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有几人是老〃中国通〃，而且也是传教士家庭的孩子。
但使团不可避免地存在人事问题。一些问题相对较小，容易解决。例如有一次，瓦尔特·格雷斯在一次舞会上对一个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共产党非常严肃地对待中国女子与美国观察员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告诉包瑞德，他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包瑞德马上警告格雷斯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他就得离开使团。没有证据显示这样的事情再发生过。
其他一些问题与使团的内部工作有关。彼得金抱怨说，应该派一个军事情报局的人到延安来训练新来的人，〃迪克西〃毕竟是军事情报局的一个使团。使团只有两个人懂战斗序列的这一事实也让彼得金担心不已（应该有三个）。
他们有时饮酒过度。团长发现如果喝酒的人是一个军官时，问题尤其难以解决，因为军官与士兵打得火热。例如，彼得金就认为斯特尔是一个〃聪明但懒惰的酒鬼〃。空地救援组的詹姆斯·伊顿上尉则以另一种方式令彼得金头疼，他怀有空地救援组的人所特有的〃领土扩张〃的想法。彼得金也不喜欢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AACS…ArmyAirwaysmunicationSystem），认为他们的人都是满腹牢骚、不断制造麻烦的懒人。杨照辉不满意他的炊事兵威廉·英格（WilliamEng）下士，他好像总是学不会如何把伙食账弄清楚。
延安生活（4）
观察组成员之间也发生了最初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