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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显而易见，心理学在这些不同章节里所运用的结构是因领域的不同而不同的。这种差异倒是充满着希望的，因为在尊重差异和从这一结构可能过渡到另一结构的情况下，迟早会有结构的协调问题发生。然而，从这样一个变化与互反性的系统中很可能产生出今天只是作为理想的心理学的基本统一。
A。抽象模式就这样成为心理学一切领域中多少是常用的模式。为了从单纯心理学的观点来加以研究，人们出版了专门性杂志，还经常举行讨论会。因此人们不免要问，这一倾向从何而来，特别是它将把心理学的一般解释方式引向何方，在心理学对它所发现的事实的反应方面，这些解释方式构成这门科学的精华。
在其根源方面，抽象模式首先只是产生于对规律的精确陈述所作的一种能达到数量和质量上精确性的努力：费彻纳的对数规律或胡尔最初的一些学习规律只是处于这种抽象的第一阶段。一旦有许多规律要协调，就需要有一个总的演绎。胡尔随后在其形式化的系统中所达到的正是这个层次。但是尽管人们时常滥用模式这个名词，直至把心理学运用的全部推理都包括进去，可是只有当它有一个比所研究的实验领域里所考察的规律更加普遍的框框和一个不仅能列出公式和提供预测的可能性，而且还能在模式的运算变化与需要解释的现象的实际变化相一致的情况下提供一种解释源泉的框框时，这一名词才获得其充分意义。比方说，韦伯…费彻纳法则的一个概率性模式就是解释性的，如果一个其连续可能性只能成倍增长的记录机制（相遇等）与主体评价的相加系列相符合的话。
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讲抽象模式呢？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和需要解释的具体机制合而为一吗？而且在心理学解释的一切可能方面（有机论、社会相互作用、行为的连贯等等），人们永远只遇到一些非常具体的因素，似乎只要把这些因素列成方程式便能达到所寻求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在实际中，人们不断遇到要在各种各样中间变量中作出选择的必要性——实际上是作出结论；同时也因为在人们可能需要一个相当确切的假设性解释以指导继续研究时，由于缺乏数据，使这一选择变得困难或不可能。这
时，抽象模式的巨大优点就是能从假设采用的观点中抽取充分的必要条件，并能以相当普遍的形式把条件表达出来，而且因为是抽象的，所以能适用于许多不同的具体实现。换言之，抽象模式不是与心理学所需要的、心理学继续研究中仍将建构的具体模式毫无关系，它只不过覆盖了许多可能的具体模式，因而在因为形式化不得当甚至表达不得当而过于一般的假设与经过分析随后能成立的并能经受实验检验的特殊假设这二者之间构成必要的中介。
B．此外，在抽象模式实际运用方面，以及现在应该从心理学一般倾向的观点给予抽象模式的解释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确定抽象模式对所研究的现实的客观的、也可以说是本体论的适应程度问题。当然，对注重可观察之物的实证主义来说，抽象模式达不到“实在”，因为“实在”在可观察之物之外便失去意义。因此，跟一切逻辑…数学结构一样，抽象模式只构成一种方便的语言，其方便性表现在从主体的观点来看的简单性和它具有导致预见性的能力。但这时预见的成功与模式运用的实验规律有关，而并非由于模型可能有的表达一种根本达不到的隐蔽实在的属性这种能力。相反，对于那些相信有一种超越可观察之物的实在和有因果解释之可能性的人们来说，抽象模式只有在提供能说明可观察之物的、有关实际的但仍然是隐蔽的过程的看法，并因此有利于解释时，才有意义。然而，在这一意义上的解释性模式之外，还可以从这第二个观点，设想一些仅仅有利于简便的和习俗的表象的模式，但这是在没有找到好的模式之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临时表象具有启发价值并导致更为适当的模式。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模式的这个真实率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性的认识论问题，而且还确实起着实际作用，这就是“正常的”或高斯的分配曲线这个极为简单的例子。不久以前（至多一二代人），心理学家还依然从智力或能力如同身材那样“正常地”分配于所有同质的人群这一先验概念出发。这是一种实在论观点，丝毫不是唯名论观点，但不知不觉中，习俗主义进行了报复。也就是说，由于缺乏客观的计量单位（见第一章第四节B，b），显然（心理学实验从来只提供顺序关系）人们不得不任意选择一个度量，于是人们总能设法看到事先设想的或期望的“正常”分配。然而，专为描述“可观察之物”的“方便语言”有所不足的最好证明，就是人们开始考虑在序数的可观察之物与部分是任意的尺度之下所发生的东西，以便确定“实际上”分配是否是正常的。人们作了许多有关度量的研究，可是布特在1963年却搜集了一些纯心理学的指数，趋向于证明在智力水平分配方面，曲线的低端看来要比另一端占据着更多的位置。
在能作为解释性的模式领域里（一条“正常”的曲线还包含着对它自身解释的寻求，这对它多少带有系统性的例外更是如此）。总的倾向自然不是停留在被认为是非常方便的图式，除非为了阐述的圆滑方便起见，而且由于第二节中所指出的理由，很快就有过渡到因果解释的趋势。
C．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研究抽象模式的作用的话，人们就该看到这种作用始终在于促进结构主义，而且正是在人们力求模式同主体的精神生活或行为的实际机制相吻合的情况下促进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模式在原则上可能带有原子论的性质，如因子模式和某些随机模式。
因数分析产生于简单的计算方法：关联的关联或四分体差。它的目的最初只是阐明直接定性分析所漏掉的“因素”。但是谁都知道，首先，人们不总是立刻明白这样找到的“因素”与什么东西相符合，或意味着什么，如著名的G因素或“普遍的努力”因素曾先后被当作智力本身的表达或计算的赝象。其次，因素的意义部分取决于所选择的试验，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如果人们比方说把空间因素归属于感知因素而不归属于数字因素，这可能是出于选择了更为象形的而不是运算的试验的结果。这倒并不取消事实的意义，但却表明事实是同预先分类连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就试图建立“因素的等级”或包含总的分类并证实得到的结果的体系：这正是朝向某种结构主义的一个方向。
随机模式可以有各种各样。初看起来，它们出现在某些相当带有原子论的情况之中。但一旦人们想从行为的观点评价它们的意义时，人们就不得不致力于或然性的认识论研究，从先验概率、频率和主观概率这三种观点，尤其是从概率与先后的历史顺序（顺序检验、马克夫链条等）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致力于一种有关的认识论。因此很明显，一个随机模式一旦被置于它的普遍的理论背景之中，它就带有一系列超越分散的事实并含有某种结构主义（不管是有关知觉或条件作用等等）的立场。
在这一方面，从一般的概率论模式到属于决策论或信息论的更为专门的模式的过渡是不明显的。这些专门模式在运用的概念方面给自己的概率论基础增添了越来越结构化的层次，以把主体的反应系统化。比如，把一个信息模式应用于知觉时，人们就不得不确定，在相同要素或相同等价关系的重复导致有意义的对称，而不是象一个演说家不断重复同一内容那样导致简单的同语反复的“良好形式”时，将如何去看待“多余信息”。还有，把博奕论应用于感知恒定，必须在“超恒定”（参阅第4节B）的情况下，确定把错误颠倒成正面的以免有反面错误的那些“决策”事实上是如何进行的，这就引向一种通过主体的积极补偿，尤其是预先补偿的平衡化概念，而不是一种力量的平衡，而这就导致整整一个结构主义的设想。
至于“图表模式”，人们可以把它们作为在观察者本人思想中联系主体的连续反应的一个又简单又方便的工具来使用。但很显然，一旦以纽结和箭头标志的关系与主体自己建立的关系相一致时，模式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从这第二观点来看，图表则描述一种人们尤其可以研究其开与关、内在平衡、向量规律等等的整体结构。
空间或几何模式导致两种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所描述的正是主体的空间本身，这自然导致高度的结构主义：鲁那伯格就是这样力图通过对平行“路”的知觉的研究以证明对平行性的直接印象并不伴有相应的对等距的估计，这就使他断定初级知觉空间具有黎曼特征，而非欧几里得特征（而且荣克黑尔也检验了这些事实本身的根据）。根据其它研究（中心场的异质空间等），初级知觉空间很可能是未分化的，既非欧几里得空间，也非黎曼空间，而正是这些以后的知觉活动把空间引往最经济的度量方向，也就是欧几里得的方向，因为它包含着大量的等值（尤其恰好是在平行的情况）。
在其他情况下，几何模式主要描述的不是主体的空间，而是主体在其中活动的并被认为部分决定主体反应的全部场空间。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列文的“拓扑学”例子，但很遗憾它把数学拓扑学和“真实”空间相当混乱地混合在一起，因为后者的性质不断地影响着前者的性质，以致在事实上解释很少是数学性的。尽管如此，它仍然导致一种杰出的心理结构主义。列文曾揭示出这种结构主义的因果面和空间面。
但是，当前最普遍的倾向自然是朝向导致调节的各种精神活动，尤其是在高级活动领域里的控制论模式或“模拟”模式。从格雷·沃特的有关条件作用的“乌龟”诺拉和罗森布拉特的“感觉子”（其理论还一直有争论）到阿什比的同态调节器和S·帕普特的“发生子”计划（如同儿童的发展那样，连续地分阶段地达到平衡的模式），今天存在着大量的在学习和智力的结构方面极富启发性的试验。
然而，一个控制论模式总是一个概率因素和代数或逻辑因素的复合体。因此，把逻辑运算本身作为模式来使用是很自然的，这也正是日内瓦学派有系统地所做的。它不是把模式当作从外部强加给思维（这就会成为德国的思维心理学倾向）的一个完全构造好的，因而是静态的理想，而是当作结构的等级，这种等级就能指导对建构和前后演变关系所作的心理学研究。这样一个模式的巨大优点是使人们对构成性运算进行分析，而不仅是对结果或成绩进行分析，如同其他模式经常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心理学家对这一方法往往提出异议说，这是逻辑主义，不再是纯粹的心理学了。然而，正如人们对一个实验主义者使用概率或任意一些代数函数的计算时不能指责他“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