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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就此看到了这方面将要提出的一般性跨学科问题（见下文第五至九节）：各种不同类型结构的比较，规则体系的比较（按照它们接近逻辑组成的方式或朝向单纯的强制或各种不同完整倾向而远离这一方式）、各种以规则的形式对结构作出的表达或意识（恰当的或不恰当的以及为什么）的比较，等等。
另一个与个人在精神生活或集体关系的体验有关的巨大概念体系，是价值体系或者是对我们刚才在第三段中所谈的功能效用的意识体系。值得注意的并且再次表明一切在社会和人类领域以及生物领域里的生物的十分一致的反应是，首级效用，即与结构的产生或保存的质量方面有关的效用，与次级效用，即与运转的能量有关的效用，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体验的价值领域内又将以我们将称为“目的价值”和“收益价值”的形式再次出现。
目的价值尤其包括由规则确定的规范价值：一种道德价值，如那些在一切人类社会中，把被认为是好的行为与被认为是坏的或冷漠的行为相对立的价值，必然要参照一个规则体系。法律价值更是如此。在个人或集体的劝诫方面，判断按所采纳的规则而价值化，分为真的、假的（二值价值），或真的、假的和尚合情理的，还有无法决定的，等等（三值或多值）。人们根据多种价值判断来制订、接受或抛弃概念。概念在构成结构的同时，也不断价值化，但仍以整个规范结构为依据。美学价值不决定于如此必要的规则，但仍然参考或多或少有规则的结构。在更为个人的领域，以各种不同目的的形式表现的个人对某一组物体或某一种工作的兴趣可以远离任何规范结构，只依赖调节，但同样也分成多少是稳定的价值等级。
但是，还有与运转的代价和增益相结合的收益价值。人们会回答说，一切经济价值甚至人类行为的价值，都或多或少以法律规范为框框。例如，法律追究不付债务的人，惩罚行窃的人，也就是进行萨日瑞特风趣地所说的最经济的行为（最大收益与最小费用）的人。然而，一个规定许可的与不许可的二者之间界线的框框是一回事，通过规范确定价值又是一回事。经济价值有其自身的法则，非法律规则所能确定，这些法则自身也不规定任何义务（一条规范是通过一个人们可以遵守或违反的、与因果决定论相对立的义务而被识别的。因果决定论有强制性，但并不迫使人们在这一规范意义上承担义务）。当然，经济价值与各种目的价值和规范价值是分不开的，如同有机体或个人行为的内在人类行为学（某些心理学家把这种“经济学”作为基本情感原则）同各种结构问题联系在一起那样。但一般性的代价与增益问题与其他评价形式所提出的问题确有不同，而且只能作种种跨学科的研究，就如同博奕论的多种多样的、日益广泛的应用所表明的那样。
第三个在人类行为的一切领域中起作用的是含义系统。语言学在研究其中的主要系统时是结合集体的语言系统来研究的。但是，尽管集体的语言系统在人类各种社会中，在各种价值和规则的口头或书面传达方面曾起过头等重要作用，它也不是唯一的记号系统，尤其不是属于含义机制的唯一象征系统。姑且先不谈引起各种有关比较问题的动物语言（蜜蜂等），必须指出的是，在个人发展中，表象的出现不仅仅来自语言，而是来自一种更加广泛的、除语言之外还包括符号的运用、精神图像、图画和各种延迟的和内在化的模仿形式（模仿构成感运性功能与表象功能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符号功能。另一方面，在集体生活中，构成可以说是一次方的含义系统的语言还带有二次方系统，犹如神话同时既是符号又是由口头或书写词音传送的词义那样。因此，普通符号引起了最广泛的跨学科问题。
二、结构与规则（或规范）
在第一至第四节中，我们已经以最一般的形式把问题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将设法顺着价值规则与记号规则的区分所划出的路线深入到共同的机制中去。
5。 结构的概念
在一切人文科学的先锋运动中，最普遍的倾向之一是结构主义。它替代了原子论的立场或“整体现”（实现的总体）的解释。
在整体问题上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方法，就是用简单的去解释复杂的，也就是把现象还原为其全部属性就能说明需要解释的整体的原子论要素。在开始时，这一方法似乎最为合理，也最富有成果，因为它符合最基本的智力运算（集合或相加运算）。以这样一种原子论方式提问题的结果必然要忘记或歪曲结构规律。但这种方式在人文科学领域内远没有消失，而且，比方说，在心理学有关学习的联想主义理论（胡尔学派等）中仍能看到。一般来说，一旦学者们对某种经验主义或认为是过早的理论产生某种怀疑而相信自己的看法是忠于直接可观察到的事实时，他们就往往又堕入这些相加性的组合之中去了。
在一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学科中表现出来的第二个倾向是，见到复杂的系统时，就强调这些系统所具有的“总体”特征，但把总体不再看作是从要素集合中“涌现出来的”，而是由于“整体”的这种强制性，在结构要素时，强加于要素的东西；尤其认为总体仅就其描述而言就能从自身得到解释。我们可以就这种态度举两个例子，一个永远符合当代某些心理学的倾向，另一个则与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社会学派有关。第一个例子是“格式塔”心理学的某些拥护者。“格式塔”心理学主要产生于对知觉的实验研究，但被柯勒和怀埃默扩展到智力领域，又被列文推广到情感和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对这些学者中的某些人来说，我们在一切领域中，在对要素进行任何分析之前，都是从一种对整体的意识出发的，而这些整体属于以准物理平衡原则（较少动作等）来确定形式的“场”的效应。由于整体不同于部分的总和，因此，格式塔服从的不是相加性组成规律，而是“完整倾向”的、质上的组成规律（由于形式的规则性、简单性、对称性等产生的“最好的”形式）。今天占优势的意见是，这些都是很好的描述，但不是解释；如果人们从知觉或运动“格式塔”过渡到智力形式，那么后者构成相加性系统，但却包含着作为总的系统的规律（这就是以代数结构或变化系统的方式而不再以格式塔的方式来提问题了）。
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内，杜尔克海姆的社会学的做法与此相似。它把社会整体看成是从个人和个人的集合中在高层次涌现出来的、并反过来强加于个人种种“强制”的一个新总体。饶有趣味的是，这一有过双重功绩、即特别强调社会学相对于心理学的独特性与提供了十分可观的一整套专著的学派，同样由于缺少相关结构主义而寿终正寝。假如有了这种结构主义，它就有了组成或建构规律，而无须不倦地参照一个设想为完全组成的总体了。
因此，第三种观点便是结构主义的观点，但指的是关系的结构主义。也就是说，把相互作用系统或变化系统作为第一实在提出来，因而从一开始就把要素从属于包含这些要素的一些关系，反过来又把总体设想为这些形成性相互作用组成的产物。从我们跨学科观点来看，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人文科学越来越显著的这一倾向，在数学和生物学中更为普遍，表现得也同样明显。在数学中，布尔巴基运动的结果，取消了各传统分支间的隔板，从而得以抽出一般结构（结构的内容除外），并通过组合与分化从三个“母结构”中抽取个别结构的细节。如果说，今天对“范畴”（要素及其功能的类别）的分析替代了这项改造的话，那么涉及的仍然是一种相关结构主义，不过更接近标志着数学家工作特征的实际建构罢了。在生物学中，“有机论”同样代表着伪机械论原子论与从生机论中涌现出来的总体之间的第三者（tertium）。最信仰有机论的理论家还发起了一个“一般的系统论”运动，运动的用意是跨学科的，特别以心理学为目标（贝尔塔朗费曾受到“格式塔理论”的影响，但现在已大大超出了这一理论）。
此外，还存在着整整一套可能的“结构”。它们分成三个方向，其中第一问题就是了解关系（三个方向中的第一个相当于第三节中所称的完成结构，其它两个方向相当于形成中的或非封闭的结构）：
（1）代数或拓扑结构：包括逻辑模式，因为逻辑是普通代数的特例（比方说，命题的常用逻辑就是建立在布尔代数基础之上的）。列维…斯特劳斯正是这样在人种学中把亲缘关系还原成群或网（格）等等的结构。在智力理论中，我们曾试图通过抽取整体结构，——先以初等代数结构或“集合”（接近“类群”的结构）形式，然后在少年期和青少年期以网与结合四元群形式，来描述人们可在个人发展中追踪其形成的智力运算。结构主义语言学同样也求助于代数结构（单一项，等等），经济计量学也是如此（线性与非线性程序）。
（2）描述调节系统的控制线路，其应用在心理生理学和学习机制中已成为必要。著名的能用一个平衡过程来解决问题的同态调节器的创造者阿什比，最近在他所著《控制论引论》中提供了一个调节模型，其返回动作自身是由博奕论类型的列入表来确定的。这样一个在他认为是最一般、最容易在生物学中实现的模型之一，表明了心理调节与人类行为的调节、甚至经济调节之间的可能联系（请阅第十三节）。
（3）随机模式，用于经济计量学、人口学，也常用于心理学。但如果说偶然性在人类大事中经常起作用，因此要专门予以研究的话，那么，它从来就不是纯的。也就是说，对偶然的反应，无论是有利的或不利的，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种积极的反应，这就又把我们带回到调节上了。这类型（3）就是这样产生于类型（2）的复杂化，犹如类型（2）产生于类型（1）的复杂化那样（如果人们还记得运算是一个带有对错误预先改正的“完善”调节）。
于是，由这些结构主义研究引起的大的跨学科问题至少有三个（同这三种类型的结构不是一对一的对应，但同它们全体有联系）：
（a）结构按其应用范围的比较问题。比方说，知觉结构（“良好形式”，对大小等的知觉恒常性，系统性错误或“错觉”等等）属于多少接近于或应用于一个偶然整体的调节模式，各平衡层次上的智力结构属于代数结构，这些都不是一种偶然，因为智力结构含有一种逻辑，而知觉结构尽管和智力结构有着部分的同构（但是部分的，而过去“格式塔”论则认为有直接的同一），却包含着系统的变形（或错觉）的可能性。这种变形，从代数学的观点来看，构成“非补偿性变化”。同样，研究社会现象中那些属于不属于某一类型的结构，肯定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