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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导致对功能主义的某种贬值，那主要是因为人们研究其过去不为人所知、也许永远不为人所知的社会时，不得不——可以这样说——忽视发生和历史观点的缘故。相反，有趣的是，一些年青的美国社会学家，如古德那和布劳，他们的“新功能主义”对结构主义观点却一点都没有关门。他们二人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去澄清亚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并重新研究社会分层这一古典问题。但他们的分析一个是以“相互性”为中心概念，另一个则以初级“交换”为中心概念。然而看来很清楚，这样的观点与我们（在第5节中）称为相关结构主义的东西毫无矛盾之处（恰恰相反），因为它们的特性在于不是从总体出发再下达到构成性关系，而恰恰是从构成性关系出发去阐明亚体系的运转。
一般来说，人们可以（参照第3节）把运转看作结构的活动，而结构便是活动的结果或有组织的表现。在完成结构的情况下，运转同可能有的变化中那些实际的、并标志系统是系统的全部变化溶为一体。至于功能，人们可以用这个词来指全部变化中某种变化所起的特别作用（“功能”一词的生物学和数学意义趋于混同）。相反，在形成或发展中的结构或总而言之在未“封闭”的、因而自动调节还只是调节、交流还向外部开放的结构的情况下，运转是形成性的，并不仅仅是改变性的。功能也按照亚系统的运转对整个系统所能起的保存、增强或干扰作用，或整个系统的运转对亚系统所能起的这些作用，而与各种效用（或价值）相对应。
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一个跨学科模型，如一个“一般系统”理论的模式，是格外珍贵的（我们把系统定义为一些起着非偶然性相互作用的元素的复合）。怀特海在其他许多有关科学思想的著作中，早已认为习惯上称为“机械的”解释不可能详尽地分析现实，又认为机体或组织概念包含着可以利用的特征。贝塔朗费从生物学（但也是受格式塔心理学启示的）出发，曾专心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力求从这种“有机论”中抽取一般模式，其益处不仅是生物学的（“开放”系统及其特殊的热力学理论），而且在人们能够推广生理常数稳定性（特别对需要论而言）、分化、成层等概念的范围内，还涉及某些人文科学。拉帕波特等人对这些具有“有机复杂性”结构的数字分析所进行的尝试，很快就证明了这些预见中的某些预见同维纳（1）的控制论汇合在一起，尤其在“同等目的性”（达到与初始条件相对无关的目的状态）方面。但当全体的组成不具相加性或线性时，中心问题仍然是亚体系与整个体系的关系问题（而这对于还不能还原为代数形式的结构来说是普遍情况）。
现在，再回到功能和效用或价值的问题。看来很清楚，在考察结构处于发展（或倒退）的情况下，运转问题是核心问题。实际上，任何导向结构的发生过程可能都是平衡之后又不平衡，随后又重新平衡（重新平衡可能成功或失败）的过程，因为人永远不是被动的，而是不断追求一些目标或通过在于调节的积极补偿来对干扰作出反应。因此，每一动作都出于一个需要，这一需要是与整个系统联系着的。同时，每一个动作或每一个有利或不利于动作实施的情况，都带有同样依赖于整个系统的价值。在需要、价值同理解与发明活动相关的认知结构方面，这样一种模式可以同时解释精神演变各阶段的心理展开和这样达到的结构的逻辑性质（因为调节引向运算，而平衡引向调节的可逆性，请阅第7节）。可是，这一认知演化已经既是心理的，甚至生物的，也是社
会性的了，因为个人的运算同个人际（按照这一词的最接近的词源意义而言）的共运算（co－operation）是分不开的。因此，模式似乎可以部分地在整个社会领域推广（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14节中再谈），但条件是必须考虑任何一些需要与价值而不仅仅考虑它们的认知形式。
在这方面，有助于可称为“人类行为学”的一种专门类型的研究（见有关经济科学的那一章）可能很重要。这是一种从收益与选择的角度把行为看作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研究的、本质上是跨学科的理论。某些学者曾有意把整个经济学归结到这一理论，如罗宾斯曾说起“目的与交替使用的稀有（或有限）手段之间关系”（《论经济科学的意义》1932年）。麦塞斯也有这种意图。但如果说经济学在某些方面构成这种理论的一个部门，那么这个部门含有许多其它因素以及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不能还原成那些已经在个人主体（或有机体本身）同他的物质环境与个人际环境之间的交流中起作用的较为简单的关系。
要理解人类行为学这些分析的非常普遍的意义及其对整个价值理论的影响，必须先谈谈有关情感生活与认知功能之间关系的多种倾向的现状。
第一个看到的事实非常有意义，并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关：这就是人们企图就这些认知功能（作为与结构有关的功能）来描述情感生活的特征，尤其想在行为的运转本身中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所遇到的出奇的困难。这样一个事实立即引起了以下的普遍性问题：价值或其中某些价值是否由结构来确定，是在哪方面确定的？这些价值或其中某些价值是否相反或反过来改变结构，改变哪些结构？价值和结构是否是不可分离的，但也可以说是不论什么行为的平行的两个方面？人们立刻看到这些问题何以大大超越了心理学的范围。因为作为“有效动作的一般理论”（斯鲁克基从1926年起，柯塔宾斯基从1955年起，朗日等等）的人类行为学引用的是一条“合理性原则”（用最少手段获取最大效果），这条原则既关系到情感价值又关系到认知结构。
在心理学中，今天的普遍倾向是在任何行为中都区分出结构与“能量”。前者相当于行为的认知方面，后者标志着行为的情感方面的特征。但能量这个略带隐喻的名词是什么意思呢？曾在当时是心理学家的物理学家马赫的“唯能论”学派（与原子论对立的）气氛中培养成长的弗洛伊德，把本能设想为能量的一种储存，其“负荷”被投资到某些物体的表象，这些物体因而成为令人想望的或诱人的。在这方面，“投资”或发泄已成为常用词汇。列文把行为设想成格式塔方式的一个整个场（主体与客体）的作用。这个场的结构与知觉、智力行动相吻合，而它的动力则决定运转并最后赋予客体以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吸引性或排斥性、障碍性等）。但存在的问题是运算机制肯定包含着动力，人们仍然要从机制中区分出真正变化的结构和那些使这些变化在令人想望、兴趣、速度等方面成为可能的东西，而这第二个方面就把我们引到一种能量上来。雅奈在任何行为中都区分出相当于（认识）结构的初级动作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和二级动作，二级动作在促动初级动作（正面的有兴趣、努力等，反面的有疲劳、抑郁）方面，和在初级动作的结局（为成功而欢乐，为失败而伤心）方面调节初级动作。因此，初级情感生活反映出对行为的调节，但是哪种调节呢（因为有结构性的和认知性的）？雅奈明确地使用了储存的生理力量的假设，这些力量按照变动的节奏而积聚、耗尽和重新构成；而情感性按照协调能量的收益和损耗的“行为经济学”调节的正是这种力量。雅奈然后推广到个人际层次，他从这一观点出发分析了好感和反感，认为给人好感的人是能量的源泉或刺激，令人反感的人是一些使人疲劳或“代价昂贵”的人。
由此产生第一个问题：情感作为投资或按损益而进行的调节，是否改变结构或仅限于保证结构的能量运转？某些学者认为是改变结构，因为一个不考虑现实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征是缺乏投资，其结果是他的思想是一种图型式的、病态地形式的思想，而偏执狂患者的过量投资则使他胡言乱语（大小的概念等等）。其他学者（包括我们在内）认为，一个对算术极感兴趣的儿童和另一个对它感到多种多样情结痛苦的儿童都会承认2＋2＝4，而不是3或5，因为情感加速或延迟结构的形成使之运转，但并不因此而改变结构。又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偏执狂患者行为的错乱，按照一种永远同时包含着两个侧面的动力，可以同时改变结构及其情感运转。但这种可能性自然还是有的，即必须把形式决定内容的结构（逻辑－数学结构）同内容取决于不同价值的结构区分开，尽管在一个“价值判断”中，其形式（或判断）是结构性的因此是认知性的，而其内容则与恰恰作为价值的情感有关。
但是，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它也更加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关：这就是价值的繁多或把价值归结到其单一的能量或“经济”（按人类行为学的意义而言）之维的问题。事实上，如果经济学家给我们讲生产、交换、消费、储存、投资等等，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术语确实无所不在，也包括在说话前婴儿的情感之中（以能量的支出或收回、对物或人的投资等方式），但问题依然是：它们的意义是否总是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试图加以分类又不可能，因为人们看到这是涉及一切人文科学的分类（当然包括语言学，哪怕只因为索绪尔是受到经济学的启发的，哪怕只因为贝利描述的“情感语言”导致了社会学家沃什的价值理论……）。
为了导向这一分类（在11节中），首先应该指出在个人价值领域和个人际价值领域，都存在着无所不在的基本二元性：目的价值（或工具性价值：手段与目的）和收益价值（代价与收益）的二元性。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但又经渭分明。在个人领域，这一区别建立在l’interet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一方面，任何行为都是受一般意义上的兴趣支配的，因为行为追求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因是所想望的而有价值，而目的也可以完全不带有利益（这个词的第二个意义），尽管它非常令人感兴趣（该词的第一意义）。另一方面，l’interet是一种能量的调节，它放出可使用的力量（克拉帕海德和雅奈），因此增加收益。从这第二个观点看，行为就可以说是“带有利益的”，如果它的目的在于从主体的自我观点去增加收益的话。功利主义者不想把这一词的这两种意义区别开。他们正是通过玩弄这两种意义的手法试图以利己主义来解释利他主义，他们的借口是任何行为都带有利益，这是错误的。因为行为总是受兴趣即l’interet的第一个意义支配的，因此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