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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终极信仰的途中，他还经受了许多考验。在“受辱谷”里，他遭到了象鱼一样“浑身披着鳞甲的”地狱魔王的攻击，被魔王的火箭重创，但他赢得了最后胜利。接着，“基督徒”又进入“死影谷”，他在种种危险包围下进入地狱入口，夜叉小鬼对他进行百般恫吓；周围遍布着先前朝圣者的“鲜血、白骨、尸灰和被肢解的躯体，”令人不寒而栗。经过多种冒险之后，他来到了“生命河”，刚恢复了一下体力，便落入了城堡巨人“绝望”的魔爪，投入地牢，受尽折磨。他则热忱地祈求上帝给以精神力量。后来靠了一把叫作“允诺”的钥匙，开门逃出了城堡。不久就抵达“乐山”，终于见到了天国，里面一片辉煌，街道用黄金铺就。但是要进入天国，还得渡过一条又宽又深的冥川。他勇敢地跃入川中，四周一片黑暗，身体直往下沉，他感到巨大的恐惧。这时“希望”将他托住，给他以安慰，最后这位朝圣者终于抵达彼岸。在两位“光明仙子”护送下，向天国而去。
班扬通过这部寓言体小说旨在说明，人是不完善的，带有原罪的，惟有走上通向终极信仰的天路历程，才能拯救自己的灵魂，使自己拥有生存的价值。走向天国的第一步就是“信”，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坚定不移地听从信仰的召唤。而通往天国的道路具体方法除戒欲、苦修外，最主要的是必须让自己的灵魂充满圣爱，其核心是爱神、爱人。基督徒就是从这两种爱中获得力量的源泉，走完天路历程，最终抵达天堂的。
就诗人追求终极关怀而言，诗的活动是一种赋予生存以意义的活动。加达默尔说：诗是一种保证，一种许诺，使人在现实的一切无秩序之中，在生存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偏激、片面和灾难性的迷误中，与遥远得不可企及的真实意义相遇。诗的活动正是对那永恒的意义的呼唤。诗把人引入对世界意义的期待之中，使个体从日常的现实世界进入一个有意义的精神秩序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生存呈现出自我的本真状态。这是因为诗人把绝对价值引入到生存的有限性中来了。诗的活动由此而成为一种经验的重构。它使有限的自我放射出无限的永恒之光，使置身于无意义的世界中的个体在这种崭新的经验中获得新生。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就是上述诗歌活动的一个典型见证。其诗集《吉檀迦利》作为诗人关切终极信仰的硕果，展现出一个全新意义的世界。
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写道：“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喜欢的意义；但它们最终的意义指向着你。”这就告诉我们，《吉檀迦利》之所以是一部献歌，是因为它是奉献给一位神的。在诗人笔下，这位神常常被称“国王”、“主人”、“父亲”、“朋友”等，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直接称为“神”。泰戈尔诗中的“神”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从印度哲学中的“梵”这一抽象概念演化而来的一个具有人格的宗教神。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受奥义书和毗湿奴教教义影响甚深。奥义书认为，万有同源，皆出于梵。万有一如，皆归于梵。也就是说，梵是宇宙的最高本质和最高实在。确认梵的终极性质，企求达到梵我一如的精神境界，是他文学创作的最高目标。可以把《吉檀迦利》的创作，看作是泰戈尔在诗歌中寻找神的轨迹的活动。
泰戈尔看来，正是那位至高无上的神，使有限的自我圆满起来，给自我脆薄的生命中注满幸福与欢乐的泉水。他轻轻地唱到；“你已经使我臻于无穷无尽的境界，你乐于如此。这薄而脆的酒杯，你再三地饮尽，总是重新斟满新的生命。……在你双手不朽的安抚下，我小小的心里乐无止境，发出的乐声亦非笔墨所能形容。”自然，也是那位神，赋予他歌唱的灵魂。他自言自语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自豪，似乎心都快爆裂了；我凝望你的睑，泪水涌到我的眼睛里。”诗人深深地感到是神恩“点亮了我心灵里的理智之灯”，神威“给我以行动的力量”，因而时时刻刻追寻着神的足印。“到达离你自己最近的地方，路途最为遥远”，“人要踏遍外边儿的大千世界，临了才到达藏得最深的圣殿。”诗人吟唱着他追寻的艰辛与矢志不渝的忠贞。然而神迹又是那么神秘。诗人唱道：“我没有看见他的面容，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柔的脚步，从我房前的路上走过。”诗人甚至痛苦地哀怨道：“漫长的一天都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的座位了，而灯还没有点亮，我还不能请他进屋来。我生活在同他相见的希望里，然而这相见的时机尚未到来”。尽管如此，诗人坚信自己“与神相见的快乐时光会突然来临”。
诗人又仿佛到处看见神行的踪迹。在他看来，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映射出神的无限人格，似乎同人一样有着灵魂。他在大自然中常有物我一如的感觉，唱着发自心底的牧歌：“今天，夏天携着叹息和低语来到我的窗前；蜜蜂在树花盛开的庭院中尽情吟唱。现在是时候了，该与你相对静坐，在这寂寥而充裕的闲暇中唱出生命的献歌。”诗人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恋人，向她倾诉内心的秘密。诗人还深深感到，神存在于自然界中，也把它的足迹留于人群之中。作为是有人格的神，是遥远由抽象的，又是切近具体的；时而是荒街上孤独的行人，在雨夜用轻柔的脚步行走；时而在夜阑人静之时，手操竖琴来到诗人身边。他还常常站在大家背后什么地方的阴影之中。诗人在他热切的期望中，仿佛不断地与神相遇。
诗人所以这般执著地追寻神迹，是因为他深深体悟到，梵是“我们整个人生的目标。在我们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中，我们必须意识到无限。”诗人把梵看作是“生命的生命”，他在神的抚摸下感到精神的慰藉、生存的充实与世界的广阔美丽。《吉檀迦利》自始至终体现了诗人的终极关怀，因而其字里行间放射出神性的夺目光辉。
文学对神圣存在的关切，常常采用象征手法，用来表达难以言传的神秘。这种神秘性也可在爱人之间、母子之风、信仰者与被信仰者之间的关系里得到象征。《牧童歌》是二十世纪的一首印度宗教诗歌，描绘了牧牛女工罗陀对主的渴求：“她无处不神秘地见到你，就象喝到了甜甜的蜜。罗陀渴望主的降临，就象在闺房中思念自己的情人。她渴望见到你的心情越来越急切，没走几步便昏倒在地。主啊，罗陀渴望见到你，就象在闺房中思念自己的情人。”
在穆斯林的传统中也有相似的情形，神秘主义诗人哈拉·阿尔西·鲁米就曾用爱的形象表达了对安拉虔诚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感情：“住在寺里的爱者有如飞蛾，被爱者的面庞有如燃烧的火炬。人靠话语和具体的事物能住多久？只有燃烧的心才是安拉所要求的。与燃烧的火结为一体吧，在心中点燃爱的火焰。”
将上帝的爱比作父亲对其恭顺孩子的爱，这种象征在西方文学中广为运用。在这种象征中，上帝被看作关照其子民的养育者、保护者以及生命的源泉。与此同时，这种象征在许多文化中以信徒对神圣母亲的敬仰表现出来。这类母亲女神往往具有力量、爱与仁慈的特点，是整个宇宙的养育者和保护者。如印度诗人这样祈祷难近母：“啊，女神！解除你的祈祷者的苦难吧，怜悯怜悯我们吧！你是整个世界的母亲，你无比的宽厚和仁慈！你是宇宙的女主人，世界的保护者，怜悯我们吧！你主宰着一切运动的和不运动的，你是世界的根基并居住在大地之中。啊，你的权能无以伦比，你用水的形态养育着世界。”
用朋友关系象征人与神圣存在的关联也是常见的。精神上导师与其弟子的朋友关系在基督教的《福音书》和佛教经典中都有所表现。伊斯兰教中的苏菲派，也把安拉与其信徒之间的亲密关系看作一种朋友关系。通过这类象征，使个人对神圣存在的关怀具有人情化的色彩。
作家对终极信仰的关切，是基于他感到惟有确定终极价值，才能为观察和评价社会生活与人类行为找到真实可靠的根据。在这种意义上，终极关怀为作家提供了一个超越世俗法则的审美理想，成为指导他整个写作过程的价值尺度。巴尔扎克曾经明确地说过：“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那是宗教和君主政体”。他认为“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既然是压制人类邪恶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因此，它也就是稳定社会秩序的最大的因素。”巴尔扎克正是在天主教信仰的照耀下，用那犀利的笔锋，无情批判了社会的丑恶与暴行，揭露了人性的贪婪与堕落，从而昭示出那神圣的审美尺度。雨果认为近代的诗歌，由于受基督教的启发，认识到生命中肉体的、兽性的、尘世的、暂时的部分以及灵魂的、天国的、不朽的部分，于是诗被引向真理。他认为只有上帝才是价值根据，而把现实看作是绝对精神价值或上帝的体现，把反映现实的艺术看作是相对的，把艺术想象看作是从相对世界接近绝对世界的桥梁，所以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在为终极关怀而写作。这些诗人与作家，以终极信仰为绝对价值，猛烈地抨击了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与人性中的罪恶。雨果在他的巨著《悲惨世界》中，精心刻划了米里哀主教这一笃信上帝的形象，宜扬了仁慈、博爱、宽恕的宗教精神，寄托着他对终极信仰的执著关切。与此同时，他以来自天国的神圣价值为尺度，通过对冉阿让、芳汀等人不幸遭遇的描写，撕下了社会“公正”与“正义的虚伪面具”，揭示了司法机关的黑暗内幕，反映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残酷与暴虐的实质。托尔斯泰在《复活》及其它作品中，对社会制度与国家法律的虚伪性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他对社会制度与国家形态否定的根据是上帝的终极价值本源。在他看来，与上帝所制定的道德律的神圣性比较起来，根据人类本性确立的价值是毫无根据。用来团结人类的只能是上帝的良心。历史中的国家形态，其存在依据并非公正的绝对价值，它纯粹以野蛮的暴力为根据，并建立在对人的残杀与奴役之上。国家形态必然与暴力、战争、狡辩结缘，才能巩固与强化。因而据此批判与否定了幻想的国家、现实的历史与尘世的幸福。通过这种否定，他们把立足点根植于超越尘世的绝对价值，这就是神性的终极关怀。人只有不断地逼近那终极之门，才有可能拥有幸福。他们从这一观点出发，在作品中通过一系列具体形象来深化对人性的反省，认为人的一切妄念之所以产生，都是由于人的刚愎自用，虚妄自傲。当人遗忘了上帝时，甚至比禽兽还要低下；当人盲目按照自己的兽性本能去行事时，就会导致禽兽所不能为之的罪恶。因此，人只有超越自身向上帝祈祷，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价值的根基。
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着本体论意义上的功能，它表现人类精神价值的存在方式。西方诗歌中的意境与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终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