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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类似《战国策》的原始辑本，其中内容也许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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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发现，为《战国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战国策》思想庞杂，不是一派一家之言，主要反映战国时代纵横家的
思想与观点。它不讲“忠”，而讲“义”；不讲“信”，而讲“智”，一切
以“成事”为标准。所以，朝秦暮楚可以得到赞扬，背主求荣可以沾沾自喜。
这种思想观点为儒家所不容，但在战国争雄的年代，却能为时代所接受。《战
国策》正是一种新的观点对往来于诸侯国之间的策士们的活动，设身处地，
作了生动的记载；对他们的奇谋异策，进行了公开的赞扬。当然，书中也记
载和歌颂了古代某些有政治远见、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人物和他们的生动
事迹，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冯谖为孟尝君焚券买义，鲁仲连义不帝秦，荆轲
刺秦王等。另外，有些篇章，虽然原意在歌颂某种人的机智，但内容上却具
有更大的客观意义，如触龙说赵太后，不仅表现了触龙的机智，尤其表现出
对后代溺爱必然导致衰亡的客观真理。苏秦的不同境遇中的人间际遇，客观
上则表现出世态的炎凉。《苏秦以连横说秦》（《战国策·秦策》）的文字
最能体现《战国策》一书的思想观点。文章以苏秦成就功名利禄为主线，采
用夸张的手法，不以史实为重，而强调计策谋略的运用与人生功名利禄的追
求，表现出战国时期士阶层的人生理想标准。苏秦失势与得志时家人对其截
然相反的前倨后卑态度，也说明“拜金主义”的渊远流长。
《战国策》作为一部史书来说，它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但从文学角度
来看，却故事曲折，结构完整，文笔生动，富于文彩，善用寓言和故事说理，
在文学上具有很高的成就。象《颜斶说齐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齐宣王见
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
也；斶，人臣也。王曰 ‘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
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
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
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采樵者，
死不赦！’令曰： ‘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
先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说。
—— 《战国策·齐策》
后来，颜斶又以三代史事、《易》传论述和老子之言讲述了虽贵必以贱
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的道理，终于使宣王对颜斶尊重起来，而颜斶却拒绝
了齐王愿为弟子之请与丰厚敬献而反璞归真。文章一波三折，针锋相对，引
经据典，以理服人，生动地描绘出一位士子的非凡气质与高风亮节。
《战国策》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说理。“狐假虎威”、“南辕北辙”、
“鹬蚌相争”等名典均出自《战国策》。其语言清新流丽，描写细腻准确，
论辩富有气势，无论叙述说理，均辞采绚丽，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文学价
值。
c。《晏子春秋》及其他历史散文。《晏子春秋》旧题“春秋齐晏婴撰”。
实则为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婴言行而作。学者们推测，作者应该是在齐国政治
上有过较高的地位，又可能见到官府档案和历史文献的齐国故臣，像曾向秦
王进过谏的齐博士淳于越这样的人物。晏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大夫，历
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曾奉景公命使晋联姻，与晋大夫叔向议论齐政，
预言齐国政权终将为田氏所代。他一生节俭爱民，能言善谏，是春秋时期的
著名政治家。其思想言论集中反映在《晏子春秋》一书中。
《晏子春秋》有内、外篇共八卷，二百五十章。《汉书·艺文志》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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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晏子》八篇，是否指《晏子春秋》，可疑。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
汉墓中出土的《晏子》残简与今本有关章节相对照，内容大体一致。唐代柳
宗元认为该书系齐国墨子之徒所作，因其志尚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
非儒、明鬼等，多为墨家观点。究其实际，该书内容非儒并不非仁，明鬼并
不迷信。当时，百家体系尚未形成，不必归于某家某派，而可视为中国古代
的一位开明政治家为君、为民机智从政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对盛君、谋事、
君臣、威望、重民、爱民、赏罚、勤政、节俭、外交、宴乐、矜勇、社鼠、
失国、政患、正邪、天道、梦兆、休咎、死生、毁誉、忠孝、隐荣、同和、
善任、待人等问题以及孔夫子这个人物都有记述评论。从文字看，议论精辟，
故事性强，可视为小说阅读。现举一则，以见一斑。
景公问于晏子曰：“治国何患？”晏子对曰：“患夫社鼠。”公曰：“何
谓也？”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
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
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
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
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 ‘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
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术之士，
欲干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噬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
为猛狗，主安得无壅，国安得无患乎？”
——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
汲县古墓中的史书，也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的范畴，主要有《竹
书纪年》、《穆天子传》和《汲冢周书》（《逸周书》）。
《竹书纪年》现存辑佚本，共12篇，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
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穆天子传》是一部周穆王的传记，主要记载他周游各地的经历。周穆
王名满，是西周的第五代君王，活动时间相当于公元前10世纪左右。《左氏
春秋》记载：“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本书
记载了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乘坐着车子，由赶车能手造父等驾驭着八匹
骏马——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以观四荒
的故事。其中与西王母相会的故事尤具浪漫神奇色彩。该书可能是战国时人
追记下来的古人演唱史诗的提纲。
《逸周书》也是后人记录的一部古代史书，现存59篇，其中不少夸张虚
构。其中 《太子晋解》写周太子晋和盲乐师旷的故事，小说故事浓厚，对话
多四字一句，行文押韵，可看作后世赋体的先河。
d。历史散文对后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叙事散文在历史著作中占有极高
的地位，其渊源则在先秦。特别是秦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成熟的历史散文——
《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大量地采用了《左传》、《战国策》的史
料，而且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与语言风格。《左传》的作者常常通过“君
子”或他人之口来表示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这种手法也
为后世史家所秉承。《战国策》的纵横家雄辩余风，直接影响到汉初贾谊，
晁错等政论作家。而唐宋以来的著名古文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
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无不师承先秦历史散文。《晏子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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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启示了后世文言小说的作者，而《穆天子传》、《逸周书》则可视为中
国后世说唱文学的滥觞。
3。哲理散文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哲理散文是当时中国社会激剧演变中形成的百家争
鸣的产物，大致可分三个时期论述。
（1）初期哲理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初期的哲理散文包括《论语》、《墨子》等学术军事著作。
a。《论语》。《论语》是一部反映孔子的思想与言行的语录体哲学著作，
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仅
书·艺文志》）柳宗元《〈论语〉辩》根据书中所记曾子将死之事推断，认
为《论语》最终为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
南宋学者朱熹把《论语》与《礼纪》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及《孟子》
合在一起，称为“四书”，为中国封建时代士子必读的教科书，可见《论语》
影响的巨大。
《论语》主要反映孔子以仁政和礼仪治理社会的政治理想。他说：“富
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又说：
“克已复礼为仁。”其具体要求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
礼勿动。” （《论语·颜渊》）。在这里，孔子把“仁”与“礼”看作为人
的立身之本和治国的总纲。在他看来，富与贵虽是人们的正常欲望，但是非
“仁”不取；贫与贱虽是人们不愿承受的处境，但是没有正当的途径，也不
轻易离开。这就为社会稳定奠定了道德伦理基础。
从表面看来，这种要求限制似乎过于刻薄，但如果与孔子对“仁”的全
面论述结合起来，便可见其中“不立规矩，无以成方圆”的道理。在孔子看
来，民要以“仁”为纲守“礼”；君则要以“仁”为纲“爱人”。两方面结
合起来，就可以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虽然在过去的时代里，也有“为富
不仁”、“假仁假义”的现象存在，但“仁义”作为一种由时代发展应运而
生的道德规范，千百年来，却一直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
《论语》中的许多语录片断正是这种传统美德的形象记录。
从 《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生
动形象。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
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生执着地追求理想。尽管运命多
舛，但始终不灰心，不气馁，而从实际出发，孜孜以求。他多才多艺，为人
正直，“敬鬼神而远之”。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当然，他也有缺点，
例如鄙视农业劳动，但他也如实地讲自己在农业知识方面不如老农、老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