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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家中进进出出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正经之人，所谈也几乎没有什么正经之事。一桩是财主要包买应当押解回籍的使女；另一桩是强抢人妻、买托制造伪证，潘三都一口应承——“这是什么要紧的事。也这般大惊小怪。”能有这样的口气，也就该有这样的神通。他久惯衙事，深谙衙情，知道所谓“正大光明”的衙门，其实办事不离关系与打点。“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这是县里差役也懂的道理，潘三能不懂吗？这边县里的朱签，那迫县里的回批、公文样样俱全，但神不知鬼不觉，瞒天过海，一个要押解回去的使女就在公文往返中消失了，不，落到那个馋涎欲滴的财主胡某人口里去了。潘三则从中得到了二百两银子。
潘三最为惊人之举，是他大包大揽，替金东崖的儿子弄了个现成的秀才——“你总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门里打点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两银子兑出来，封在当铺里，另外拿三十两银子给我做盘费，我总包他一个秀才。若不得进学，五百两一丝也不动。”那时的科举是做官的阶梯，科考是朝廷的大典，对作弊的防范极为严密。乡会试时，参加考试的士子在入场那天由贡院东西门循序而进，唱名给签，然后依次从站成两排的搜查人员中间经过，每两人搜查一个考生。考生的用具，帽用单毡、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要毡无里、皮无面。不许携带厚褥，卷袋不得装里子，砚台不得过厚，笔管要镂空，蜡台用锡，水注用磁，木炭长止两寸，糕点食物都要切开，各种规定，极为琐细。考试期间，不要说外人不得擅入考场，就是周围百姓放爆竹，放鸽鹞，掷砖瓦都要严行拿究。试场内外还不断巡查。童生的考试虽不如乡试气象，但要舞弊也着实不易，但潘三竟若咄嗟能办。他是怎样做成的？不妨看看《儒林外史》的描述：
潘三“三更时分，带了匡超人，悄悄同到班房门口。拿出一顶高羔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条红搭包来叫他除了方巾，脱了衣裳，就将这一套行头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误。’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拿着衣帽去了。交过五鼓，学道三炮升堂，超人手执水火棍，跟了一班军牢夜役，吆喝了进去，排班站在二门口。学进出来点名，点到童生金跃，匡超人递个眼色与他，那童生是照会定了的，便不归号，悄悄站在黑影里。匡超人就退下几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后，把帽子除下来与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换过来。那童生执了水火棍，站在那里，匡超人捧卷归号，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回到下处，神鬼也不知觉。发案时候，这金跃高高进了。”
你看他写得何等便捷，但这中间要打通多少关节，摆平多少关系，不是深明其道的人哪里弄得明白。今天的潘自业们已经有了现代科技，“枪手”可以利用寻呼机之类于考场大显身手，但如果没有吃衙门饭的便利与关系，要做得天衣无缝又谈何容易。
有衙门在，就有吃衙门饭的人在。他们成群结队，把个官场弄得乌烟瘴气。你要请领导？可以。中介费若干若干，出场费若干若干，一手交钱，一手安排；你要考大学？可以。偷送试卷，考场舞弊，偷梁换柱，李代桃僵，各有各的价码。你要搞赌场淫窟？可以。保护费送齐，保你平安。你要升官？也可以。多大的官多大的价，自古如此。犯了案要放情卖放？也可以，只要给的数目过得，有人自会操作。
当然，这样吃衙门饭也有风险。抚台那里访牌下来，或如今天一旦“双规”，那些事只要抖落出一角，就够受了。你看潘三的那张访牌：“访得潘自业（即潘三）本市井奸棍，借藩司衙门隐占身体，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如此恶棍，岂可一日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为此，牌仰该县，即将本犯拿获，严审究报，以便按律治罪。毋违。火速！火速！”于是，县尊也不曾问什么，只把访的款单掼了下来，把与他看。他看了也没的辩，只朝上磕了几个头，就送在监里去了。潘三倒了，自然是大快民心，民心大快。但吃衙门饭的人依旧成群结队，并不收敛。因为那风险比之收益，显得微不足道。就说县里的太尊，同衙的僚属，对潘三的作为岂有不知之理？但若不是上司访拿，谁会动他一个手指？潘三若不从上到下都打点好了，他哪有那样的胆子？如果不是做得太过，或在无意中怠慢了什么人，或利益未能均分，被人咬出，上司也未必拿他开刀。你只看那张访单，一开首就先把布政司衙门开脱——说他借藩司衙门隐占身体，就如说他是混进官吏队伍的不良分子一般——就知道并非真想严办。至于潘三，心里当然明白，只要不牵连他人就能得到照应，因此辩也不辩，磕几个头入狱去了。清除了潘三，当局可以说严惩了奸宄，百姓多以为清除了恶棍，但在吃衙门饭的人眼里不过是多了一个撞在枪口上的倒霉蛋。他们或许会暂时有所收敛，但衙门饭决不会敛手不吃。这就是潘三的后继者不绝如缕的原因。
“良心”与“收银机”
？ 章 明
近几年来，影视创作升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就是大量以反腐倡廉为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的涌现，如《苍天在上》《父老乡亲》《黑脸》《刑警本色》《生死抉择》《大雪无痕》……等等。这些影视作品扶正祛邪，激浊扬清，刻画了当代共产党人战胜腐恶的浩然正气，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腐败分子的深恶痛绝和与之斗争的坚强意志，也对党内外的腐败现象作了有力的揭露与鞭挞。在艺术上，这些作品也往往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曲折，波澜横生，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所以，它们产生了强烈的警示作用，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
如果说到它们的局限性，可能就是作品对腐败现象的剖析有欠深刻，对人性的强点弱点挖掘不够透彻。正面人物舍生忘死的拼搏好像是自然而然的，反面人物也好像都是天生的坏蛋。在剧情的高潮时刻、转折关头，人物的抉择常常是诉之良心的，未能更多地触及时代、社会，特别是体制的层面，这就大大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在同类作品当中，大概只有—部电视连续剧《红色康乃馨》突破了上述的窠臼，它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和合乎性格发展逻辑的情节，揭示了“一个好的体制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不好的体制也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邓小平语）的真理，因而它显得格外地惊心动魄，具有超乎一般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以上影视作品的涌现，是和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的。有一份国外的民间调查机构的资料表明：在“九十个国家的清廉程度排行榜”中，芬兰是全球最清廉的，名列第一，丹麦第二，新西兰、瑞典并列第三，新加坡第六，英国第十，美国第十四，日本第二十三，中国第六十三，菲律宾第六十九，俄罗斯第八十三，印尼第八十五，……阿尔及利亚是贪污现象最严重的国家，倒数第一。我不相信这个“排行榜”完全符合事实，但我也不认为它是国际反华分子为了诬蔑我国而制造出来的。“清廉榜上排名第六十三”，我宁可把这个触目惊心的参考数据记在心里，把它和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关于反腐倡廉的号召互相印证，把它作为一记长鸣的警钟声。
良心（包括与之相关的良知、觉悟、党性、自律、原则性、正义感等等）是重要的，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但是，光靠良心是不行的，还要有监督：要有人大，有政协，有纪委会，有反贪局，有监察机构，有检察院和法院。当这一切已经全都有了，可还是遏止不住贪污的蔓延。问题在哪？我个人以为主要是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过度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和由此带来的监督机制的不精密、不严格、不可靠。去年我因探望儿子在美国住了半年，除了到处游览和观察之外，也读了一些介绍美国的书籍（好几种《美国简史》和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等等），发现他们有一个被广泛应用的“收银机原理”，觉得很值得我们借鉴一下。
收银机现已引进来我国，各地超级市场都在使用了。当你走进超市购物时，收银员把你选来的商品上的条码逐一用电刷接触一下，每件售出商品的价格已经输入电脑里了，同时，价格相加的总和也显示在电视屏幕上。你通常都不会怀疑屏幕上的数字（譬如说78元），你没异议，装钱的抽屉就“啪”的一声弹了开来（如果收银员不输入售出货款的数字，抽屉决开不了）。你拿出一张百元大钞交给收银员，电视屏幕上又出现两行字：“交100元，应找22元”。收银员收钱找钱后，装钱的抽屉又“啪”的一声弹了回去，一笔交易完成了。分析一下上述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交易方式的特点是公开、透明，而且交易现场实际上有四个人。如以算式表明就是：
1收银员＋1收银机=1会计＋1出纳＋1监察员（顾客）＋1监察员（老板）
这四个人在相互制约，但是谁都没有绝对权力。收银员虽然身兼会计和出纳二职，但他前有顾客目睹，后有老板通过电脑查账，一般都不会想到作弊或敢于作弊。顾客当然没有绝对权力，老板也没有绝对权力，他要受到税务部门的监督。超级市场的电脑和税务部门的电脑是联网的，这边的交易情况如何，那边一清二楚。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1997年冬，我国一家酿酒公司的几个干部到美国休斯敦与该市的啤酒饮料公司签订进出口合同之后，我方以公司名义邀请对方在某星级餐厅共进晚餐。宴毕付款时，收银小姐很有礼貌地提醒说：“按照美国法律规定，用公款宴客要征收50％的税金，而且必须在用餐后两小时之内到税务局去交纳，否则就可能以骗税罪处以重罚。即使我们不去报告，他们通过电脑联网也很快就会查出来的。”于是，我方人员只好立即到税务局去付款。
收银机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没有电子技术的一百多年前就由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杂货店老板詹姆斯发明了，后来几经改进，越来越精巧，除了没有电子屏幕显示器外，别的功能都和现代收银机一模一样（现在美国的古董店还可以找到这种制作得很精巧的机械收银机）。本来，寻求类似收银机机制实现的途径，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是政治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一台活生生的收银机的出现当然会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注意。一位学者甚至于说：“美国宪法实际上就是最大的收银机！”他们有意识地把这种“收银机原理”（亦称“收银机机制”）扩而大之，将它应用到所有的政府机构和企业管理层中。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好几十年中，美国国会和各州议会制订了好几万条法律法规法令，让每一个掌权者都处于“收银机机制”的监督之下，就连总统也不例外。他们的理论基础（如果直白地说）就是：权力是会腐蚀人的，人是靠不住的，良心是靠不住的，总统也是靠不住的。人的思想品质是会变化的，而变化的原因主要不是外部的诱惑（例如我国的贪污分子在落网之后常常会说的“我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是权力机构本身可能出现的内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