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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情节梗概中可以看到所谓“新传奇”小说的几个特色。第一、环环相扣而没有谜底的悬念。小说一开始就使人大费猜疑，父亲和酒吧里的人是什么关系？那些人为什么对父亲无礼？接着又出现神秘的黑房子，父亲为什么住在里面呢？以后，父亲为什么又认“我”，认了“我”又为什么要杀“我”？流氓为什么迫害他？警察为什么抓他？——悬念一个未解，另一个又结，使读者愈读愈疑，愈疑愈急，决心看个水落石出。可是，直到全书结束，仍然水不落石不出。悬念不仅诱发读者的好奇心，而且富于哲理美，这种没有结局的悬念，可因读者的经历、审美能力、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答案。
第二、运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主人公凝神看着一张照片，看着看着，上面的人像居然活动起来。随着人物活动范围的延展，照片的背景空间也越来越大：先是酒吧，四个人在里面吃喝。接着“我”走进照片，然后是利沃里街，意大利广场，奥尔良门，乔治五世大街，地铁月台上的人群，隆隆驶过的地下列车，警察局……总之，几乎绕了巴黎环城林荫道的大半圈。一张普通的照片是容纳不下这么多内容的，照片上的人物景物也不会动。这种不近情理的手法，是电影手法的运用，与银幕上再现人物心理活动的画面是一回事，也即作者为主人公编排的心理活动程序的再现。
第三、运用“间离”、“陌生化”手法。小说把“我”对父亲的感情写得非常动人。“父亲”似乎是个犹太人，处处被人欺凌。尽管绝情于儿子，但仍是“我”执意地追随爱悯的对象。“我”口口声声“我父亲”如何如何，仅小说的前半部分 （直呼父亲为“您”之前）就出现了80多次“我父亲”的呼唤。每当出现“我父亲”，“我的无限深情便喷涌而出，使读者也油然而生悲悯，与“我”发生共鸣。但每当情节发展到这个地步，作者便总要对那张照片进行一番说明，提醒读者：这故事纯属虚构，只是一张照片引起的幻景。这是作者有意识地调动“间离效果”，运用“陌生化”手法，使读者不致过分沉醉于情节与情绪当中，而对小说中的事件、人物进行理性的考察，追索其中深刻的蕴含。
第四、场景与细节逼真而主题与涵义隐蔽朦胧。小说中的描写酷似现实生活，真正有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睹其事的感觉，但意义非常费解，读者可以从各个方面去思考：犹太人的处境，人的“寻根”意识，家庭关系反常，人生痛苦，世界荒诞……社会的、个人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抽象的、……不可穷尽。犹如小说中无头无尾的悬念。这既是小说的魅力，也是小说的遗憾。
归根结底看来， 《环形林荫道》这样的“新传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大众文学与现代主义的精英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已显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征象。但就其反映的生活而言，它是极为切近现实的。
五、法朗士、马尔罗及其他
二十世纪法国文坛上，除罗曼·罗兰、莫里亚克和莫迪亚诺外，还活跃着一批优秀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
1。法的士 （1844——1922）
阿纳托尔·法朗士是先于罗曼·罗兰而享有盛名的跨世纪作家。在上世纪已发表了以 《当代史话》为代表的一批名作。他曾经加入标榜唯美主义的“当代巴那斯”诗派，还尖锐批判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他1921年加入新成立的法国共产党，同年获诺贝尔奖。
法朗士在二十世纪的名作有三部。《企鹅岛》（1908）：采用寓言的形式，以企鹅国隐喻法国，勾勒了法国社会发展的形象史，并重点钟砭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风尚。其中描绘了一个乌托邦性质的“未来社会”，可是刚刚建成就被无政府主义者炸毁。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性。《诸神渴了》（1912）：写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雅各宾专政和热月政变，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谴责了王政复辟，再现了历史真实。《天使的反叛》（1914）：近乎童话，写一群天使来世上造反未成，又在魔王的帮助下回天界造反，终于战胜了上帝。颂扬了彻底的反叛精神。
法朗士的风格别树一帜，不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以娓娓动听的描述见长，他对现实一般很少有激烈的抨击，而是用高尔基评论的“圣人般的温和语气”进行嘲讽。幽默轻松的文笔和从容高贵的气度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较完美的结合。所以授予他诺贝尔奖的颁奖辞称他的作品有“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高卢人的气质”。
2。马尔罗 （1901——1976）
安德列·马尔罗是法国现当代文坛和政界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一生富有传奇色彩，除了是著名作家外，他还是探险家、考古学家、艺术理论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英雄。他在戴高乐的政府中担任过新闻部长、文化部长等职。
马尔罗是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西方作家。二十年代到远东探险时，目击过1925年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在越南参加过当地华人的国民党组织。1965年以戴高乐特使的身份访问中国，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他的主要创作分“亚洲系”、“欧洲系”两大系列，其中“亚洲系”的三部小说有两部与中国相关，即《战胜者》（1928）和《人类的命运》 （1933），另一部《王家大道》（1930）是写在柬埔寨丛林庙宇中的探险生活。
《人的命运》是“亚洲系”小说，也是马尔罗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发表当年即获法国最负声望的“龚古尔奖”。它以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发动的“四·二”反革命政变这段历史为背景。不过正如小说标题所表明的，马尔罗的目的不是用这部小说来反映中国的这段历史，而是想通过几个主要人物在武装起义和反革命政变中的经历，探讨“人类的命运”。
小说中的几个正面主人公除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陈是中国人以外，都是在华的外侨：俄国人加托夫，德国人海默里希和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日本人的混血儿清。他们参加了一个工人战斗小组。为准备枪支举行武装起义，陈暗杀了一个军火商，从军火商身上搜寻到准备售给政府军的一批武器的合同，加托夫率领同志们截获了这批武器。起义爆发后，陈率领一支工人纠察队，经过浴血奋战，攻克政府军的一个据点。但是，在工人节节胜利的同时，国内外反动势力也加紧了勾结，在上海的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特使，提出给蒋以资助，要他镇压工人起义。于是蒋介石率军进驻上海，勒令起义者交出武器。而此时共产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却一味退让。清和陈忍无可忍，前往武汉找第三国际代表团，反对交出工人武装。但共产国际代表沃洛金却认为蒋介石力量强大，不能与他公开决裂。清和陈都对这个指示持抵制态度。清决定回上海领导工人抗击蒋介石，挽救革命，陈则誓死暗杀蒋介石，回上海后，他怀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汽车，可是蒋介石不在车中，陈行刺未成却牺牲了。后来清和加托夫也相继被捕。清在敌人的刑讯和诱降面前，坚强不屈，服毒自杀。加托夫则被敌人活活烧死在火车头的炉膛里。
马尔罗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和他们领导的事业，他所着力描写的主要人物都带有“冒险家”色彩。他们身在革命队伍之中，却与革命群众若即若离，充满孤独感，他们勇于牺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但这并非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而是通过死来肯定自我，实现自我价值。但尽管如此，《人类的命运》仍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作者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由衷的钦佩与同情，对蒋介石的叛变表示愤慨，并揭露了在华帝国主义分子幕后策划蒋介石政变的罪恶行为，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有所针砭。所以，这部小说虽然是力图表现具有抽象意义的“人类的命运”和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但它所包含的历史具体内容仍表明，它是西方作家对中国革命所作的大规模而富有历史真实性的反映。它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也很成功。所以一发表，立刻引起强烈反响，短短时间内便印了25版，本来名不见经传的马尔罗因此跃入法国第一流作家的行列。
马尔罗“欧洲系”小说中最重要的是《希望》（1937），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表现共和主义者怎样从充满温情而转变为铁腕人物，从富有诗意的幻想转入你死我活的现实。主人公曼努埃尔就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他原是宽厚仁爱的知识分子，在战火硝烟中成长为坚毅果敢的指挥员。与《人类的命运》比较，《希望》的表现技法有明显变化。情节线索时断时续，淹没在冗长的对话中。哲理性的内容多，探讨了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友情和纪律等一系列问题，这使读者所看到的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广泛的思考。
3。巴比塞（1873——1935）
亨利·巴比塞是巴黎公社开创的无产阶级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优秀代表之一，1923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早期的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带有悲观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写了两部著名的反战小说：《火线》（1916）和《光明》（1919）《火线》的副标题是“一个步兵班的日记”。它不是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而是对一个步兵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经历的记录性写照。这个班的士兵全来自社会底层，有矿工、佃农、船夫、车夫、店员等。他们身不由己地被战争飓风卷入同一个队列，受尽战争的磨难，大多数人惨死在战场。通过对这群士兵在寒冷泥泞的战壕，血肉横飞的战场和惨不忍睹的战场地医院的遭遇和命运的生动描绘，真实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景象和罪恶本质，并把战场惨象和世外桃源般的后方都市作了对比。严酷的现实逼迫穷苦士兵思考：为什么那些有钱的大人物煽动战争狂热，“直哄骗到我们流血为止”？为什么穷人都被赶上战场，“而那些最有势力的人却逃跑成功了”？为什么我们在前方受罪，有人却在后方享福，而且“老是他们这些人享福”？在思考中他们逐渐醒悟：原来“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分岐，比种族之间的分岐更深，这就是；在同一国度的人群之间有不劳而获的一群和劳苦终日的一群”，“劳苦终日的一群充当了战争的材料”，“从今以后再也不应该有战争了”。
德国兵并不是法国兵的敌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些用种种方式剥削和压迫人的人。如果战争要继续，那也不是为了某一个国家，而是为了“人类的进步”。
在巴比塞写《火线》的时候，西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但那些作家不是站在大资产阶级立场美化帝国主义战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一味渲染战争恐怖。巴比塞与这些作家判然不同，他深刻地看清了战争的本质，并且得出了只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根除战争的正确结论。这与列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