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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脱冷是一部认识当时法国社会形形色色罪恶的百科全书。巴尔扎克称他是“一首恶魔的诗”，把他看成自己的得意创造。法国著名批评家和传记家莫洛亚认为，正是伏脱冷和拉斯蒂涅“这两个人物，确保了
《高老头》的伟大性”。伏脱冷的原型是当时名震巴黎的江洋大盗、黑社会头子维道克，屡屡作案，屡屡越狱，后被官方“招安”，当了警察头目。伏脱冷在《人间喜剧》的多部小说中出现，其全部经历同原型维道克。在《高老头》中，他是在逃苦役犯，也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政客和野心家。他既是社会丑恶的揭发者，也是社会丑恶的制造者。他充满邪恶的机智，看透了法国社会的黑幕和本质：“像厨房一样腥臭”，“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堕落”，人人都是浑身污泥，只不过坐在车上的被称为“正人君子”，自己搬着两条腿走路的则是“小人流氓”。这是一个失意的野心家发自怨恨的揭露。因此他痛斥的对像也是他追求的目标，发誓“不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他策划谋杀富家公子，又计划去当奴隶贩子，总之凭着心狠手毒挣个三四百万，“把日子过得像小皇帝一样快活”。作为“一首恶魔的诗”，他是邪恶、精悍与强力的化身。他有充沛的精力，超人的智力和雄健的体魄。他“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国、买卖、人物、时事、法律、旅馆、牢狱”，声称要“跟政府、法院、宪兵、预算作对，把它们一齐搅得落花流水。”他目光有如撒旦，足以震慑武痴，背后有1万多肯替他拼命的兄弟，是巴黎黑社会的拿破仑。伏脱冷的形象很复杂，是一尊“恶之神”，这种复杂性与巴尔扎克那一代人崇拜拿破仑式的强力有关，也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把“恶”与“美”联系，在“恶”中发掘“美”的美学新思潮有关。
作为巴尔扎克的优秀作品， 《高老头》在艺术上也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它除了具有现实主义小说的一般艺术倾向外，还有如下特点。
第一，“三段式”的结构。这是巴尔扎克经常采用的形式。“三段式”指“环境→人物→故事”三段。即先介绍背景和环境，再引出人物并勾勒其性格轮廓，交代人物之间的关系，再然后转入故事。故事一开始，矛盾冲突就一环紧扣一环，迅速向高潮推进，然后急转直下，到结尾处戛然而止。《高老头》正是如此。先从各个方位详尽生动地描写“伏盖公寓”，接着分别描写杂居在公寓中的高老头、拉斯蒂涅、伏脱冷……等人物，再然后展开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即故事，到拉斯蒂涅站在埋葬高老头的墓地高处眺望巴黎并许下宏愿处突然收束，干净利索而余意无穷。
第二，多线发展的情节。《高老头》中交织着四条情节线索，两条主线：高老头的遭遇，拉斯蒂涅的经历；两条副线：鲍赛昂夫人的命运，伏脱冷的故事。从人物关系看，四条线索都与拉斯蒂涅相关；从小说主题看，四条线索都与金钱问题相系。所以情节线索虽然多，却不散乱，和声部虽然有几重，却统一于一支主旋律。这显示出，在情节构思上，巴尔扎克与喜欢采用单线索结构的斯丹达尔各有千秋。
第三，注重肖像描写。巴尔扎克曾经对当时流行的“颅相术”发生过浓厚兴趣，因此在小说中很注意人物的肖相描写。比如对伏脱冷的描写：“肩头很宽，胸部很发达，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没到年龄就打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软和亲热的态度，又不象冷酷的人。他的低中音嗓子跟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气刚好相配。他尽管外表随和，自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叫人害怕。看那唾口水的架势，就可知道他头脑冷静的程度：要解决什么尴尬的局面的话，一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夹叙夹议，有声有色，一个江洋大盗仿佛立在眼前。《高老头》中的其他很多人物都有这种特征鲜明的雕塑感，令人过目不忘。这一点上，巴尔扎克又与擅长心理描写的斯丹达尔形成鲜明对照。
第四，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如前所述，巴尔扎克青年时代写过不少浪漫小说，参加了浪漫主义运动，所以走上成熟的现实主义道路以后，其作品仍不时显现出浪漫主义的余风。在《高老头》中，他赋予高老头以父爱的激情，浓墨重彩地描写鲍赛昂夫人的告别晚会，把伏脱冷描绘成“恶魔的诗”，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与斯丹达尔有共同性，而且更鲜明，与后来的福楼拜则又判然有别。认识到巴尔扎克的这一特色，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以“折衷主义”自许。
四、承前启后的桥梁——福楼拜
继巴尔扎克之后，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位奇特的作家：他经济富足，父亲留给他一座优美的别墅和一笔他终生享用不完的财产，不必象斯丹达尔、巴尔扎克和后来的左拉一样“为稻梁谋”而写作；他身体羸弱，23岁时得了一场重病，家里人甚至为他准备好了幸而到 36年之后才派上用场的墓坑；当名医的父亲曾想把他造就成为一个律师，但他却情有独钟于文学，视文学为第二生命，呕心沥血地从事创作；他象巴尔扎克一样常常一天伏案10多个小时，创作生涯比巴尔扎克几乎长一半，生前却只发表过五部作品，然而，他却接替巴尔扎克成为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提琴手。他就是福楼拜，他的名作是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他继承了十九世纪前期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为十九世纪后期的作家所师承，在文学思潮的嬗变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两种题材、两类风格的创作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出生于法国里昂的一个名医世家，从小在医院和乡间庄园这两个有天壤之别的环境中生活，经常在解剖室玩耍，看当院长的父亲操刀作外科手术，又经常在乡村、自然的怀抱里嬉游，因而养成一种既阴郁深沉又敏感狂放的性格。他父亲在医学研究中贯彻的实证主义原则，尤其对他有深刻的影响。这些，后来都表现到了他的文学创作中。
他生前正式发表的作品虽然只有几部，但写作的东西不少。七八岁时就自编喜剧与小伙伴演出。青少年时代写过40多个题目的作品有哲学故事、志怪小说、历史研究、名人传记等。从留下来的篇名如《可嗅出的芬芳》、《佛罗伦萨的瘟疫》、《疯狂与无能》、《地狱之梦》、《死者的舞蹈》等可以看出，福楼拜受当时法国文坛上“狂乱派”的影响很深，不是写魔怪操纵生灵，就是写变态心理主宰人物。他自己并不满意这些作品，几乎全部压在抽屉里。但无疑它们也起了磨练文笔与技巧的作用。他的小说 《十一月》（1842）是他青年时代创作结束的标志，写一个青年人追求爱情与幸福，等待他的却是妓女与死亡，其中有着他自己生活的影子。
福楼拜生前发表的五部作品依次为：长篇小说 《包法利夫人》（1856）、《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的诱惑》 （1874）和中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这些作品恰好分属对比鲜明的两类。一类是取材与当代生活的，批判性很强的现实主义小说；另一类是取材于历史和宗教的，带有浪漫主义特点和冥想色彩的作品。代表他成就的是前一类： 《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三故事》中的《淳朴的心》。后一类中的《萨朗波》也很突出。在福楼拜的创作生涯中，两类作品刚好是有规律地交错转换问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每发表一部批判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招致批评和攻击，于是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写历史、宗教中的浪漫性题材。
《情感教育》是福楼拜创作中仅次于《包法利夫人》的重要小说。它通过思想平庸、性格软弱的青年莫罗日益消沉堕落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四十年代金融资产阶级当政的法国社会现实。莫罗是一个“集一切弱点于一身”的资产阶级浪子的典型。在事业上一事无成，在爱情上也屡屡失败，挥霍了一笔可观的家产，晚景过得十分凄凉。这部小说的政治批判色彩和现实针对性很强，主要情节和人物命运几乎都围绕四十年代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展开，连时间地点也非常确切；福楼拜的文学导师乔治·桑评论说，它“证明了，这种社会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必须彻底改变它”。
《淳朴的心》在福楼拜的创作中很特别，有感伤色彩和乔治·桑式的田园风格。写一个女佣人全福平凡而感人的一生。全福是个泥瓦匠的女儿，18岁时因为失恋出走当女仆，痛苦在她身上升华为博爱。她对主人家有深挚的感情，曾拼死从犍牛的犄角下救出主人的孩子。孩子长大离家，她便把感情转移到一个冒名认亲的侄儿身上，“侄儿”不幸在美洲丧生，她又将感情寄托于一只鹦鹉。后来鹦鹉也死了，她珍藏了它的标本。晚年她把全部感情献给了宗教。小说塑造了一个朴实感人的劳动妇女形象，这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中是很少见的。小说的自然风光也很动人，生活气息非常浓郁，因而富有艺术魅力。
《萨朗波》是福楼拜浪漫主义的历史、宗教题材小说的代表。史实取自公元前三世纪古迦太基统治者对人民起义的镇压，情节围绕女主人公萨朗波和起义领袖马托的爱情悲剧而展开。萨朗波是迦太基统帅的女儿，抗拒父亲对自己婚事的安排，爱上了英勇善战、胆略超人的起义领袖马托。但她又忠于迦太基国家的正统，潜入义军营中盗走了能使义军取胜的圣衣。因义军被镇压，马托被逮捕。在处死马托的刑场上，萨朗波也倒地身亡。以男女主人公的传奇式爱情为线索，小说也在深入研究古迦太基历史的基础上，相当真实地再现了富有社会意义的古代历史场面。在十九世纪法国为数不少的历史小说中，《萨朗波》是一部难得的杰作。
2。平淡无奇而震聋发聩的悲剧—— 《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巴尔扎克之后的法国文坛上第一部产生轰动的重要长篇小说。小说原型是福楼拜父亲一个学生的家庭悲剧。在朋友建议下，福楼拜于1852年开始创作，写得非常艰苦，历时5年，到1856年才在《巴黎评论》上发表。
这部小说以“外省风俗”为副标题，以刚刚过去的七月王朝为背景，描写了小资产阶级女子爱玛悲剧的一生，具有巨大的批判揭露意义。爱玛是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青少年时代，读过很多浪漫小说，对生活充满了幻想。成年后，父亲把她嫁给了庸碌无为的乡村医生包法利，她幻想破灭，非常失望。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上地主罗道尔弗，受不住引诱，成了罗道尔弗的情妇。爱玛希望罗道尔弗带她私奔，罗道尔弗却不辞而别抛弃了她。爱玛很痛苦。不久，她又偶然与三年前结识的见习生赖昂重逢，两人很快沉缅到了爱欲与享乐之中。为实现“巴黎式爱情”的梦幻，爱玛债台高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