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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革命时代的突飞猛进之中，但这种突飞猛进，不是万众欢腾，而是有秩有
序。彼时的英国，虽不能说就应该是世界的榜样，至少它确实处在人类文明
发展的前列，而且随着革命时代的过去，社会必然会对传统文化进行新评估
和再认识，对宗教的看法，自然也属于这个范畴。即以英国为例，至少自托
马斯·莫尔开始，就对传统宗教不断给予新的认识和批评。而霍布斯更是一
位大刀阔斧反对神学的斗士。但是光荣革命既已完成，宗教作为一种文化，
它不但未曾消失，而且理所当然地要求确立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地位与
新形象，况且，历史已然证明，即便在光荣革命发生300多年后的今天，宗
教作为一种文化，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还有发展。或许可以这样讲，自文艺
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已发生重大变化，到了洛克时代，至少在英国，历史已
经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它已经开始慢慢扭回头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昔日的
行为。应该说从莫尔，经培根、霍布斯、洛克到贝克莱，已经走过了一个不
很规则的圆圈，即从对传统宗教提出新的企望——莫尔，到将科学从神学传
统中独立出来——培根，再到对神学观念采取严厉的否定立场——霍布斯，
又到主张宗教宽容、信仰自由——洛克，直到重新宣讲宗教道德理想与现实
道德生活的一致性——贝克莱。如果说贝克莱实在算不上一位革新人物，那
么，这责任也并非全部应该由他承担。
但要明确，尽管贝克莱有上述种种议论，他仍然不是16世纪之前的宗
教旧老，而是生于18世纪，属于18世纪的一代新人。公正地说，他是一个
重视宗教也重视哲学，甚至重视哲学和理性更甚于重视宗教的新的历史人
物。用美国作家厄姆森的话讲，他的唯一一篇关于“服从”或“不要反抗最
高权力的基督教学说”的演讲，“在形式上是关于‘谁反抗权力，谁就是反
抗上帝的法规’这条经文的说教，其论证却完全建立在理性的、哲学的思考
之上，而未求助于权威或启示。因此，他一开头就说，在为被动服从作论证
时， ‘为了为这一责任打下更深的基础，我们先对一般道德责任的起源、本
质和履行以及据以知道它们的标准进行某种探讨’。”①
实事求是地讲，这绝非宗教性风格，难怪上面所引书籍的译者要说：“近
代英国哲学家贝克莱，是一位怀着近乎宗教热诚追求真理的人，正因为如此，
自己深信不疑，视之为真知灼见的学说不为人们所理解甚至理睬，就更不能
不说是最大的不幸了。”②
那么，贝克莱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且看他一生行状。乔治·贝克
莱1685年3月12日出生于爱尔兰基尔肯尼郡拉马斯镇附近的基尔克村。他
祖上是英格兰人。他祖父时，迁居爱尔兰。他的家庭属于保皇党派，但他接
① 《贝克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16 页。
② 同上书，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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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教育并不落后。他14岁前便完成了中等教育，15岁正式进入都柏林三
一学院神学系学习。在校期间，他不但在数学、语言学、逻辑学等学科打下
坚实基础，而且阅读和了解了许多当时著名的新时代哲学家的著作，其中包
括培根、霍布斯、洛克和笛卡尔。他对牛顿的科学名著“自然哲学中的数学
原理”也饶有兴趣，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崇敬牛顿，但不能全然同意牛顿
的学说。1704年，他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但他并未离开三一学院，而
是留在学院继续深造。1707年，他被选为研究员，依然在该院从事研究。此
时他年方22岁，正是大好年华。1709年，他24时便发表了他的主要哲学著
作《视觉新论》，次年又发表他的代表作《人类知识原理》。在此期间（1706
—1708年），他还写了好几大本日记，这些日记直到一个多世纪后才被弗雷
泽发现，并以《平凡的书》的名字于1871年出版。1713年，他又出版了《海
拉斯与费罗诺斯对话三篇》。应该说在1713年之前，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已经
全部面世，而此时，他不过是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研究员，贝克莱聪慧早
成，堪称后生可畏。1713年，他成为牧师。这一年他曾到伦敦休假，又去法
国和意大利游历了一番。在伦敦，他见到当时的一些出色的科学人物，如波
普，爱迪生等、并且在他的好朋友大作家斯威夫特的引荐下，进宫谒见了英
王陛下。顺便说，他不仅与斯威夫特是好朋友——实在这二位的政治观念十
分相似，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似乎颇有共同语言，至少以文笔而论，贝克莱的
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在法国，贝克莱又与马勒伯朗士多有接触，而且意气相
投，很有些相见恨晚的情势。1721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724年他被任
命为德里的教长。但他并未亲身到职，直到1734年，他享受教长头衔达10
之久。1728年他43岁时结婚。此时他萌发了一个要到百慕大群岛建立神学
院的计划，同年去美洲，计划不曾实现。但他在美洲的声望很好，以至到了
19世纪，美洲人还没有忘记他。美国的一位牧师在加利福尼亚办起一座学院
时，就将这所学院命名为贝克莱学院。或有人揣度，他之所以享此殊荣，是
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曾有一篇诗作，诗中写道：“帝国的航船取道向西”。
然而，动人的诗句固然可以成为一个契机，更重要的还是他当初在美洲的所
作所为和他此后享有的巨大社会声望，因为他实在并非一个特别出色的诗
人。1734年，他被任命为爱尔兰南部的克罗因地区的主教，任职到1752年
退休。退休当年他便去了牛津，次年——1753年的1月14日，他在牛津故
世，那一天正好是个星期日，他正在倾听他的妻子为他颂读《圣经》。
从贝克莱一生的主要经历看，他是一位极富才华的教士，又是一位有大
智慧的思想家。否则，不可能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写出那么有影响的哲学著
作。实在说，这些著作尽管引起种种争论，但争论并非坏事，唯有争论才能
有所突破。毕竟批评容易创见难，写出一部经典性著作就更难了。正如人们
司空见惯的一些“左”字号人物，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批了洋人批古
人，可惜除去指责别人就一无所长。这样的批评，实在不如没有的好，省得
丢人现眼，浪费纸张。
贝克莱又是一位好好先生。他善于用理性的方法阐释教义，又善于用传
教的方式传播理性。他本人是爱尔兰国教的信徒，但他对共同居住在爱尔兰
的天主教徒绝无恶感，而且特别希望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这其实
也是一种宗教宽容。他对爱尔兰感情很深，居斯地，爱斯民，自称爱尔兰人，
称牛顿为“邻国的科学家”。但他的生活观并不狭隘，他无论到法国、意大
利还是伦敦，都有谈得十分投机、相处十分融洽的朋友。他在美洲也很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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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即使他的计划未能实现，他也不采取偏激的态度，离开美洲时还把自己
的很多书籍送给当地的学校。他是斯威夫特的朋友，他朋友的恋人瓦尼萨的
母亲也是他的朋友，而当斯威夫特和自己的恋人失去原有关系而另有新欢
时，人家也不曾迁怒于他。瓦尼萨临终时，还把遗产赠给他。可见他无论在
那个方面都很得人心。
从他的个人生活观察，他虽然结婚很晚——这大约是近代西方思想家通
病，他的前辈培根45岁才成婚，他的德国晚生后辈黑格尔同样晚婚，而他也
是到了43岁才作新郎。但他婚姻美满，虽晚熟却成熟，他婚姻的质量至少好
于培根。如果联想到那个时代的很多大思想家如霍布斯、斯宾诺莎、笛卡尔、
莱布尼茨以及后来的康德都是终生未娶的，更可以说，作为主教的贝克莱确
实性格安善，很会作人。
贝克莱尊重科学，尤其尊重牛顿。他虽然是神学博士、但对科学既不陌
生，又绝无反感。他对科学有自己的见解——有些不合科学，有些则别具价
值。但他论及牛顿时，总是语多恭敬。
他敬重牛顿，虽然也对牛顿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但那无伤大雅。他对
数学也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敢于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发表自己的数学意见。
这些意见具有很典型的哲学特色。虽然其中一些见解不免有些“开枪不准、
轻敌妄想”的意思在内，但仔细分析这些见解，却也绝非全无道理。
贝克莱对经济问题也很关心。他关心经济是从关心爱尔兰的贫困经济状
况出发的。但他发表的见解，绝非一般平庸的经济学家所能望其项背。他不
①
看重金钱，他认为“金钱只有作为交换才是重要的”。但他重视银行，能够
②
理解银行的价值和作用。他说，“银行是对商业最大的帮助和刺激”。他认
为建立一家爱尔兰银行非常必要。他断定那些比较富有的欧洲城市如威尼
斯、汉堡和阿姆斯特丹都和它们的政府银行有关。他重视外贸，在经贸领域，
绝不保守，而且他对为财富而工作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他发问道：“是
否曾有过，或现在有、或将有一个勤劳而贫穷的民族或一个懒惰而富裕的民
③
族？”他对市场的作用也有很高明的见解，他说，“难道物品的价值或价格
④
不是与需求量成正比而与供应量成反比吗？”如此等等，使我们觉得这位主
教，无论肉体还是灵魂，都更接近尘世与人生。
贝克莱的爱好至少是多方面的，到了晚年，他又对焦油水发生兴趣，并
且为此写了文章，还用焦油水给他的爱尔兰同胞治病。令人惊奇的是，他用
这种万应灵药给“当地爱尔兰人治疗天花、溃疡、肺结核病人的咳嗽、丹毒、
⑤ ⑥
消化不良和气喘病。” ，居然“同样取得了同样显著的疗效。”对此，他
的传记作者宽容大度地评论道：“神经是灵魂的内在构成部分，因而焦油水
⑦
中的油也可以对心灵发生有益的作用。”阿弥陀佛，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