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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路。正如英国有伊丽莎白一世的长期统治，法国有路易十四的强大政权，
德国也需要有自己同样强大的专制时代。18世纪的西方，英国的专制已如烟
云消散；法国的强大的专制政权也已经随着路易十四的去世而失去往昔的光
彩，但路易的继承者却依然秉承先皇遗钵，以极其不合时宜的历史态度去与
法国历史发展的车轮挑战。德国在经过大选侯腓特烈·威廉和腓特烈·威廉
一世（1713—1740年）的统一进程之后，于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达
到一个新的历史层次。英、法、德三国这种阶梯式的发展态势，决定了德国
古典哲学只能这样，不能那样，它属于哲学历史进程中的“这一个”。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资本主义在其政治文明成熟之前，多有一个特
别的专制时代，这个专制时代却绝非中世纪意义上的时代；而且主导这些专
制时代的大有作为的帝王们，也不是中世纪的昏庸无能而又残暴愚昧的统治
者了。无论伊丽莎白一世，还是路易十四，以及腓特烈二世，都是很有眼光，
很有经验又极富管理才能的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组合
体：一方面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持新的资本主义文明，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千
方百计保住历史遗留给他们的特权，甚至他们还要想方设法扩大这些特权。
他们统治的极盛时期，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国家在文化、思想、经济和对外关
系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功的时期。然而，他们所代表的专制体制和皇王特权，
又必然会限制这些文明成就的继续发展。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成熟路
上，确实需要某种专制形式作为阶段性过程的话，那么这些有作为、有见识
又残暴不仁的国王，便是这种过渡形式的代表。他们都是一些两面人，在面
前脑后各生一双眼睛，遗憾的是，这两双眼睛本身就相互矛盾，一双只顾高
瞻远瞩，恣意前顾，一双却含情脉脉，向后留连。
德国腓特烈二世，亦称腓特烈大帝，他自1740年即位，作皇帝46年。
在他的统治下，德国固然是西欧最不民主、最远离民主、最没有民主希望的
国家，却又是德国近代以来最为强大、最为繁荣包括文化繁荣的国家。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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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理性哲学的改良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身为专制体制的代表，却不愿以
皇帝自居，而喜欢称自己是“国家第一号公仆”。他勤奋为政，废除对罪犯
的酷刑，禁止贿赂司法官员；建立各类学校，促进工商农业经济的发展。他
兴之所至，也曾自称是伏尔泰的崇拜者，对法国启蒙主义者也有类似的好感。
但他并不真正理解这些启蒙思想家和他们的学说，所以当他真的与他们亲身
接触时，他就很快改变了观点，甚至把伏尔泰比作一只尚有甜汁可榨的柑桔。
他对犹太人更抱有极大的偏见，向犹太人乱加税赋，并阻挠他们担任公职。
腓特烈不能理解伏尔泰，因为他反对自由，更反对民主；腓特烈仇视犹
太人，因为他反对犹太人的商业成功，有些恼羞成怒。他骨子里既然坚决反
对民主政治，在经济方面也必然反对自由竞争。正是在腓特烈的统治基础上，
德国古典哲学得以诞生、存在和发展。而腓特烈的德国政治必定给德国古典
哲学烙上深深的痕迹。
从英、法、德社会发展的重点和主题考虑，英国人正在全力以赴推进产
业革命，法国人正在全身心投入、进行启蒙运动和社会革命，而德国人却在
一片古板静谧之中悄悄地进行精神革命。
产业革命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资本主义文明迄今
为止，至少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即手工业场和自由贸易阶段，产业革命和
开辟、争夺世界大市场阶段，以及现在仍在进行中的信息革命和市场一体化
阶段。产业革命承前启后，它既标志着资本主义文明脚踏实地进入成熟时期，
又标志着它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新的要求和期望。
产业革命的基本特征是机械化大生产方式。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在于：
第一，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
有机结合。在此之前，西方近代科学、社会文明与手工业场和商业的发展，
虽然大体同步进行，但彼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断时续，时有
时无。文艺复兴时代最重要的科学成果，自然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日心说
与当时的工商业经济活动，几乎毫无关系。产业革命时期则不同。产业革命
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体系与工业生产的革命性结合，从而产生了
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能量，也为资本主义的文明需要打下了坚实基础。
产业革命的第二个特性，在于它造成了新的工商大市场要求。虽然哥伦
布发现新大陆是15世纪的事，但真正与海外市场发生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
则是17世纪尤其是18世纪以来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讲，18世纪之后的世
界市场的大开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与战争，都是产业革命的直接或间接后
果。
第三，产业革命造就了一代新的工商资本阶层和新的劳动者阶级。这个
新的工商资本阶层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成熟代表，这个新的劳动者阶级，就
是随着大工业而出现的产业工人阶级。
第四，产业革命源于科技革命，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新要求，提供
新动力。它的出现，对旧的工商系统提出毁灭性挑战，又为新的工业系统包
括能源、材料、交通和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
自然，产业革命的影响未止上述各点，但即使只有如上各点，也够伟大
的了。产业革命需要一个安定稳妥的社会环境，又需要种种与之相适应的社
会文化条件。而这些条件，英国无疑是最为具备的——英国是产业革命的发
源地。英国产业革命及其文化表现，必然会对欧洲大陆产生最为直接也最为
强烈的影响。英国的18世纪，就是产业革命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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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落后于英国一步，虽然落后又不甘落后。其实，这种落后局面在路
易十四时代已成定势，不过彼时还有专制条件下的一时繁荣。人们对这种已
成落后之势的态势还感受不深，但路易十四时代很快结束了。路易十五、十
六时期的法国，犹如江河日下，出现一派腐朽破败的局面。人们怀念往昔的
繁荣，更渴求出现新的繁荣。因为怀念往昔，伏尔泰才写出他的《路易十四
时代》；因为渴求新的繁荣，所以才产生启蒙运动。法国既已落后，而法国
式的启蒙运动又以最直白、最恳切、最激动的情态方式要求变革。他们恨不
能将本该100年完成的转变在50年内完成，恨不能将本应100天否定的道德
在1天否定。实际上，他们面对的困难远比别人多几倍以上。于是，法国启
蒙运动就绝少抽象思想特色，它的代表人物，虽然也被称为大思想家的，却
最少哲学家的品性。它的直接社会后果，就是引发了法国革命。
德国有自己的国情，德国人正处在腓特烈大帝的统治之下，而且这是一
位显然十分精明的人物。就德国的历史状况而言，它实际上不但远远落后于
英国，而且比之法国也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他们一方面处在专制体制的
特殊繁荣之中，一方面又受到英、法新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冲击和浸染，
于是德国哲学家便呈现出一种有别于英法思想家的特点。他们对现实自然不
能满意，因为不满意现实，所以他们一接触休谟哲学就感到振奋，而一接触
法国启蒙思想特别是一听到法国革命的信息，马上产生极大的热情。但他们
尽管欢迎法国革命，却绝对惧怕社会动乱。所以法国革命一旦超出他们的想
象，他们马上改变态度，变得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他们在精神方面确
有最为伟大的追求欲，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最为庸俗的满足感。于是，英国
发生产业革命，牛顿便是它的象征；法国发生社会革命，卢梭便成为它的精
神；到了德国就变成了精神革命，康德则是它的代表。康德代表的只是一些
思想领域中的文化巨人。
从英、法、德哲学思想领域的发展情况看，虽然三个国家都处在启蒙运
动的广义范围之中，但英国的启蒙运动更像是一篇总结——对于光荣革命的
总结，法国启蒙运动却像是一场动员——对社会大革命的动员令，德国的启
蒙运动则更近乎一种思考——对整个欧洲及世界文明的思考。因为有这样的
差别，表现在三国思想界的风格上，英国人就有一种意得志满、雍容大度的
感慰，法国人则有一种血脉贲张、跃跃欲试的冲动，德国人却是一副高深莫
测、喜怒无形于色的安然形状。然而、就其思想归属而言，他们却是一脉相
承的，只是其外在文化表现，确有遇与不遇，幸与不幸，顺与不顺的巨大差
异。英国18世纪的思想家虽然对人类思想文明贡献尤多，但在国内，却不过
是一种生活常识，不管洛克、贝克莱还是休谟，他们从来不是英国社会生活
中的主角，而是与英国社会生活主旋律十分和谐的一个华美的协音。法国启
蒙运动的诸位代表人物，则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角，至少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瞩
目的热心所在。唯其如此，他们才遭受了他们英国同行所没有遭受过的屈辱
和打击，同时，也享受了他们这些同行未曾享受过的荣誉和光荣。德国古典
哲学家至多只能算社会的智囊，他们的心灵深处固然燃烧着和法国启蒙运动
思想家一般的火焰，而其外在形态，却表现出统治者可以接受甚至十分乐于
接受的庸庸之气。他们的某些著作虽然也曾受到过种种指责，但他们的学说
却或早或晚逐次成为为统治阶层首肯的官学。
就德国古典哲学的自身发展而言，它既是德国近代哲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结果，又是欧洲启蒙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既有自己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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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英、法哲学的相关内容。德国哲学文化的特点，在于
其长于思辨，长于抽象思维，长于逻辑推理。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库萨的尼古
拉算起，德国哲学就已经显示了这样的风格。17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中，唯有
莱布尼茨对逻辑学最为重视，而且也最富于创造性贡献，这并非仅仅是莱布
尼茨的个人爱好或因其天才所致，实在是和德国哲学文化传统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则从最好的方式在更高层次上，对尼古拉和莱布
尼茨及沃尔夫的哲学传统又予以新的拓展，他们是德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突破
者和继承人。
但是，仅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