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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一部明代思想吏，而且其内容，其方法，其收集资料之细，其见解之
精，都超越前贤，独成一体。 《明儒学案》之外，他还写了《宋元学案》，
但未能完稿，由他的学生递补而成。
黄宗羲在思想方面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是他的《明夷待访录》。此
书篇幅不长，但用力甚多，书中新知新奇，比比皆是。比如，他的重商思想，
货币见解，在与他同时的学说著作中，可算凤毛麟角，虽然语焉未详，意义
自在。他反对迷信，重视科学，也足为世人表率。但他的最大贡献，还在于
他的君权理念。他的君权论不唯影响久远，且有石破天惊之感。
他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以为“人臣之责，为天下，非为君也，
①
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
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认为臣是“君之师友”，不是“君之仆役”，
认为“君之与臣，名异而实同”。
他的这些思想，不但十分大胆，而且远逾前人。他将朝廷与天下区分开
来，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之说。其意若曰：你能对天下人有益，你做皇帝。
否则，皇帝就该另请高明。他认为君臣名异实同，打击的正是封建文化赖以
维系的“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至少自汉武帝以来，乃是中国封建文
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其意义绝不下于《圣经》之在中世纪神学系统中的
地位。黄宗羲兴新学先论君权，可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黄宗羲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以气为本，大体没有超过
前人规范。但他对宋明理学的空疏不切实际的弊端，却有颇具见地的批评。
黄宗羲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常常不如顾炎武，尤其不如王夫之来得更有气氛，
其原因大约与此有关。
黄宗羲固有创见如斯，但他虽极言“法治”而未能真识其法，虽有新的
君权观念，但未及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之见。他反对以农为本，看到旧的
土地私有制的种种弊端，但他的医治方法却与历史的走向不甚合拍，他因为
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只好想到“井田制”上去了。如此等等，都说明
他是一位新旧时代大转变时期的过渡人物。他的思想发端于新旧之界，亦在
明昧之间。
① 《明夷待访录》。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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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顾炎武
顾炎武生于1613年，江苏昆山人。他原名绛，字忠清。明亡之后，改
为炎武。他与黄宗羲既同时又同道，黄宗羲思想中表现出的种种时代特征，
在他身上也有近似的反映。
顾炎武的家庭对他的影响同样巨大，他的先祖本为江南四大富户之一，
家庭资财丰厚，祖上历为高官。但到他父辈时已经家道中落，然仍不失为诗
书礼义之家。他家门多礼义，对农民起义，自是切齿痛恨，对清军入关，尤
其与之不共戴天。他的嫡母因明亡而绝食自尽，生母亦被清军砍断手臂，他
的两个弟弟亦在昆山失守时被杀。年轻的顾炎武，可谓国仇家恨集于一身。
为了抗清复明，他参加过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失败后，又奔走大江南北，联
络爱国志士，中间竟为恶妇所告，险些命丧刑狱。
明朝既己不能复兴，他便转入学术一途。虽转入学术犹不改初衷，同样
表现出一种远非书斋旧儒所能表现出的大家风范。他一生游居各地25年，可
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并以自己的独特经历和卓越贡献，成为一代宗师。
他的主要著作被编为《亭林文集》，本人亦被尊称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与黄宗羲十分接近，类似《明夷待访录》。黄氏
该书在当时影响不大，少有知音，独顾炎武一见此书，便生知心之感。顾炎
武的君权观念，虽不似黄宗羲那样有声有色，气吞山河如虎。但他的“独治”
不如“众治”的观念，亦和黄氏的政治思想一脉相通。他说：“人君之于天
①
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他痛恨官僚腐败，
主张减员简政。他认为家富才能国富，认为人的私利私欲正当合理。他对社
会风俗十分重视，认为“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他的文章著述比之黄宗羲
更多书卷之气，虽不必风高浪险，自有其规矩方圆。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三
大思想家，最以学术著称，如果说，黄宗羲的后来拥戴者中，首推梁启超，
那么，顾炎武的继承者中，则尤属王国维。
顾炎武一生著述极丰。既有联系社会，剖析社会，不尚空谈的政论文章，
也有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还有影响后
人甚大的音韵学专著《音学五书》。但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关乎其学养位序
的还是他的《日知录》。
《日知录》是一部条文体巨著，全书32卷，共计1000多条。《日知录》
涉猎范围广泛，共分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文艺8
个类别。举凡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知识，几乎无所不及，无所不备。《日知录》
的特色，反映了顾炎武的治学风范。他的特点，一是博大精深，二是学以致
用。读顾炎武的书，自有一股扎扎实实的文风扑面而来，能令浮者正而使庸
者直。中国人最好讲正气，然而无学不能为正，学之、空之、泛之、滥之、
臆断之、妄想之华而不实，亦不能为正。顾炎武著书，立意严谨，考据精当，
言之有物，不尚空谈。他的学养之纯之正之博之实，不愧为明清两代一位大
好宗师。
顾炎武反对理学，但他的反对，主要不是集中在现代人所讲的狭义范围
之内，而是反对理学，倾心经学。他反对理学，主要是认为理学“空谈误国”，
不切实用。他抨击陆王，指斥程朱，认为理学的心性之说，置达道（指君臣、
① 本引文及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顾炎武《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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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达德（指智、仁、勇）、九经（指修身、尊贤、
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三重于不顾，
没有实际用处。对“格物致知”作了合乎儒学伦理关系的解释，他说：“致
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
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知止然后谓知。至
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这般解
释，虽另成一论，但从哲学本体论角度考虑，不能说不是一个退步。顾炎武
不是一位可以和宋明理学诸大师比肩的哲学家，却是一位远远超越前贤的思
想家。他自学问之道看到了他时代的种种弊端，但远不能以哲学的方式对它
们进行归纳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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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夫之
明末清初三位大思想家中，唯王夫之在哲学方面最有贡献。但他同样不
是一位只管静坐书斋钻故纸，“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
子。他的人生经历和政治态度，与黄宗羲、顾炎武均无明显差别。他同样仇
视农民起义，张献忠邀请他入僚，他宁可自残其体，绝不同意。清军入关，
他马上投身复明抗清活动当中，而且四处奔走，无息无止。直到各种武装斗
争均已失败，他依然以明代遗民自居，坚决不肯“薙发”，在那等时候，不
薙发就有“薙头”的危险。但他肯宁改冠易服，自称徭人，野居徭洞，也不
屈服。
但王夫之的家庭背景，与黄、顾二位其实有别。他的出身既非江南巨富，
也非官宦世家。他的家庭堪称文人一族。他父亲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宿儒，但
没有进入仕途，也没有其他本领增加收入，一家人只是读书为业，清贫度日。
王夫之早慧，是个神童。他4岁时就和长兄一起读书，7岁时已经读完
《十三经》，14岁便考中秀才，16岁开始攻读四声音韵之学。他自称“阅古
①
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可知其读书之富，涉猎之广，才智之高，气度之奇。
他早年攻学求仕，中年救亡、避难，但救亡亦不忘治学，避难更精于治学。
晚年定居石船山下，潜心著述，完成了他一生的治学业绩。
王夫之一生著述极为宏富。哲学书类有《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
《周易外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读四书大全说》、
《四书训义》、《相宗络索》、《愚鼓词》等；文学书类有《楚辞通释》、
《姜斋诗话》、《唐诗选评》、《明诗选评》等；史学书类有《读通鉴论》、
《宋论》、《永历实录》等；政治书类有《黄书》、《噩梦》等。后人刻《船
山遗书》，共收各类著作57种，共计288卷。
王夫之的本体论，认为“气”是万物之本。他说：“天人之蕴，一气而
① ②
已。”又说：“阴阳之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他的元气为万物
之本，上有所承，并非创见。他的高妙之处在于，他注意将元气说与阴阳五
行说结合起来，从而把世界看成一个变体。因而，他的元气说，内涵丰富，
论辩有致，讲静讲动，讲有讲无，讲体讲用，讲形而上，亦讲形而下。既主
④
张“天下唯器而已矣”③2，又认为“治器者则谓之道。”器属于物质——
形而下者，道属于规律——形而上者。他说：“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
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
尔。一甑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必有所归，若盦盖严密，则郁而不散。
汞见火则飞，不知何往，而究归于地。有形者且然，况其絪缊不可象者乎！”
⑤他的气说，不但俨然哲学风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隐隐含有“物质不灭”的
意思。
王夫之的认识论，很重视感官的作用。他说：“由月辨色，色以五显；
① 王之春：《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