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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前酒后的玩弄物了。”这句话总结性地说明了新旧文学的差别，即新文学是实用的，旧文学是休闲娱乐。
这两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文学的外部问题。其关注的焦点是文学的内容方面，还没有把文学改革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此外，这两篇文章都是用文言写成。处于大时代变革中的新文学运动倡导者，革新的思想和完成思想革新的行为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因此也很难真正把握住时代潮流的本质，对准旧世界痼疾给以致命的一击。虽然已经振臂高呼，然而他们的头脑毕竟还是在旧文学的泥潭中浸淫过的，因此，没有办法达到像凤凰涅槃那样获得重生。
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则主要解决文学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文章主张“日用文宜以简便为旨”来改造文学，摆脱旧文化造成的文学停滞。这里“日用文”是指与口语相应的书面语言，“简便”的“日用文”，自然是指正在大陆倡导的白话文。为此文章严肃批评了文言文的弊病：第一，不能充分表达思想、情感；第二，数千年来，古人所遗留的杂言巧话不胜枚举，艰涩难懂，又不普及，是造成文化停滞之根；第三，墨守古文阻碍进取精神，是导致国民元气沮丧之源。由此，陈端明发出了“改革文字，以除此弊”的呼吁：
今之中国，豁然觉醒，久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文人墨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申乎，切望奋勇提唱（倡），改革文字，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其不妙乎？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页。
这三篇文章，虽然借鉴大陆的文学革命经验，初步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因为文章本身仍然用文言文写成，而且刊物在东京出版，所以影响有限。由此也说明，要做时代先锋，新思想的倡导者首先要进行彻底的自我革新，经历蝉蜕般的痛苦，与陈旧的过去决裂，否则就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某种旧有文化的残迹，同时给自身提倡的新思想也会带来传播的困扰。
新民会在日本东京活动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蔡惠如、林呈禄等人来到大陆，与中国国民党接触，及时地吸取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革社会的经验。在大陆各地求学的台湾青年也相继组织社团，以求联络同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返回台湾，进一步开展斗争。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民会”的宗旨、指导思想及其实际活动，都把矛头指向了日本殖民统治，它无疑是台湾抗日民族运动非武装阶段的中坚力量。
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成立，标志着旨在台湾民族解放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从日本转回了台湾本土，也标志着台湾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台湾文化协会”可以说是“新民会”的延续和发展，它的成立是在新民会的主要领导人林献堂的大力支持下，由蒋渭水策划领导和组织的。蒋渭水任专务理事，林献堂任总理，蔡惠如等人为理事。它成立的目的是“谋台湾文化之向上”，“切磋道德之真髓。图教育之振兴，奖励体育、涵养艺术趣味”。蒋渭水认为，台湾人负有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使命，“台湾文化协会”就是为了“造就遂行这使命的人才而设的”。“然而台湾人现在有病了，这病不愈，是没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会目前不得不着手医治这病根。”蒋渭水还说：“我诊断台湾人所患的病，是知识的营养不良，除非服下知识的营养品，是万万不能愈的。文化运动是惟一的原因疗法，文化协会就是专门讲究并施行原因治疗法的机关。”启迪民智，廓清蒙昧，这是真正的民族民主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1921年11月25日，台湾文化协会出版第1号《会报》，发行一千二百份，但立即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查禁。蒋渭水在《会报》上以别具一格的医生诊断病症、开出药方的方式，为台湾社会义诊。他在“遗传”一项中，明确写道“明显地具有黄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统”；在“素质”一项中，写的是“为上述圣贤后裔、素质强健、天资聪颖”。在“既往症”一项中，写有：
幼年时（即郑成功时代），身体颇为强壮，头脑明晰，意志坚强、品性高尚、身手矫健。自入清朝，因受政策毒害，身体逐渐衰弱，意志薄弱，品性卑劣、节操低下。转居日本帝国后，接受不完全的治疗，稍见恢复，惟因慢性中毒长达二百年之久，不易霍然而愈。
在“现症”一项中，写的是：
道德颓废，人心浅薄，物欲量盛，精神生活贫瘠，风俗丑陋，迷信深固，顽迷不悟，罔顾卫生，智虑浅薄，不知永久大计，只图眼前小利，堕落怠惰，腐败、卑屈、怠慢、虚荣、寡廉鲜耻，四肢倦怠，惰气满，意志消沉，了无生气。
明眼人一读就清楚，在“既往症”和“现症”里，蒋渭水的意思是：第一，清朝的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毒害了台湾人民，致使民众在体格、意志、品性、节操诸多方面患有重症。第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后，民众聚义抗争，“稍见恢复”，但终于因为中毒达二百年之久，精神界之陋习难以“霍然而愈”。而台湾民众主观并不觉悟，仅仅感到日本殖民当局的经济剥削难以忍受。所以，在“主诉”一项里，写有“头痛、眩晕、腹内饥饿感……”接着，蒋渭水激愤地写下：
诊断：世界文化的低能儿。
原因：知识的营养不良。
经过：慢性疾病，时日颇长。
但是，蒋渭水深知，台湾人民还是具有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的，他还是极有信心的，明确地指出了“治”与“不治”的两种前景：
预断：因素质纯良，若能施以适当疗法，尚可迅速治疗。反之，若疗法错误，迁延时日，有病入膏肓、死亡之虞。
而蒋渭水开出的“处方”是最精彩的：
疗法：原因疗法，即根本治疗法。
处方：
正规学校教育最大量
补习教育最大量
幼稚园最大量
图书馆最大量
读报社最大量
最后，他又提出了“二十年内根治”的目标，即：“若能调和上述各剂，迅速服用，可以在二十年内根治。”蒋渭水：《临床讲义》，见庄永明《台湾百人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1—33页。
显然，这是一篇启迪心智、廓清蒙昧的台湾思想启蒙运动的宣言书，比起《台湾青年》创刊号的卷头辞，它更加形象、更为具体也更深入人心了。
台湾文化协会拥有一千三百二十名会员，培养了一大批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骨干，在全岛各地深入地进行着启蒙工作，推动了抗日爱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有了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做思想启蒙的工作，台湾岛上的新文学运动，也很快地蓬勃开展起来。大陆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学革命先驱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以及他们的新文学作品，很快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发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1922年4月1日，《台湾青年》改名为《台湾》（截至1924年5月共出十九期），由林呈禄任总编辑。《台湾》对于文学有了更多的关注。这一年，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已有五年的历史，曾旅居大陆的黄呈聪有感于亲眼目睹大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于《台湾》杂志1月号上发表了《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随后黄朝琴发表了《汉文改革论》。这两篇文章是“改革台湾文学最早的论文，也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黄呈聪和黄朝琴都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台湾留学生。1922年6月，他们返回大陆做了一次文化、文学考察。大陆开展的文学革命给了他们深刻的启发，《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见闻感想上升为改革台湾书面语言理念的两篇文章。
《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一文，一方面介绍了大陆白话文学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极力倡导台湾向祖国大陆学习，也尽快使用白话文。他在论述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重大意义时说：
回想我们台湾的文化，到如今犹迟迟没有活动，也没有进步的现象，原因是在哪儿呢？我要回答说，是在我们社会上没有一种普遍的文，使民众容易看书、看报、写信、著书，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晓得，社会的里面暗黑，民众变成愚昧，故社会不能活动，这就是不进步的原因了。于是我很感觉普及这种的文字，使我们同胞共同努力，普及这个文做一个新的使命，是很要紧的。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6—7页。
就这“新的使命”而论，“白话文是文化普及运动的急先锋”，因此，“自今以后，要从这个很快的方法来普及，使我们的同胞晓得自己的地位和应当做的，就可以促进我们的社会了。”同①，第18页。在阐明台湾普及白话文的可能性时，黄呈聪说：
我看我们的社会，从前和现在多数的人，都喜欢看那个《红楼梦》、《水浒传》等的白话小说，所以已经有普及一部分在社会上，若是将这个扩大做一般民众的使用就好了。我想普及这个文在我们的社会是没有什么难的。同①，第15页。
该文还阐述了“白话文之历史考察”、“白话文和古文研究的难易”，强调了在台湾推行白话文运动的必要性、急迫性。
《汉文改革论》与《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论旨相近。文章疾呼，为在台湾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程度，造福大众，台湾的汉文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的急务。黄朝琴呼吁人人从“我”做起，立即采取行动。他号召台湾广大民众，给自己的同胞写信决不要用日文；凡写信全用白话文；写文章、发表议论都用白话文。作者宣言，准备回台湾开展白话文运动；并一再表态，他自愿担任白话文讲习会的教师，为在台湾普及白话文而献出一点力量。
显然，这两篇文章，着重点在论述白话文与文化的发展、社会改革的关系，但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台湾文学界已经受到大陆上胡适等新文学先驱者的影响，认识到文学必须从语言形式突破文言的束缚，去进行全面的革命。虽然，从《台湾青年》到《台湾》的这五篇文章，还没有出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那样要求彻底改革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坚定主张。但这却足以说明，台湾新文学已在萌动之中。
在黄呈聪、黄朝琴提倡白话文的新主张影响下，《台湾》杂志社为适应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决定增刊发行半月刊《台湾民报》，由林呈禄担任编辑，黄呈聪为出版发行人。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刊。《台湾民报》最早是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再改为周刊，每星期日出刊。到了l927年8月1日起，开始迁入台湾发行，仍以周刊形式出现。1930年3月，为了进一步为发行日刊做准备，便增资改组，并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