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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等地。《大陆游记》和《大陆诗草》中的散文和诗歌，即他这三年间在大陆游历的收获。连横无疑是台湾近代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他对台湾文化和学术的贡献自然是巨大的。但是，在台湾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初期，他对提倡新文学持否定态度，对新文学的性质和意义还不够了解。1924年11月15日，在他自己主编的《台湾诗荟》第10号上，发表了他为林小眉的《台湾咏诗》写的《跋》，其中有一段酷似林琴南攻击大陆新文学口吻的文字：
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秕糠故籍，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特西人小说戏剧之余焉。其一滴沾沾自喜，是诚坎井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跋。
连雅堂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标明是回应张我军《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但明眼人对他的用意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在文章中，连雅堂把“汉文可废”和“提倡新文学”混为一谈，表现出他对新文学的性质还不甚了解。大陆文学革命初期，白话文和新文学也曾遭到林琴南、辜鸿铭等旧派文人的攻击，也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旧文人对新文学的曲解和拒斥。然而经过几番论战后，旧文学最终还是被新文学所取代。
张我军终于听到了他投向旧文坛的炸弹爆炸的回声，而且回应他的是文坛盟主连雅堂。他立即写下了反驳连雅堂的文章《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该文署名“一郎”，作于连雅堂跋文发表后的第五天，即11月20日，发表于12月11日《台湾民报》2卷26号。文章以幽默的手法对连雅堂的观点进行了讽刺。张我军没有再对台湾旧文坛的腐朽进行素描，也没有开门见山地提出批评和希望，而是以先扬后抑的手法来讽刺连雅堂把提倡新文学等同于废除汉文的常识性错误。
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有人对我说，台湾有一位大诗人，办个诗杂志。当时我对于诗学非常的有趣味，所以我甚以不能一睹为憾！因为我预料这位大诗人一定会有什么对于诗和一般的文学的妙论来使我开开眼界，而驽钝的我，或许能因此得到很有效的教训，所以我愈期望要读它一读。
我终于达了我的期待了。我昨日在友人处，怀抱着满腔的热望，把他送给我的那个杂志读了好几遍，但我终于失望了。我不但没有照我的预料，得到什么好的教训，甚至把我的肠肚都气破了。可是后又觉得好笑！我笑了一夜还没有止，直到现在还一面笑着一面写这篇原稿。
…………
我们读了这篇妙论之后，立刻可以知道这位大诗人是反对新文学而又不知道新文学是什么的人。然而我最不满意的，是他把“汉文可废”和“提倡新文学”混作一起。不但如此，若照他的意思是“提倡新文学”之罪甚于“汉文可废”。
在文章中，张我军抓住连雅堂在跋文中把提倡新文学和废除汉字混为一谈的模糊概念质问连雅堂：
请问我们这位大诗人，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断定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的人，便都说汉文可废，便都没有读过六艺之书和百家之论、离骚乐府之音。而你反对新文学的人，都读得满腹文章吗？啊！你的自负也太过。……我想不到博学如此公，还会说出这样没道理，没常识的话，真是叫我欲替他辩解也无可辩解了。我能不为我们的文学界一哭吗？
实事求是地讲，这次张我军和连雅堂的交手，无论从文坛地位还是从学术影响上看，两人都不是一个量级的，连雅堂是文坛盟主，早已功成名就，而张我军却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导路小卒”。然而，张我军倡导文学革命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而连雅堂维护旧文学却是与历史发展的潮流逆向而行。所以在论争中虽然连雅堂在地位上占着绝对优势，但出言却是遮遮掩掩，甚至有些词不达意。而张我军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和气魄，显得气壮而理直。不过此文也仅就连雅堂的话加以批评，仍然没有论及新旧文学的本质。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旧文学，张我军又连续写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和《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两篇文章，较深入地介绍和阐述了大陆文学革命的理论和台湾新文学革命的意义等问题。
《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作于1924年12月5日，发表在1925年1月1日3卷1号的《台湾民报》上。文章以大陆文学革命摧毁了旧文学的殿堂这一事实，来激励台湾同胞起来合力拆下台湾旧文学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文章联系台湾文坛的实际状况，详细介绍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并以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大陆文学革命的“三大纲领”作结。对胡适的“八不主义”，张我军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以白话的形式介绍其要旨，并联系台湾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而且把胡适“八不主义”的顺序也给打乱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胡适的“八不主义”：张我军介绍的“八不主义”：
一曰，须言之有物。（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
二曰，不摹仿古人。（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学；
三曰，须讲求文法。（三）不用典；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四）不用套语滥调；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
诗须废律；
六曰，不用典。（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学；
七曰，不讲对仗。（七）不摹仿古人；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八）不避俗话俗字。
从张我军对胡适“八不主义”的顺序的改变，可以看出他更强调文学的内容和情感。他在结合台湾文学界现状对“八不主义”逐条解释时，也加进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如在解释第一条“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时，他解释说：“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思想是文学的血液，文学而没有情感，没有思想，则如人之没有性命，没有血液。没有生命，没有血液的人，从根本上已失掉其为人的资格了。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文学，也从根本上失掉其为文学的资格。”他写道：
回顾十年前，中国文学界起了一番大革命。新旧的论战虽激烈一时，然而垂死的旧文学，到底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一班顽固的老学究败得垂头丧气。那一大座的破旧殿堂——旧文学的殿堂，经了这阵暴风雨后，已破碎无遗了。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地在那里重建合乎现代人住的殿堂了——新文学的殿堂。可是我们最以为憾的是，这阵暴风雨却打不到海外孤悬的小岛。于是中国旧文学的孽种，暗暗于败草丛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旧的——以苟延其残喘，这就是台湾的旧文学。
我们回顾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禁不住手痒了。我们因为痛感这座破旧的殿堂已不合现代的台湾人住了。倘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们还不知醒过来，还要在那里贪梦，就有被其所压的危险了！我不忍望视他们的灾难，所以不自顾力微学浅，欲率先叫醒其那里头的人们，并请他们和我合力拆下这所破旧的殿堂。
可以看出，张我军是要借大陆文学革命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来指导台湾的文学改革。他说：“只是我不敢以文学革命军的大将自居，不过是做一个导路小卒，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并且替它呐喊助攻罢了。”所以文章“大半是引用他人之语，而不是我自己创造的”。其终极目的就是号召台湾文学界进行文学革命，抛弃旧文学而创建新文学。
接下来，张我军发表了《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阐释文学的真谛，批评当时流行台湾旧诗坛的“击钵吟”的局限和弊病。该文作于1924年12月24日，发表于1925年1月11日《台湾民报》3卷2号。“击钵吟”这种即兴吟诗的艺术形式在一定的时期是台湾文人用于保持汉文学传统，抵御异族文化同化的方式和手段。但后来逐渐沦为形式主义的游戏。所以张我军在提倡文学革命时把它作为分析批判的对象。
作者在“小引”中说：
我不是一个文学者，我对于文学上的知识是非常之肤浅。然而我为什么要常常发表关于文学上的评论呢？那是因为我痛感着台湾的文学之道已污秽不堪走了！已有从根本上扫除刷清的必要了！可是我已候之久了，却候不出一个人肯来当这扫除刷清的职务。我于是顾不得力微，便拿出一根安排未妥的笔帚出来，站在这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讲清楚了诗的本质与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为台湾文学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然后尖锐地指出台湾诗坛的形式主义错误，为台湾诗界革命的开展清扫了道路。张我军认为“历来我台湾的文人把技巧看得太重，所以一味地在技巧上弄功夫，甚至造出许多的形式来束缚说话的自由。……于是流弊所至，写出来的诗文，都是些有形无骨，似是而非的。既没有彻底的人生观以示人，又没有真挚的感情以动人。”“他们是故意去找诗来做的，他们还有许多的限制：（一）限题，（二）限韵，（三）限体，（四）限时间，有时还要限首数。文学的境地是不受任何束缚的，是要自由奔放的，这些浅近的学理也不知道，却满口书臭，真是逼人胸口作呕！”“这类的无意义的东西”为什么要做呢？张我军说这是因为他们“也有想得赏品的，也有想显其技巧的，也有想学作诗（技巧的诗）的，也有想结识势力家的，也有想得赏品兼显扬技巧的，也有想得赏品兼显扬技巧兼结识势力家的”。总之这些“诗界的妖魔”开击钵吟会、做出的诗，是与“诗”的原意背道而驰的。有鉴于此，张我军大声疾呼：“我们欲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那么非先把这诗界的妖魔打杀，非打破这种恶习惯恶风潮不可。”
张我军的这两篇文章击中了台湾旧文坛的要害，沉重打击了死而不僵的台湾旧文学。像当年林琴南攻击新文学一样，台湾旧文学也对新文学进行了“谩骂”式的攻击。然而在双方的激烈交战中，新文学的影响却势不可挡地迅速扩展开来。
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见诸报端后的第四天，即1925年1月5日，日本殖民者的“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就刊发了化名“闷葫芦生”的反扑文章《新文学的商榷》。这是新旧文人之间第一次正面的直接交锋。
文章除谩骂之词外，主要论点有四方面：一、关于新文学，他说：“汉文学有随世推移、革新之要，然不敢如一二不通之白话体，即傲然自命为新文学也。”二、关于台湾新文学，他指出“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就普通汉文，加添几个了字，及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