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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闷葫芦生的无理谩骂，张我军立即给予批驳。在《新文学的商榷》发表的第二天，他就完成了《揭破闷葫芦》一文，并发表在同年1月21日《台湾民报》3卷3号上。关于这篇文章，张我军说：“我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发表了以后，到现在已有两个月之久了”，“却听不到什么反响来，我满以为我的炸弹是掷在烂泥中去了”。出乎意料的是，“本月5日，台日报中文栏载了一篇闷葫芦生作的《新文学商榷》，这篇文字可算是我的那篇文的第一次的反响了”。然而读完之后，“着实感觉到非常的失望和不满”，“因为他说的话，简直是一篇谩骂之词”，他的“‘新文学之商榷’完全没有触着新文学的根本问题。他的用意大约是在反对新文学，在骂我那篇文字，然而因了他不知道新文学的意思，而且对于我的那篇文简直没有读懂，所以他说来说去，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只是信口乱吠罢了！所以我不但没有和他理论的必要，并且和他理论，简直要污了我的笔”。然而为什么又要做这些文字呢？因为毕竟“幼稚的台湾文学界，熟睡中的台湾文学界，也算已有抬头起来讨论新旧文学的人了，这实在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所以“我现在欲借此机会，再说几句话来揭破他的闷葫芦”；也不过是“欲借此机会多说几句关于新文学的话罢了”。不言而喻，张我军作此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揭破闷葫芦，来向台湾文学界进一步宣传新文学。
针对闷葫芦生文中的四项责难，张我军予以一一反驳，同时指出新旧文学之分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并对新旧文学本质上的差别作了更明晰、更深刻的思考：
首先，“我们之所谓新文学，乃是对改革后的中国文学说的。所以说新者，是欲别于旧的。所以我们之所谓新文学，当然是包含于中国文学的范围内。”至于“闷葫芦生说：‘……然不敢如一二（不通不）之白话体，即傲然自命为新文学也。’这句话实在莫名其妙，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话。但大约是在说我的语体文不通吧？”
其次，针对闷葫芦生对“白话体新文学”的错误认识，张我军质问：“闷葫芦生，‘白话体新文学’是什么？这个名词是你自己私用的吧？要记着！新文学不一定是语体文（白话文），不过文学革命家所以主张用语体文的，是语体文较文言文易于普遍，易于活用。”并进而提出：“语体文（白话文）未必全是新文学，新旧文学的分别不是仅在白话与文言，是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此外：“我们今日所用的中国文字不是仓颉一个造的，是几千年来历代的学者文学家造的。”“再则我们作文，大都依据中国语法，决不如你所想‘如村妇之簪花，簪得全无顺序’。”
再次，关于中国新文学，张我军说：“闷葫芦生！你须睁开眼睛细看一看，中国的新文学决不是陈、胡二人的私产，是时势造成的中国的公产，不过是他们两个人较可代表罢了。”这种评价可以说是客观、公允的，既肯定陈、胡二人的历史功绩，却又不片面夸大。这与陈独秀1940年3月间作的《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观点是相一致的。陈文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的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2页。至于胡适之商榷态度“是要留下余地给赞成文学改革的人讨论的。换言之，是‘当如何来改革才好’的商榷，而不是‘当不当改革’的商榷”。
最后，就闷葫芦生对日本文学革新的讽刺，张我军反问道：“我说的是文学，而且你说的也是文学，而非说诏敕等呀！况且日本一年所产的文学有多少？而诏敕等有多少？况且如诏敕等郑重的文字也已渐渐地平易化了，冬烘先生知之否？”针对闷葫芦生的各项责难，张我军都一一作出回答，言辞幽默多讽，丝毫不留情面。痛快之至，既批评了以闷葫芦生为代表的旧文学死守者们。“不知新文学为何物”却又言必讽新文学的只凭意气用事的态度和做法，同时也更明确了新文学之所以为新文学的要义。
在《揭破闷葫芦》发表之前，即1925年1月12日，《台湾日日新报》“是是非非”栏，还曾刊出署名“讲新话”者对张我军的调侃性的谩骂；同月16日《台湾日日新报》“是是非非”栏，又有署名“张大郎”、“半新长老”、“半旧先生”、“坏东西”等名称，以打油诗的方式，辱骂张我军“咆哮人群，乱吠如狗狂”；21日，赤崁王生于《台湾日日新报》8869号发表《告张一郎书》，误以张一郎为张梗，认为张氏丧心病狂、痛诋台湾文学，是拾胡适、陈独秀之余唾。旧文学界的反抗虽然激烈，却多属毫无学理可言的人身攻击，颇似大陆新文学初期，林纾等为代表的旧文学家对新文学倡导者进行的影射和谩骂。这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旧文学势衰力竭的颓唐之相和保守顽固的愚昧可笑。
这以后，在台湾文学界，新旧文学的论争愈演愈烈。旧文学以《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的汉文栏为阵地，写了一批长短不一的文章，攻击新文学。新文学方面则以《台湾民报》为阵地，积极应战，继续宣传新文学。
张我军的文章一经见报，咄咄生就于1月27日在《台湾日日新报》8876号发表了《胡适之奴隶》，构陷张我军倡导新文学是为了标新立异。紧接着，九曲堂的旧诗人郑坤五，化名“郑军我”，于1月29日在《台南新报》8244号刊登《致张我军一郎书》。该文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批驳张我军的主张，是一篇较能就文学论文学的文章。郑军我以老前辈的口吻，煞有介事地大讲“尤贵能莫谈彼短。勿炫我长立一言而为天下法”、“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其用心却是意在为张我军扣上一顶哗众取宠的帽子：“然细揣足下初心，当无恶意，特欲乘社会竞进时机，以一己之见，捏造奇特之语冀侥幸虚荣耳。”继而又用欲抑先扬的手段，先夸奖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檄文内容亦颇思路不凡，所说八不做主义，确中时弊，余亦赞成，惟词锋太露，未免有独断之嫌，使余不得不饶舌也。”其真正用意则在批评了张我军的“独断”，最终目的实为夸赏旧文人所谓的护持汉学之功：“汉学垂危，赖以复安者，无非受老前辈之维持，系千钧于一发，如此功勋，岂容谩骂者也。”最后，他提出对于新文学的看法：“至于文学之革新，将来顺时世之潮流，当有必然之日……何用急于革新哉？”
又足下希望通行之所谓白话文者，其实乃北京语耳。台湾原有一种平易之文，支那全国皆通，如《三国志》、《西游记》、《粉妆楼》等是也，只此足矣。倘必拘泥官音，强易我等为我们，最好为很好，是多费一番周折，舍近图远，直画蛇添足耳，其益安在，未卜足下以为然否？苏世昌：《追寻与回忆：张我军及其作品研究》第三章《省思转化的文学进程》，ncku。edu。tw/~taiwan/taioan/hak…chia/s/sou…se…chhiong/sek…su/sek…su。htm。
郑军我的目的无非是借赞张我军之词，迂回地为旧文学辩护而已。其自鸣得意之时，却不揣早已被人看穿了这种幼稚的鬼把戏。张我军于2月3日著文《复郑军我书》，发表于1925年2月21日《台湾民报》3卷6号上，对郑军我的文章予以逐条批驳。他指出：“凡欲立言之人”，都是“先把旧说之坏点和己说之长处说得明明白白”，否则无人相信。因此必须谈彼短、炫我长。至于自己著文立说，则是因为“我台湾之中国文学之衰颓”，“我也是为欲振兴中国文学所以出而呼号的”。其时，想必郑军我正沾沾自喜于猜透了张我军的心思，却不料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真真是对郑军我“良苦用心”的巨大嘲讽。历史的幽默常常令人瞠目结舌。
张我军指出，“老前辈之维持不过是苟延死文学的残喘而已，若长此不改革，即不至于灭亡，其所维持下去的文学也不过是些死文学而已。”而“死文学与无文学相等，所以我人愈不可不改革了”。况且，“时世之潮流已使我们不能不改革了”，“若不趁此挺身以改革，而必要待‘必然之日’这真是不食而求饱了”。
关于白话文与北京话的关系，张我军明确指出：“我们之所谓白话文乃中国之国语文，不仅仅以北京语写作。”至此，新旧文学的论争已经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具体的文字运用层面，台湾新文学的语言问题也渐次浮出历史地表。最后，张我军重申他提倡白话文的理念：“我这次提倡的是有意识的提倡，决不是无意识的妄动，有什么反省之可言？有什么过与不过？逊与不逊？置身于孤立之地、四面楚歌、遍地仇敌，这都是由于周围的人的不明白，而且是革命家应觉悟的事。”义正词严，态度坚决，表现出改革者毫不妥协、不容置疑、毅然决然的气魄。
张我军的文章不仅回击了旧文人的无理谩骂，更使台湾文坛新旧文学之间论战白炽化。旧文人们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以及《台湾新报》的汉文栏为阵地，向《台湾民报》提倡的新文学运动发起了反扑和围剿，其中主要参与者有署名蕉麓（罗秀惠）、连雅堂、郑军我（郑坤五）、闷葫芦生、赤崁王生、陈福全、艋牛粕揽汀⒁灰饔选⒔残禄啊⒒刀鳌⑦瓦蜕热恕Ｆ渲薪衔怀龅氖且灰饔延�1925年2月6日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8864号上的《新文学之平议》。该文力陈新事物未必比旧事物好，认为白话文是下里巴词，而倡导白话文的文人实际上是想要打坏郢中白雪高贵的殿堂，数典忘祖，成为洋人奴隶。但事实上，该文对新旧文学并没有深入而明确的认识。
面对旧文人们在三家台湾报纸发动的围剿，张我军等毫不示弱，给予了旧文人们强有力的反击。主要有张我军、蔡孝乾、张梗、前非、赖和（懒云）、半新半旧生、张绍贤、自我生、杨云萍、陈虚谷、叶荣钟、廖汉臣、陈逢源等人。他们纷纷著文，批驳旧文学的谬论，并在《台湾民报》上集中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