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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作为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的张我军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他作为台湾新文学建设“导路小卒”的时代。
第一节 文学理论建设
张我军是“真正把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带给台湾的”第一人。在建设台湾新文学理论和提倡台湾白话文方面，张我军“可以说是最有力的开拓者之一”和“最有力的领导者之一”。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622页。
1924年至1925年台湾新旧文学论战期间，张我军连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新文学的文章，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是当时其他的新文学倡导者所无法比拟的。综观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张我军是把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视为楷模，尝试对台湾文坛如法炮制，希冀开辟出一条新文学的康庄大道。不可否认，张我军的文学理论确实脱胎于大陆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理论，但不能因此抹煞张我军在台湾新文学倡导和建设方面的地位和贡献。
张我军是站在文化巨人的肩膀，立足于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现状，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了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成就，传播之功胜于创见。这于当时也是惟一可行、不得不如此的文化策略。祖国大陆的新文学已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创作实绩也相当可观；而孤岛台湾却仍旧死守着旧文学的传统不放，沉湎于僵死语言的编排之中。两相比照，天壤之别，优胜自见。但凡有点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人，都不会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身处大陆新文学运动中心的张我军，面对台湾文坛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决心破开这“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敲醒里面“从昏睡入死灭”的人们。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张我军的意义就在于他不仅惊醒了沉睡的人们，使他们感到“就死的悲哀”；更指给他们走出铁屋子并继而前行的路。这条路就是循大陆五四新文学的改革之路，摧毁台湾旧文学的殿堂。如果说，在此之前，台湾文坛是一汪死水（即便偶有微澜也是暗流涌动）的话；那么从此之后，则是一片波浪滔天、风起云涌的壮观气象。
这“兴风作浪”之人正是挑起台湾新文学大旗的骁将张我军。他用大陆新文学运动这枚重型炸弹炸开了台湾文坛的陈腐与死寂；引导五四文学精神到台湾来，为台湾文人展现了铁屋之外的那一片艳阳天；更是张我军在摧毁了破旧殿堂之后，建起了崭新的象牙塔——一座闪耀着希望之光的理想之塔。而这理想之塔的基石便是由大陆五四新文学移植入台的理论建设成就。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
具体来说，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主要是为台湾新文学定位、文学语言的建设、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等几方面。
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与文学进化史观
在历史的版图上，台湾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同根同源，台湾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探其源流，是中国文学另一小溪的涌动，是异彩纷呈的中华艺苑中一朵美丽娇艳的奇葩。
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时期前的台湾文化仍然浸润于农耕文明之中。台湾文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中国古典文学对台湾上层贵族文学的主流性制约；其二则是来自台湾民间的世俗性的影响，这两种文学的流向沉浸在亘古不变的农业文化氛围中相安无事，互斥而又互补地缓慢前行。当五四新文学的春雷惊醒了沉睡的台湾知识分子，张我军们所进行的文学工作实际上就是传播五四精神、介绍大陆的文化思潮和文学走向，并最终达到启迪民智、使台湾步入现代化的进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张我军等人的努力是对大陆新文学的一种摹仿和移植。但是与大陆文学血脉相连的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根深蒂固的汉文化传统积淀，使台湾文学有着不可改变的中华色彩。因此，张我军等人对五四新文学基因的植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张我军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审视台湾文坛，认识到台湾沦为殖民地已近三十年，许多有知识的青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更有甚者完全接受日本殖民教育，以致对台湾文学的源流认识不清。张我军认为这是事关民族归属、民族情感的重大问题，是应该首先而且必须廓清的原则问题。只有给台湾文学以明确的定位，才能了解台湾文学的源流、所继承的传统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等根本问题。
张我军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的开篇即明确指出：
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湾“自归并日本”以来，因中国书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
在台湾处于日治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张我军明确提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表现了他的民族骨气和学术勇气，并且对台湾文学的这种定位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表明了台湾文学的根脉所系，而且为台湾文学效仿大陆的文学革命进行改造和革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同根同源，同属于中国文学，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原则并不相悖，而是这一原则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表述。
张我军的这一思想也同样表现在他对“汉文学”及“国语文”的注解中。他在《揭破闷葫芦》一文中说：“汉文学即中国文学，凡用中国的文字写作的有韵无韵的诗或文，而含有文学的性质的都是中国文学。……”“‘白话文’就是指‘中国国语文’。现在中国通称‘白话文’为‘国语文’。”张我军倡导白话文，正是出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思想，使台湾文学首先在文字工具上与祖国保持一致。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思是说只有学好白话文，才能进行新文学创作，并进而以此抗拒日本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因此，张我军认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必须以大陆新文学进展的目标与途径为指导，沿着五四的方向发展，而大陆文学界已“起了一番大革命”，经过了新旧文学的论战，使那一大座的旧文学殿堂破碎无遗，现在的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建造合现代人住的“新文学的殿堂”了。台湾文学界也应顺应历史的潮流，像大陆文学界那样拆掉旧文学的殿堂。然而台湾文人却仍然固守着那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如井底之蛙，自得于目力所及，因此鸿沟也便日渐其深了。张我军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中表达了自己对此的忧虑：
我台湾自割归日本帝国以来，因种种的关系，对于中国的事情，不可得而知。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的社会上、政治上、学术上、文学上、思想上的急激的变迁，已完全变换了一个和从前大不相同之中国了。今日在台湾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实在的中国，相去委实很远！政治上的变迁，因有新闻纸为之报道，所以较为明白一点。至于政治以外的事，极少有人去研究、去报道，所以简直“莫名其妙”。我们从文学来说，台湾的人，不但多不知道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学的状况，甚而革命前的——这三十年间的文学的变迁，也全不知道，这实在是一种可痛的现象！
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一文中，张我军对台湾文学也表现了同样的焦虑：“现在中国的文艺的花园里已开着无数灿烂的优美的花了。如新诗与短篇小说的发达之速，真是令人卷舌的！然而我台湾却如何？还是满园荆棘，找不出一朵鲜花呀！”
为了填平这鸿沟，加快台湾新文学建设的进程，使台湾文学追赶上大陆新文学前进的步伐，张我军身体力行，连连撰文，系统地向台湾文学界介绍了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情况，引进胡适的“八不主义”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等新文学主张，并评介鲁迅、郭沫若、徐志摩、胡适、西谛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期望台湾文学界能起根本性的变化，开放出“无数灿烂的优美的花”，在“中国的文艺的花园里”绽放异彩。张我军的这些主张和努力，为地处海岛边陲和身处异族统治的台湾文学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他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中明确指出：
现在的时代，无论什么都以世界为目标，如政治、如外交、如经济等等都是世界的，文学也不能除外，所以现代的文学，已渐趋于一致，而世界的文学的成立，也就在眼前了。然而，还在打鼾酣睡的台湾的文学，却要永被弃于世界的文坛之外了。
他认识到了“世界文学”的形成“就在眼前”，而台湾文学又是世界文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张我军认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以世界为目标。于是，在大量引介祖国大陆的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之外，他还积极介绍近二百年间的欧洲文艺思潮的变迁以及各时期文艺思潮的特色与缺陷，开拓台湾文学家的视野，使台湾文学家放眼世界文艺的大环境，以取长补短，为我所用，追赶先进的世界文艺思潮，成就台湾特色的文学品格，屹立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
张我军把台湾文学定位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此，其发展的方向必然是循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改革之路，并最终与世界文学取得同步。可以说，张我军是把台湾文学放到世界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去思考问题，他这种“全球化”意识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张我军这种始于自强，放眼世界的文艺观，在当时是极具魄力和胆识的。这是一个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学家，对于本土文化的归属和发展所做出的极负责任的阐述和具有远见卓识的预测。这是一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台湾封建势力夹缝中生存的中国人，发出的回到祖国的急切呼声：“河山只在我梦中，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时至今日，这种声音似乎仍然萦绕耳畔，不绝如缕。
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文化、民族心理认同来看，台湾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台湾是汉民族移民社会，是大陆（尤其是漳州、泉州）的移民对台湾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半睡眠状态的台湾才被斧头、锄头和枪声吵醒了”。吴法：《台湾历史札记》，（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6年版，第101页。因此，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是同源共祖的，“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固然是属于这汉民族的系统……因而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摆脱，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安兴本：《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