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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第1版，第15页。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在精致层面——思想、道德、伦理、哲学等——的凝聚，是对人类精神状态的一种把握、表现。它在精神的王国里追索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使人类得到精神皈依的启示，找到心灵的家园。
“家园”综合了家与故乡的双重含义。家是人所不能缺少的，故乡则是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没有家，人就失去了归依，没有寄托，终生飘零、孤独、寂寞，家是人委屈、彷徨、伤怀时惟一的避风港，是受惊吓时能够想到的地方，所以，人历经万险、受尽艰难，总想“有个家”。故乡则是人童年的摇篮，是亲情的发祥地，充满着父母亲友的抚育和关爱，因此，不论身在何方，魂牵梦绕的都是故乡的情、故乡的魂。无论一个人声名显赫也好，潦倒落魄也罢，心心念念的是“落叶归根”。可能现实中的故乡是贫穷的、落后的，但在心灵的深处，它却是一首童年的歌谣，是一首母亲哼唱的摇篮曲。充满着甜美与温馨。因此，对于人来说，家园是永恒的诱惑，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梦寐的归宿。
在这个家园中，人们可以超越物质领域的现世界，达到自由的精神所向往、叩问和追寻的彼岸。因此，漂泊已久的浪子，最终还是能够冲破重重束缚，呼喊出“我要回来”的渴望。“日据时期的台湾政治运动者，由于在殖民体制下不能获得充分表达言论的自由，因此，文学道路自然就成为抒发心声的途径之一。”同②，第17页。文学可以给人情感的亲切抚慰与心灵皈依的启迪。文人以文学的形式传达出人们共同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向度，并以此唤起人们同样刻骨铭心的体会，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和愉悦。因此，在文学的境界里，人们感到“就像在家里一样”，充满着皈依的温馨与实在。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被迫割让，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家园情结也因此格外鲜明。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以“故国意识”和“家园情结”为特征的“台湾文学性格”。
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意识铿锵高昂，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渴望祖国的神韵。旧文学虽也致力于保存民族文化、反抗日本统治，但其旧文学封建、守旧的性质，决定了它民族意识的局限性和软弱性，远不及新文学的坚决与开阔。但不论怎样，台湾文学中母语的顽强保留，不仅是对日本强制同化教育政策的反抗，更折射出民族文学意识的光芒。日本殖民统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灭绝汉民族文化，使台湾全面纳入日本的体制当中。面对这种压迫和同化，“故国意识”和“家园情结”就支持着台湾文学的民族意识，与异族的侵吞相抗衡，有力地摧毁了日本殖民统治者企图使台湾人民忘祖的险恶用心。
因此，张我军基于历史情感、爱国情怀和台湾受异族统治的悲愤心情，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观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王诗琅对此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在日据时代，大家最后的目标还是想和整个中国的文学界结合，如张我军之所以要提倡白话文，就是希望台湾文学要追随大陆的白话文学才不会脱离。茅汉：《黑色青年与台湾文学》，《文季》1卷4期，1983年11月版，第42页。
张我军的批判旧文学主张新文学，并不是要台湾同胞弃绝汉文，而是希望台湾文学追随世界文学的潮流，与祖国大陆的新文学潮流相结合；并通过新文学运动，使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术、文学及思想，最终填平这鸿沟。
在张我军看来，台湾文学既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就应当循五四之路发展，以跟上世界文艺思潮。他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指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在《诗体的解放》一文中指出：“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便可以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接着他论述了中国诗体的四次解放，并得出结论说：“这种解放似乎很激烈，但其实是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而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它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张我军：《诗体的解放》，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页。在《随感录·糟糕的台湾文人》一文中再次指出：“历史告诉我们说，我们今日的文明是自古变迁进化而成的，倘没有变迁进化，如何有今日之文明？生物学者告诉我们说，人猿同祖。你扬古抑今，情愿守古的人，那么你何不如猿类用四蹄在地上匍行？”张我军：《随感录·糟糕的台湾文人》，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64页。此外，张我军提倡新文学要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现实需要，也是文学进化史观的表现。
很明显，张我军的文学进化史观，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他曾自言，“我是欲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意义的”，所以“大半是引用他人之语，而不是我自己的创造的”。其“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的思想，实际上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拷贝。但是张我军对胡适的思想作了发展，他明确地指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一本质。对文学这一本质意义的积极肯定，说明张我军的文学观已经朦胧地显示出写实主义的倾向。他在阐述文学进化过程时，重点放在对中国诗体四次解放的阐释，这结合了台湾文学的实际，因为台湾的旧文学只有旧诗，而不像大陆有丰富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散文、戏剧等文类，讲诗的进化过程，对台湾文学更具针对性。
此外，张我军用生物学上的进化理论，来证明文学进化论的合理性。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文学领域，不失为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是对文学的简单结构，事实上文学的过程，要更复杂得多。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以进化论为武器，向旧文学开战，虽然显得有点简单化，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受到时代的局限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二、改造台湾语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文学工具的语言，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自语言的改革始，台湾新文学改革也应如此。张我军针对这一问题，撰写《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即创立五周年纪念号）一文，提出了建设台湾新文学语言的根本原则。
文章宣布：
我们现在谈新文学的运动，至少有两个要点：
1。 白话文学的建设
2。 台湾语言的改造
这是张我军提出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纲领。张我军说：“这两条是从胡适的‘建设新文学’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出来的。他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具体而言，张我军关于白话文学的建设的意见是：
第一，什么是白话文？张我军说：“我们主张以后全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我所说的白话文就是中国的国语文。”在《复郑军我书》一文中，张我军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我们之所谓白话文乃中国之国语文，不仅仅以北京语写作。……现在我们称之所谓白话文乃胡适之所谓‘国语的文学’，故不仅仅是北京话才能叫做国语。”所谓“国语”，是指汉语言文字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的词汇、语法为基础的一种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言文字。
第二，“何以要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呢？”张我军同意胡适的看法：“中国的文字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关于这一点，张我军直接引用胡适的文字来加以阐述：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两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说：“这都是因为这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两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做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读韩愈的《南山》？因为他们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字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长春、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
必须说明的是，张我军并不认为“凡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他的意思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生《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言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第三，“为什么死文言不能产生活文学呢？”张我军同样采用了胡适的文字来说明：
这都是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大家的故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