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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为造谣家所骗》（发表于1925年4月1日《台湾民报》3卷10号）、《狱中的蒋渭水会在东荟芳演说》、《报纸的使命何在》（这两篇均发表于1925年4月21日《台湾民报》3卷12号）等。
“2月24日《台日报》“无嘴”栏载着一段昧心话，说蒋渭水一派前此未决囚被保释出狱时说了‘警察和监狱待我们以志士，而巡查和看守如高等绅士，极忠实地款待了我们’这样的话。所以同报记者很愤慨地说：‘像此辈把他人的好意与恩惠，反利用为自家广告，当用国家所规定的严刑来刑罚，使其充分地尝一尝国家所有的刑罚权的权威，这为台湾的将来也是必要的事。’”张我军：《随感录·有天良者何以解之》，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0页。另有报道说，在东荟芳召开的台湾议会请愿委员欢迎会席上，蒋渭水起立作了演说。而事实上，彼时的蒋正在狱中。对此，张我军作分析说：“蒋渭水一派说了这样的话没有，我不是本人所以不得而知，不过以常识来论，这种话大约是《台日报》的记者说的吧。”蒋渭水等的入狱是台报记者们的“所极欢喜的”，他们“恨不得判官来多定他们的罪”，“恨不得挑拨狱吏警察来虐待他们”，他们“说出这种暗无天日的话”是“蒙昧良心”的。至于“狱中的蒋渭水会在东荟芳演说”，也“多半是捏造的”。对于御用报纸的可恶，张我军说：“台湾的报纸是捏造事实的机关，这是老早就有定评的，所以我们也不必有什么奢求。”只不过对于他们的失态，“表十分的同情”罢了！张我军：《随感录·狱中的蒋渭水会在东荟芳演说》，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4页。此时的张我军，尚能一嘲解之。然而报纸失职的事情频频发生，张我军就“不得不为人的良心叹息”了。
在1925年3月下旬台北发生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24日的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又一是28日的台湾议会请愿委员的欢迎会。”都是台湾“年中行事”中的大事，而报纸却偏偏不报道。或者如《台湾新闻》，虽是“大报而特报”，可是“用心太坏”，而且弄出很多愚蠢的笑话。面对这种昧着良心说昏话的报道，张我军尖锐地指出，这是御用报纸别有用心的挑拨；是日本殖民政府利用言论机关，在大肆镇压台湾进步的文化与政治运动。这是日本殖民政府惯用的伎俩，张我军对此只是愤怒。但是对于那些愚劣的记者，对于那些沦为日殖走狗的所谓台湾报人，张我军则表示了极端的鄙斥，发出“如此报纸的使命安在”的质问。社会使命感使他并不能止于此，他要尽己所能挽救台湾暗无天日的报业。于是，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杂志《少年台湾》，使人们能够有一个对于台湾的现状自由发表意见的阵地。他说：
我们不幸生作所谓万物的灵长的人，又不幸生于病入膏肓的社会——尤其是野蛮残酷的专制政治下的台湾；尤有不幸者，即我们又生而不是哑巴；这一大堆的不幸，迫得我们非说话不可了。《少年台湾》便是我们说话的地方。
张我军说，创办《少年台湾》的目的并不是想对政府当局有所提议，“因为对那般人说话，充其量，亦犹对牛弹琴而已耳。我们患得着浪费若干有限的工夫，弹那对牛之琴吗？”更不敢想替同胞造幸福求自由，“因为所谓自由幸福，并非可由他人‘替’求‘替’造的啦”。他只是“报一点小意见”，即“欲使社会合理化，欲冀同胞得到自由、幸福，第一非先叫醒同胞，使其在思想上行一大改革不可”张我军：《〈少年台湾〉的使命》，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8页。。在另一篇文章中，张我军指出“《少年台湾》出现的动机”，“为的是表现自己，要把那郁积在胸中的话发泄出来，使自己觉出一点爽快，也使听的人觉出一点爽快”。所以，《少年台湾》“所说的话，没有一定的方式，也没有一定的范围。……他们只要把自己的话说出，便觉得痛快；只要自己的话有人听，便觉得更痛快；只要自己的话能使人家高兴或不高兴，便觉得更痛快上加更痛快”。张我军：《〈少年台湾〉创刊号编辑余话》，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4页。日殖统治下的台湾舆论机关，已经丧失了独立性，不再具有为台湾民众代言的资格。它已经堕落为日本殖民者的走狗，干的无非是捏造事实、打压吹捧的勾当而已。他们不仅自甘堕落，还帮助日本殖民政府镇压台湾同胞，这种奴才的行径实在是令人为台湾的前途担忧。然而作为一介书生，张我军除了愤恨，也只能做篇文章（至多为想开口说话的人创造一片天地）聊以释怀罢了。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就现时的实用价值而言，文人也的确只能发泄不平之鸣而已。言之“启迪”，只能是破开铁屋子试图唤醒昏睡的人们，至于能否醒来，却又不是破窗人力所能及的了。
在《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一文中，张我军一语中的地指出：“我们当然是不当完全依靠政府和诸言论机关来替我们台湾人谋利益和幸福。然而你政府既然承认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国民，那你也应该替这可怜无告的台湾人打算一二，也应该诚恳一点，这总是你政府应尽的义务啊！而你诸言论机关既自负为社会的指导者，思潮的先锋，你也应尽一点天职，指导民众向光明的路上去才是。可是我们的政府每常与诸言论机关狼狈为奸，一意欲驱台湾回到黑暗的世界去。”张我军：《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94页。
二、对伦理纲常问题的思考
民族意识和社会关怀是张我军终其一生的精神支撑。他积极地参加各种进步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同时也关注台湾的民生民情。
日治时期正是台湾社会急遽变化的年代，社会的新架构在先进与传统的对抗中逐步建立。在非武装抗日的要求下，新思想不断涌入台湾。在这种背景下，张我军大力提倡思想改造，认为“在现状下的台湾……应由思想改造入手。”至于何谓思想改造，张我军解释说：“揭破孔教道教释教之妄，芟除一切有碍社会人群进化的因袭道德习惯，而树立合理的新的观念，新的道德，姑称之曰思想改造”张我军：《〈少年台湾〉的使命》，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8页。。
思想改造主要是破旧立新，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适应新时代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张我军如此重视思想改造，是因为“孔教道教释教之妄若不揭破，一切有碍社会人类进化的因袭道德习惯若不芟除，强权是击不倒的。……现在台湾，对着强权开火者，虽大有其人了，然而对于思想改造这方面下功夫者却很少；这实在是他们的事业所以迟迟未易收效的一大原因”。同①，第139页。因此，张我军认为思想改造是击倒强权、谋求自治的当务之急。
张我军揭起思想改造的大旗，发表文章，将矛头对准保守的旧势力，批判社会旧的伦理纲常、旧道德、旧观念，建立新的道德准则，以唤醒同胞自觉对抗日本的殖民统治。这类文章主要有《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时事短评》、《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法》、《随感录》、《〈亲爱的姊妹们呀，奋起！努力！〉后记》、《〈一个贞烈的女孩子〉识语》、《至上最高道德——恋爱》、《〈少年台湾〉的使命》、《〈贞操是“全灵的”之爱〉译者附言》等等。这些文章是张我军的思想文化革新理想在日常道德伦理观念上的体现。
张我军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因此他的主张有很大部分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曾有的内容，如有关女子解放、贞操、礼教、婚姻等问题，呼吁民主、自由、解放，带有很强的个人主义的色彩。
1。 爱情观
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张我军，倡导个性解放，提倡恋爱自由；并且身体力行，他和罗文淑就是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在发表于1925年8月2日《台湾民报》第63号的《随感录·狂犬病的流行》一文中，张我军就对反对“恋爱自由”者进行过嘲讽，讥之为“狂犬病”之一种。继而在《至上最高道德——恋爱》（作于1925年7月26日，发表于1925年10月18日《台湾民报》第75号）一文里，张我军再次强调恋爱自由的观点：“我人深信恋爱是至上最高的道德，故不能不替它彻底地宣传，使人人知道尊重它。”“我人的用意是要使人人知道恋爱，又要驱逐假恋爱。”他借用厨川白村《近代的恋爱观》一书中的观点，将“恋爱的本质、发生、恋爱观的历史、恋爱之所以神圣的理由等等”，详细加以说明：
生的欲求，旋则现为人间的各种的创造生活。这里头最大的最自然的、而且最强的欲求，是新的生命的创造。人欲创造新的生命，而以子孙的形式来永久保存自己，这事惟能成于与异性的结合。于是就生出恋爱来。
恋爱的历史，是“跟着文化的发达，两性关系”的发展而变迁的。“自古来经了三个阶段以至今日。第一是惟被动于性的本能的肉欲的时代，这算属于古代。……第二是恋爱观寄托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的中世纪。即目女性为超越了人间性的有神格的东西，旋即变成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第三阶段而属于19世纪以后。发源于近代妇人的自觉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跟着破坏了旧时的恋爱观，遂又生出了新的恋爱观。”也正是在这第三阶段，才有了真正的恋爱，即“两性为互相补足的作用”，依赖彼此，“相寻求相牵引，把自己弄新，使其完全、充实”，并最终达到灵肉合一。
关于恋爱与性欲的关系，他说：
人最初在其动物时代，求与异性结合的，的确是为性欲满足和生殖欲望的。然而随着进化，那个欲望旋被净化、被纯化、被诗化，终而至于生出所谓恋爱的至上最高的精神现象。恋爱也不是无结果的浮草，也不是无根草。固然彻底的深而且强地种根于“性欲”的泥田中，但那个旋即变成恋爱而开放高且美的花，及至变成母性爱或近亲爱而结实时，那根蒂已经在泥土中消失了。
至于“横于一切道德的根柢的自己牺牲这件事，多由着如烧地恋爱着的男女最痛烈地体验……只有在恋爱中最美丽地出现。所以，……恋爱有着一种高贵，是心地纯洁的人才能成的。反而说之，人的心，是到了晓得恋爱，才被弄净，被提高”。张我军：《至上最高道德——恋爱》，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11—116页。因此，恋爱是神圣的，是“一切道德的根本”。“结婚是人格与人格的结合，所以当互相尊重人格，所以当以恋爱为惟一的条件，而恋爱是自由的，是不受什么强制和压迫的”。张我军：《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法》，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97—98页。然而“现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