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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开列新文学书目时，张我军特别强调“不可不读”“《胡适文存》一、二两集，《独秀文存》一集”张我军：《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8—51页。。
张我军这一努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台湾同胞多接触祖国新文学，加快步伐，填补两岸日渐其深的鸿沟。他在1925年1月至1926年6月担任《台湾民报》编辑期间，转载了很多大陆新文学著名作家的作品，计有鲁迅的《鸭的喜剧》（3卷1号）、《故乡》（3卷10至11号）、《牺牲谟》（3卷13号）、《狂人日记》（3卷15至16号）、《阿Q正传》（81至91号），胡适的《说不出》（剧本，3卷14号），冰心的《超人》（3卷12号）、《笑》（77号），周作人译的《乡愁》（［日］加藤武雄作，63至64号），徐志摩的《自剖》（104至107号），郭沫若的《仰望》、《江湾即景》、《赠友》（同在3卷18号，1925年6月21日）、《牧羊哀话》（76至78号）、《夕暮》（84号），焦菊隐的《我的祖国》（74号，1925年10月11日），刘梦苇的《中国新诗底昨今明》（101至107号），西谛（郑振铎）的《墙角的创痕》（74号，1925年10月11日），冯沅君的《隔绝》（3卷5号至7号）、徐蔚南的《微笑》（71号），梁宗岱的《森严的夜》、《失望》（同在69号）、《感受》（71号），滕固的《堕水》（68号），夬庵的《一个贞烈的女孩子》（3卷18号1925年6月21日），杨振声的《李松的罪》（117号，1926年8月8日），陈宏的《神秘与美丽的眼珠》（68号），周建人译的《比勃里斯》（皮耶尔·路易斯作，3卷8至9号）、胡愈之译《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面》（爱罗先珂作，59至62号）等等。部分作品还加上附记和识语发表，署名“一郎”。如《〈一个贞烈的女孩子〉识语》（《台湾民报》3卷18号）、《〈仰望〉、〈江湾即景〉、〈赠友〉识语》（《台湾民报》3卷18号）、《〈亲爱的姊妹们呀，奋起！努力！〉识语》（《台湾民报》3卷18号）、《〈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面〉识语》（《台湾民报》62号，1925年7月26日）、《〈墙角的创痕〉附记》（《台湾民报》74号）、《〈我的祖国〉附记》（《台湾民报》74号）、《〈牧羊哀话〉附记》（《台湾民报》78号，1925年11月8日）、《〈李松的罪〉后记》（《台湾民报》117号）等。这些附记和识语不仅介绍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还对创作背景、作家生平及其他重要论著进行简介，以帮助读者了解并加深印象。同时，张我军殷切地叮咛读者：“凡欲研究文学或学写中国语体文的人，我特地请他们细细嚼破，其为益实在不少。”张我军：《〈我的学校生活一断面〉识语》，《台湾民报》62号，第16页，1925年7月。由此可见，张我军期望通过这些作品的转载，发挥新文学的范文作用，对台湾白话文学的创作起到引导、推动和借鉴的作用，增进新文学运动的进展，向大陆新文学运动靠拢。
在张我军等人的文艺评论文字的引导下，在大陆新文坛上“无数金光灿烂的作品”张我军：《随感录·笑〈台日报〉中文部记者的愚劣》，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5页。的启示下，台湾新文学终于绽开了异彩纷呈的花朵。新诗方面如张我军的《乱都之恋》，杨华的《这是什么声？》、《黑潮集》，崇五的《误认》、《旅愁》等；小说方面如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1923年发表，是台湾第一篇中文小说），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秤仔”》，杨云萍的《光临》、《弟兄》、《黄昏的蔗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等；戏剧创作虽寥若晨星，但仍有佳作诞生，如张梗的独幕剧《屈原》和逃尧的独幕剧《绝裾》。此外，和大陆一样，新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还是散文。其中，政论文、杂文、随感这三种文体，随着白话文的推广与普及，显得相当活跃和繁荣。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学作品在此时，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百花园中熠熠生辉的一支了。然而，由于日本割据，书籍流通不便，所以台湾民众对大陆新文学的了解虽日渐其深，而大陆对台湾新文学的了解却仍然少之又少。因此，在引介大陆五四新文学优秀作品的同时，张我军还致力于让大陆的读者了解台湾新文学的实绩，使大陆同胞不致因为一海之隔而导致陌生、误会。
在1927年创刊的《少年台湾》发刊词中，张我军明确表示：“本志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台湾人添一个思想知识的交换机关……这是本志的一个特征。又本志是在北京发行的，所以它在于要做岛内的刊物所做的工作以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介绍。它要把祖国时时所发生的情状，介绍给岛内的同胞，使得大家得点眼光，不致与祖国起隔膜；它又要把岛内时时所发生的事变；介绍给祖国的人士；使他们得些了解；不致对台湾生误会。这是本志第二个特征。这个特征，也即是本志的另一个目的，也就是本志的另一件使命。”“总而言之；本志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要为台湾人添一个思想知识的交换机关；第二是要为台湾与祖国间添一个交涉的桥梁。”若从而能够充分发展，“则同人幸甚！台湾幸甚！”（发表于1927年3月15日北京《少年台湾》月刊创刊号）张我军：《〈少年台湾〉发刊词》，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2—393页。可惜壮志难酬，《少年台湾》还没来得及完成它的使命，就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摧压下夭折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往往不是锱铢之间，而是天壤之别。张我军等致力于架构两岸新文学沟通的桥梁，其初衷是填平两个天地之间的鸿沟，使台湾新文学尽快融入大陆新文学发展的潮流中去。然而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压制甚至不允许这种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存在，事与愿违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因此，虽然《少年台湾》欲介绍台湾作品给大陆读者的愿望没有能够彻底实现，但是，台湾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毕竟已经迈出了这试图弥合鸿沟的第一步。回归祖国、融入祖国的呼声毕竟已经呐喊出来。仅就这启蒙之功，张我军就可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位功臣。
张我军于1925年1月至1926年6月担任《台湾民报》编辑，他倡导台湾新文学的文章，也大多发表于该报。可以说，张我军1924年至1926年的文学活动是围绕着《台湾民报》这个阵地进行的。新旧文学论战也好，白话文学创作也罢，包括积极推动两岸新文学作品的交流在内，张我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呼吁并引领新文学到台湾，拆除台湾旧文学的破旧殿堂，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崭新王国，使之赶上祖国大陆新文学建设的步伐，不致与大陆文学隔膜和疏离。
张我军对台湾语言的建设是其倡导新文学的重要内容，他建构了一个包括理论、创作实践和作品引介在内的三位一体的语言改革方案。由语言而工具及作品的思想感情。他首先从理论上加以倡导，不仅摧毁台湾腐败的旧文学，而且引介大陆白话文运动的先进理论主张；然后以创作实绩加以充实和验证。这一过程是在海峡两岸新文学运动的比照中进行的。张我军是把台湾新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部分加以分析、探讨的，这种思想贯穿其理论和创作的始终。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流变中，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因此，在异族殖民政策的统治下，寻找自身的存在价值及未来的归属，是台湾民众思索的主题。新文学就是深刻地描述了他们为了维护尊严、追求生活价值所展开的反抗行动；就是要记录和证明，台湾“虽是被日本人统治，我们仍然是中国人”（杨云萍语）。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台湾新文学倡导者们掀起台湾的文学革命，翻开了台湾文学新的历史篇章。而张我军这位率先举起新文学旗帜的领军人物，在推动台湾新文学创建方面的功绩更是值得我们由衷的钦佩和感激。
张我军发起并参与的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与理论建设，其意义“不只是内容、表现的形式与语言的问题，还触及对历史、文化的认识与反思，新时代的社会意识认同与反潮流的批判诸问题，更有殖民地的枷锁问题”叶笛：《张我军及其诗集〈乱都之恋〉——日治时代文学道上的清道夫》，《台湾学术研究会志》三期第44页。。台湾新旧文学的改朝换代，不仅是台湾文学界的一场深刻革命；更是思想界的观念之争。它代表着传统封建思想与反传统的革新思想之间的较量与抗衡，更显现出台湾民众对于家园、故土的思恋与呼唤。
具体说来，张我军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和意义在于：
第一，传播五四精神，引介大陆新文学到台湾来。张我军是“真正把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带给台湾”的第一人。他虽自称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导路小卒”，然而事实上，正是张我军炮轰旧文学的几篇文章，炸开了台湾旧文坛的一片死寂，带给台湾文学生机勃勃的新气象；继而，又是以张我军为首的新文学倡导者们，借鉴大陆新文学经验，回击旧文人的攻击，在论战中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并促进了台湾民众对国语的学习和研究；还是张我军，最早致力于台湾新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大陆新文学优秀作品的引介，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学习的摹本。因此，就台湾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而言，张我军应居首功。
第二，批判旧文学，争得了新文学叙事的权利和言说话语的新形式。台湾新文学是在与旧文学的论战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在与旧文学的论战过程中，台湾大多数民众经过新文学的启发与熏陶，意识到了旧文学陈腐、守旧的本质。旧文学已经不合时代潮流，更不能反映新形势下的现实问题，因此拆毁封建旧文学的殿堂势在必行。这不仅是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前提；更是在日本政府殖民统治下，争夺和保卫中国话语权利的必需。因此，就台湾新文学运动而言，语言建设不仅仅是工具的更新问题，更是保存和重整汉文化的民族自尊心问题。张我军甘做台湾旧文坛的“清道夫”，力倡新文学的建设，接连投下几枚重镑炸弹，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当局支持下的台湾旧文坛，大大削弱了击钵吟愚弄台湾人民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旧诗人行列中一部分爱国文人的觉醒，并最终导致旧文学阵营的解体。如黄衫客自省吾身，发表《台湾诗人的毛病》，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另有一些旧文人，在经过论战之后，也都表现出自我纠正的倾向。如连雅堂在《台湾诗荟》的《馀墨》中说：“诗人以天地为心者也，故其襟怀宜广，眼界宜大，思想宜奇，情感宜正，若仍奔走于权势之中，号泣于饥寒衣食之内，非诗人也”；“以诗人而谄谀权贵，人笑其卑，以诗人而救私愁，人讪其鄙。卑也鄙也，皆有损人格者也。故董仲舒曰：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宜然，诗人更宜然也”。安兴本：《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