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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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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开列新文学书目时,张我军特别强调“不可不读”“《胡适文存》一、二两集,《独秀文存》一集”张我军:《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8—51页。。 
  张我军这一努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台湾同胞多接触祖国新文学,加快步伐,填补两岸日渐其深的鸿沟。他在1925年1月至1926年6月担任《台湾民报》编辑期间,转载了很多大陆新文学著名作家的作品,计有鲁迅的《鸭的喜剧》(3卷1号)、《故乡》(3卷10至11号)、《牺牲谟》(3卷13号)、《狂人日记》(3卷15至16号)、《阿Q正传》(81至91号),胡适的《说不出》(剧本,3卷14号),冰心的《超人》(3卷12号)、《笑》(77号),周作人译的《乡愁》([日]加藤武雄作,63至64号),徐志摩的《自剖》(104至107号),郭沫若的《仰望》、《江湾即景》、《赠友》(同在3卷18号,1925年6月21日)、《牧羊哀话》(76至78号)、《夕暮》(84号),焦菊隐的《我的祖国》(74号,1925年10月11日),刘梦苇的《中国新诗底昨今明》(101至107号),西谛(郑振铎)的《墙角的创痕》(74号,1925年10月11日),冯沅君的《隔绝》(3卷5号至7号)、徐蔚南的《微笑》(71号),梁宗岱的《森严的夜》、《失望》(同在69号)、《感受》(71号),滕固的《堕水》(68号),夬庵的《一个贞烈的女孩子》(3卷18号1925年6月21日),杨振声的《李松的罪》(117号,1926年8月8日),陈宏的《神秘与美丽的眼珠》(68号),周建人译的《比勃里斯》(皮耶尔·路易斯作,3卷8至9号)、胡愈之译《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面》(爱罗先珂作,59至62号)等等。部分作品还加上附记和识语发表,署名“一郎”。如《〈一个贞烈的女孩子〉识语》(《台湾民报》3卷18号)、《〈仰望〉、〈江湾即景〉、〈赠友〉识语》(《台湾民报》3卷18号)、《〈亲爱的姊妹们呀,奋起!努力!〉识语》(《台湾民报》3卷18号)、《〈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面〉识语》(《台湾民报》62号,1925年7月26日)、《〈墙角的创痕〉附记》(《台湾民报》74号)、《〈我的祖国〉附记》(《台湾民报》74号)、《〈牧羊哀话〉附记》(《台湾民报》78号,1925年11月8日)、《〈李松的罪〉后记》(《台湾民报》117号)等。这些附记和识语不仅介绍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还对创作背景、作家生平及其他重要论著进行简介,以帮助读者了解并加深印象。同时,张我军殷切地叮咛读者:“凡欲研究文学或学写中国语体文的人,我特地请他们细细嚼破,其为益实在不少。”张我军:《〈我的学校生活一断面〉识语》,《台湾民报》62号,第16页,1925年7月。由此可见,张我军期望通过这些作品的转载,发挥新文学的范文作用,对台湾白话文学的创作起到引导、推动和借鉴的作用,增进新文学运动的进展,向大陆新文学运动靠拢。 
  在张我军等人的文艺评论文字的引导下,在大陆新文坛上“无数金光灿烂的作品”张我军:《随感录·笑〈台日报〉中文部记者的愚劣》,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5页。的启示下,台湾新文学终于绽开了异彩纷呈的花朵。新诗方面如张我军的《乱都之恋》,杨华的《这是什么声?》、《黑潮集》,崇五的《误认》、《旅愁》等;小说方面如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1923年发表,是台湾第一篇中文小说),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秤仔”》,杨云萍的《光临》、《弟兄》、《黄昏的蔗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等;戏剧创作虽寥若晨星,但仍有佳作诞生,如张梗的独幕剧《屈原》和逃尧的独幕剧《绝裾》。此外,和大陆一样,新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还是散文。其中,政论文、杂文、随感这三种文体,随着白话文的推广与普及,显得相当活跃和繁荣。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学作品在此时,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百花园中熠熠生辉的一支了。然而,由于日本割据,书籍流通不便,所以台湾民众对大陆新文学的了解虽日渐其深,而大陆对台湾新文学的了解却仍然少之又少。因此,在引介大陆五四新文学优秀作品的同时,张我军还致力于让大陆的读者了解台湾新文学的实绩,使大陆同胞不致因为一海之隔而导致陌生、误会。 
  在1927年创刊的《少年台湾》发刊词中,张我军明确表示:“本志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台湾人添一个思想知识的交换机关……这是本志的一个特征。又本志是在北京发行的,所以它在于要做岛内的刊物所做的工作以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介绍。它要把祖国时时所发生的情状,介绍给岛内的同胞,使得大家得点眼光,不致与祖国起隔膜;它又要把岛内时时所发生的事变;介绍给祖国的人士;使他们得些了解;不致对台湾生误会。这是本志第二个特征。这个特征,也即是本志的另一个目的,也就是本志的另一件使命。”“总而言之;本志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要为台湾人添一个思想知识的交换机关;第二是要为台湾与祖国间添一个交涉的桥梁。”若从而能够充分发展,“则同人幸甚!台湾幸甚!”(发表于1927年3月15日北京《少年台湾》月刊创刊号)张我军:《〈少年台湾〉发刊词》,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2—393页。可惜壮志难酬,《少年台湾》还没来得及完成它的使命,就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摧压下夭折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往往不是锱铢之间,而是天壤之别。张我军等致力于架构两岸新文学沟通的桥梁,其初衷是填平两个天地之间的鸿沟,使台湾新文学尽快融入大陆新文学发展的潮流中去。然而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压制甚至不允许这种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存在,事与愿违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因此,虽然《少年台湾》欲介绍台湾作品给大陆读者的愿望没有能够彻底实现,但是,台湾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毕竟已经迈出了这试图弥合鸿沟的第一步。回归祖国、融入祖国的呼声毕竟已经呐喊出来。仅就这启蒙之功,张我军就可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位功臣。 
   
  张我军于1925年1月至1926年6月担任《台湾民报》编辑,他倡导台湾新文学的文章,也大多发表于该报。可以说,张我军1924年至1926年的文学活动是围绕着《台湾民报》这个阵地进行的。新旧文学论战也好,白话文学创作也罢,包括积极推动两岸新文学作品的交流在内,张我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呼吁并引领新文学到台湾,拆除台湾旧文学的破旧殿堂,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崭新王国,使之赶上祖国大陆新文学建设的步伐,不致与大陆文学隔膜和疏离。 
  张我军对台湾语言的建设是其倡导新文学的重要内容,他建构了一个包括理论、创作实践和作品引介在内的三位一体的语言改革方案。由语言而工具及作品的思想感情。他首先从理论上加以倡导,不仅摧毁台湾腐败的旧文学,而且引介大陆白话文运动的先进理论主张;然后以创作实绩加以充实和验证。这一过程是在海峡两岸新文学运动的比照中进行的。张我军是把台湾新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部分加以分析、探讨的,这种思想贯穿其理论和创作的始终。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流变中,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因此,在异族殖民政策的统治下,寻找自身的存在价值及未来的归属,是台湾民众思索的主题。新文学就是深刻地描述了他们为了维护尊严、追求生活价值所展开的反抗行动;就是要记录和证明,台湾“虽是被日本人统治,我们仍然是中国人”(杨云萍语)。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台湾新文学倡导者们掀起台湾的文学革命,翻开了台湾文学新的历史篇章。而张我军这位率先举起新文学旗帜的领军人物,在推动台湾新文学创建方面的功绩更是值得我们由衷的钦佩和感激。 
  张我军发起并参与的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与理论建设,其意义“不只是内容、表现的形式与语言的问题,还触及对历史、文化的认识与反思,新时代的社会意识认同与反潮流的批判诸问题,更有殖民地的枷锁问题”叶笛:《张我军及其诗集〈乱都之恋〉——日治时代文学道上的清道夫》,《台湾学术研究会志》三期第44页。。台湾新旧文学的改朝换代,不仅是台湾文学界的一场深刻革命;更是思想界的观念之争。它代表着传统封建思想与反传统的革新思想之间的较量与抗衡,更显现出台湾民众对于家园、故土的思恋与呼唤。 
  具体说来,张我军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和意义在于: 
  第一,传播五四精神,引介大陆新文学到台湾来。张我军是“真正把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带给台湾”的第一人。他虽自称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导路小卒”,然而事实上,正是张我军炮轰旧文学的几篇文章,炸开了台湾旧文坛的一片死寂,带给台湾文学生机勃勃的新气象;继而,又是以张我军为首的新文学倡导者们,借鉴大陆新文学经验,回击旧文人的攻击,在论战中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并促进了台湾民众对国语的学习和研究;还是张我军,最早致力于台湾新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大陆新文学优秀作品的引介,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学习的摹本。因此,就台湾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而言,张我军应居首功。 
  第二,批判旧文学,争得了新文学叙事的权利和言说话语的新形式。台湾新文学是在与旧文学的论战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在与旧文学的论战过程中,台湾大多数民众经过新文学的启发与熏陶,意识到了旧文学陈腐、守旧的本质。旧文学已经不合时代潮流,更不能反映新形势下的现实问题,因此拆毁封建旧文学的殿堂势在必行。这不仅是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前提;更是在日本政府殖民统治下,争夺和保卫中国话语权利的必需。因此,就台湾新文学运动而言,语言建设不仅仅是工具的更新问题,更是保存和重整汉文化的民族自尊心问题。张我军甘做台湾旧文坛的“清道夫”,力倡新文学的建设,接连投下几枚重镑炸弹,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当局支持下的台湾旧文坛,大大削弱了击钵吟愚弄台湾人民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旧诗人行列中一部分爱国文人的觉醒,并最终导致旧文学阵营的解体。如黄衫客自省吾身,发表《台湾诗人的毛病》,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另有一些旧文人,在经过论战之后,也都表现出自我纠正的倾向。如连雅堂在《台湾诗荟》的《馀墨》中说:“诗人以天地为心者也,故其襟怀宜广,眼界宜大,思想宜奇,情感宜正,若仍奔走于权势之中,号泣于饥寒衣食之内,非诗人也”;“以诗人而谄谀权贵,人笑其卑,以诗人而救私愁,人讪其鄙。卑也鄙也,皆有损人格者也。故董仲舒曰: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宜然,诗人更宜然也”。安兴本:《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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