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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鲁迅先生。这次来访是张我军第一次与鲁迅先生正面接触，来之前心中难免不安，不知见到这位伟大人物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其实，张我军早就与鲁迅先生“结识”并“交往”了。当然，这都是通过鲁迅先生的作品。早在张我军在厦门工作和第一次来北京求学期间他就阅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深受启发。他又是把鲁迅先生的作品引入台湾的第一人。在担任《台湾民报》编辑期间，他就把鲁迅先生的《鸭的喜剧》、《故乡》、《狂人日记》、《阿Q正传》及《高老夫子》等作品在《台湾民报》上转发，给台湾的青年以极大的影响。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启蒙期间对台湾影响最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就是鲁迅先生。张我军的首先引介之功当然是不可埋没的。同时也正是通过阅读和给台湾青年引介鲁迅先生的作品，他对鲁迅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仰之情，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当面向鲁迅先生请教。
重新回到北京之后，他有幸租住了吴承仕先生的房子，吴先生又对他这位勤学苦读的青年十分赏识，经常在学业上对他进行指导，并在一起聊天，这就使他得到了一个能够与鲁迅先生结识的机会。因为，在与吴先生聊天的时候，他曾经对吴先生叙述了自己挑起台湾新旧文学论战这件事情，以及他在担任《台湾民报》编辑时所做的工作，并特别提及他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情。事有凑巧，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介绍的，当时吴先生正担任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而鲁迅先生正巧在中国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史课程，两人早就相识并有一定的交往。所以吴先生听了张我军的谈话，就答应他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介绍给鲁迅先生。然而当时，鲁迅先生非常忙，一方面，因为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揭露反动军阀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而受到段祺瑞军阀政府的通缉，被迫辗转于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地避难；另一方面他还坚持到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讲课；此外还去访问朋友，跑书店，写文章，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与张我军见面。1926年7月，鲁迅先生接受了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聘请，离开北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在离开北京之前，鲁迅先生又于7月6日至8月13日之间抓紧时间和他的朋友齐寿山合作翻译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张我军这位台湾青年。8月11日这天下午，张我军收到鲁迅先生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他很快就要离开北京，希望张我军能尽快到他的寓所来见一面。面对这个难得机会，张我军心中无比兴奋，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天晚上就带上四本《台湾民报》作为礼物，赶来拜望鲁迅先生。激动之余，他的心中也是万分紧张，他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十分严厉、难以接近的人，因为鲁迅先生文章的思想是那么深刻，鲁迅先生的战斗锋芒是那么犀利。
其实，张我军的紧张是没有必要的。鲁迅先生一直都是青年的良师益友。鲁迅先生早年一直信奉进化论，认为将来一定好于现在，青年也一定会胜过老年。因此他对青年十分器重，对青年的培养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他通过创办文学刊物，发现、培养和团结了大批青年。在鲁迅先生创办的文学刊物中有好几个是和青年合办的，如1925年创刊的《莽原》杂志，就是鲁迅先生与狂飙社的高长虹、高歌、向培良等及未名社的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等青年作家合办的。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鲁迅先生也十分注意对青年的发现和扶持，在处理青年的来稿时十分仔细认真，只要是可用的，总是千方百计予以发表，即使不适合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也要想办法介绍到别的刊物上去。青年请他帮忙看稿、改稿或是向他请教问题，他都毫不拒绝，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是在鲁迅先生与有些青年发生了不愉快、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以后，他对青年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对可造之才给予无私的帮助。在女师大学潮中，鲁迅先生始终与进步学生一起战斗在第一线，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先生又不顾自己的危险，尽力声援青年学生，猛烈抨击反动的军阀政府。不过，初次拜见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张我军还是有些紧张地站在门前，等待着即将开始的会面。
敲门声响过之后不久，院里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瘦小和蔼的鲁迅先生亲自打开了院门，张我军忙恭恭敬敬地向鲁迅先生介绍自己。鲁迅先生面带笑容，把他领进了被称作“老虎尾巴”的地方，这里是鲁迅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张我军首先双手捧上四本《台湾民报》，鲁迅先生接过来，请他在椅子上坐下，并给他倒了一杯茶，亲切地询问他在北京的学习、生活情况，并表示如果有什么困难他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张我军被鲁迅先生和蔼可亲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拘谨之态逐渐消失。他问候了鲁迅先生之后，就详细地向鲁迅先生汇报了自己目前的状况。随着谈话的进行，张我军把话题转到了有关台湾和中国的革命的问题上来。因为他热切地希望见到鲁迅先生就是要向他请教这些问题，而不仅仅是倾诉个人的悲欢。他首先向鲁迅先生汇报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状况，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鲁迅先生也谈了自己的看法，给张我军以指导，解答他的疑惑。张我军惊异于鲁迅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深感受益匪浅。当他们的谈话转到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的问题，张我军的心情逐渐变得沉痛起来。他详细地介绍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诉说了台湾人民身受的压榨欺凌，以及台湾人民对于祖国大陆的思念。希望祖国能够早日革命成功，强大起来，能够让台湾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可是现实是那么地让人失望，“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而身为日本人的山川均却写了文章，揭露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他已经把这些文章翻译出来了，登在《台湾民报》上，在他拿给鲁迅先生的这四本中就有这些文章。听到这里，鲁迅先生和蔼、慈祥、面带笑容的脸逐渐变得凝重起来。实事求是地讲，鲁迅先生对台湾也有一定的陌生感，对台湾的问题有所忽略。听了张我军的介绍之后，鲁迅先生深受震动，他拿起《台湾民报》翻阅着，仿佛受了创伤一样，一阵酸楚涌上心头。看完之后，他点燃一枝烟，靠在躺椅上沉思了许久，才缓缓地说：“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鲁迅先生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是，一贯关心弱小民族解放的他，却被本国这个偌大的民族也有着“弱小民族的悲哀”而深深地刺痛了，陷入了沉思之中，终于没有再说什么。张我军见状，不好意思再打扰鲁迅先生，就起身告辞了。鲁迅先生送他出门，但仍然没有从沉思与创痛中解脱出来，这件事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他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11日，昙，午后晴。钦文来。寄季市信。寄张我军信。下午往公园。寄半农信并朋其稿。夜遇安来。张我军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1—612页。张我军怀着与鲁迅先生同样的悲愤之情回到了家中，他被鲁迅先生的言谈感动了。同时，在他胸中也饱含着见到鲁迅这位伟大人物的激动之情，他不顾时间已晚，向吴先生详细讲述了这次见面的经过，同样有着深深的爱国心的吴先生也为此唏嘘不已。这次与鲁迅先生见面成了张我军永远也难忘记的一幕，终生留在了张我军的脑海里。
鲁迅先生也同样没有忘记这件事。这个时期正是鲁迅先生的思想、生活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在这次与张我军见面之后不久，按照原定计划鲁迅先生于8月26日离开北京，经上海来到厦门大学任教，这里也是张我军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距离祖国的宝岛台湾只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峡。在这里，鲁迅先生对台湾的陌生感消失了。当时厦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还没有修建齐备，鲁迅先生就暂时住在学校的生物馆三楼东南靠海的国学院陈列室里。生物馆建在海边的小山岗上，视野开阔，极目望去，可以隐约地看到远处的大担、小担两岛和南太武山，也能看到对面鼓浪屿的美丽风光，背后则有著名的不老峰，山下有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在生物馆的东北面还屹立着民族英雄郑成功建造的城堡，连接着磐石炮台和镇北关，蜿蜒起伏，雄伟壮观。初到这里时，一位同事就向他介绍了这些美丽的景色，并告诉他这些景色春秋早暮都有不同。可是鲁迅先生对那些自然景观并不感兴趣，反而对郑成功留下的遗迹充满了感慨。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9—400页。鲁迅先生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看到这些遗迹，不禁想起了当年郑成功率兵驱逐外来侵略者收复宝岛台湾的激动人心的场景，想起了不久以前和台湾青年张我军的会见，想起了目前正在日本殖民者的铁蹄下惨遭蹂躏的台湾……这时他对张我军的悲愤的心情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对于张我军的热爱祖国关心台湾的优秀青年也更加赞赏。
四个月后鲁迅先生离开厦门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在这里他应邀为另一位台湾青年张秀哲翻译的《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写序言，这又引起了他的深思，他以十分沉重的笔调回忆了在北京和张我军会见这件事：“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权”系“军”之笔误。，听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青年。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页。借这个机会表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更不乏对张我军这样的爱国青年的赞赏之意。只是由于从这时开始鲁迅先生已经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不久他就到上海了，也就没有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了。
1929年鲁迅先生回北平探望年迈的母亲，同时也应邀作了几次演讲，会见了不少友人和文艺青年。张我军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于6月1日再次去拜见自己敬仰、热爱的鲁迅先生。可惜这次鲁迅先生没有见他。在这天的日记中鲁迅先生写道：“一日晴。上午寄小峰信。寄广平信。张我军来，未见……”《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