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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更加严密地控制起来。张我军名列其中，在这次会议中被推举为评议员。接下来，分别于3月22日、28日和4月7日、18日召开了四次筹备会议。张我军出席了其中的第一次和第四次筹备会。在前三次会议中他们决定将这个新的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文学协会华北分会”，通过了预算草案和理事会的人选，准备在4月23日召开成立大会，并拟定了成立大会的日程安排，写成了报告，由张我军和柳龙光将这份报告面呈给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和教育总署备案。但是，在最后的第四次会议上，张我军提出了两点建议，直接影响了这件事的进程和结局。他提出：成立大会应该延期举行，华北作家协会须在成立大会召开之前解散。因此，即将就绪的“中国文学协会华北分会”的筹备工作就此停顿下来，最后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不了了之了。而且，正在筹划中的“中国文学协会”南京总会和上海分会的活动也被推迟了。柳龙光：《编辑后记》，《中国文学》第5期第72页，1944年5月。从根本上讲，沦陷区筹建统一文学组织的活动的流产是当时社会大形势造成的，日本侵略者已经走在了崩溃灭亡的边缘，对于有些事情已经无暇顾及了。但是，就华北沦陷区来讲，本已就绪的活动突然停止了，张我军还是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这也许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使然吧。总之，北平沦陷时期，虽然他不可避免地与日伪方面发生了许多交往，但是，整体来讲他是经受住了时代和历史的考验的，没有丧失民族气节。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第五节 信念坚定向往光明
身处在沦陷区艰难的社会环境下，张我军的生活是十分苦闷、压抑的。他不仅面临着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由于对日伪当局的抵制态度而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还面临着个人生活的巨大经济压力。
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残酷的经济压榨、剥削和掠夺，张我军虽然在多所大学里兼任教职，却只有十分微薄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只有靠翻译日文作品来补贴家用。尤其进入4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侵略战线的扩大以及在战场上的溃败，他们对沦陷区进行了更加残忍的掠夺，这就更加重了包括张我军在内的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压力。尽管张我军辛勤的教书和翻译。有时还难免要找人借钱或是典卖家具，才能维持一家人十分简朴的生活。1943年2月4日是旧历大年三十，在这一天他也不得休息，在庆祝新年的同时他抓紧时间开始写作《北原白秋的片鳞》一文。在随后的三天里，他既要与家人团聚，又要和亲朋好友往来致贺，还完成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可见其工作的辛苦程度。这一年的旧历年年底，张我军得到了一本书的版税和学校的年终加俸，因此得以还清了以往的债务，并有了三百元钱的富余。但是形势不容乐观，当时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物价上涨的危机。于是，在完成了《北原白秋的片鳞》的写作之后，他立即南下上海、南京去寻找工作。这次南下历时二十多天，工作没有找到，反而白白浪费了三百元钱和二十多天的时间。等他回来之后，发现母亲已经卧病在床两三天了，物价也已经翻了几番，弄得十分狼狈。学校开学之后，事务更加繁忙，而且不仅母亲的病没有好转，妻子和孩子也相继病倒，最后连自己也病了。等到家人和自己的病陆续好转后，张我军的债务已多达一千五百多元。除了教书、写作和搞翻译之外别无“生财之道”的张我军，只好选择比较好翻译的作品，加紧时间工作。由此不难看出张我军所面临的巨大的经济压力。生活的重压使张我军十分疲惫、憔悴、心情抑郁。在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的记忆中，当时年仅四十出头的张我军就已经眼花背驼，呈现出不堪重负的老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借酒浇愁。有一次，他在家里独自饮酒，大醉之后伤心痛哭，声称要出家去当和尚，在醉意朦胧中尽情地倾吐着自己极度苦闷抑郁的心情。
但是，张我军并没有真的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日本必然会失败，中国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信念支撑着他勇敢地面对黑暗的社会和艰难的生活。在当时严酷的社会环境中，张我军也曾经对人倾诉过自己的这个坚定的信念。据张我军的学生宿白先生回忆，1984年他去日本访问，曾经会见了过去在沦陷区北京大学教授日本史的冈本坚次。冈本坚次和宿白先生谈起了在沦陷时期北大文学院的旧相识，特地提到了张我军。冈本坚次告诉宿白先生他和张我军有过一些私人接触，说张我军在沦陷期间就敢于公开表示只有日本撤兵才会有和平。张我军还和冈本坚次说过“从历史上看，外族占领中国的时间不会太长，最长也长不过百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张我军还和冈本坚次见过一面，他对冈本坚次说：“你看，我过去预测的时间太长了，仅仅强占了八年，从九一八算起也不过十几年！”就连身为日本人的冈本坚次也不禁感慨地说：“张先生正直爽快，不畏强暴，是一位真正的爱国学人，让人敬佩……”宿白：《北平沦陷期间有关张我军先生的二三事》，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6页。而且，即使在自己的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张我军仍然坚持资助他人，帮助亲朋好友。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张我军无私地资助叶平子到北京来上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叶平子一直生活在农村老家，由于战乱没有学校可读，家里又没有能力送他到城里读书，到40年代初他已经失学三年了。但是他非常渴望能够上学读书，为这件事十分烦恼。张我军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提出让他来北京上学，并负责承担他在北京期间的全部生活费用。这样，叶平子得以于1940年夏天来到北京上学，由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当时叶平子准备报考北京市立第四中学，由于多年失学，未能如愿，只考入了当时的河北通县师范的初中。为了报答张我军的培养之情叶平子刻苦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于第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四中二年级插班生。张我军又亲自为他安排住校。叶平子更加努力地学习，有了更大的进步，1943年初中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免费升入高中。张我军一如既往地供给他生活费用。1945年12月叶平子带着张我军为他准备的路费去大后方求学。此后两人还有过短暂的交往和接触。
此外，张我军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了自己对光明的向往。这一切还要从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说起。张光正生于1926年8月28日，当时张我军夫妇刚刚由台湾重返北京不久。到40年代张光正已经是一个有着明辨是非能力的少年了。张光正从小受父母的为人和爱国思想的影响，中学时期又受进步思想影响并且亲身感受到的沦陷区人民的种种苦难，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了爱国之情和对日本人的痛恨。在那个非常时期，他在家庭中肩负起了长子的责任，承担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为父母分忧解愁。但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一直向往到敌后根据地去从事实际的抗日工作。张光正当时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自己的父母。因为他觉得父母一定会认为他现在的任务是应该好好读书，将来要做事养家，是不会支持他弃学离家参加抗日斗争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光正的想法是错误的，张我军对于他的行动是支持的，这是当时的张光正所没想到的。为了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计划，张光正的一切行动都在暗中进行，没有让父母知道。几经周折，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1945年3月25日，他和这几个同学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乘火车来到当时也是敌占区的河北定县，并于当晚午夜在党的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秘密出城，绕过日本侵略者的炮楼和封锁沟，穿过“无人地带”和抗日游击区，最终来到了当时晋察冀边区的首府阜平县。在那里学习了三个月之后，张光正又带着党的指示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定县，从这里坐火车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张光正并没有和家人说明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真实经历，只是找了一个机会和父亲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告诉父亲自己这几个月的去向和经历，向父亲详细介绍了自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并向父亲转达了中国共产党请他去晋察冀边区参观考察的邀请。张光正考虑到当时沦陷区的严酷社会局势及父亲的声名和身份，认为父亲不会很痛快地答应前往根据地参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张我军竟然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并告诉张光正他曾经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国民党，后来因为对国民党的失望，拒绝重新登记而脱党。多年以后，张光正又了解到，父亲对于共产党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在其青年时代也读过不少日文版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翻译了许多日本无产派作家的作品。在父亲的书房里还珍藏着全套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日译本。这些都充分说明张我军对光明的向往之情。同时，张光正还告诉父亲自己回来的任务是要进入当时日伪在昌平县清河镇创办的“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从事瓦解伪军的工作。父亲也表示了支持。据张光正先生回忆，这座学校是由日本教官控制的，执行法西斯式的管理，军训十分严格，待遇十分低下，目的在于培养侵华日军的帮凶。当时他的家人及亲友对他到那里去都表示不理解，甚至对他产生了误解。而且，他进入那里不久就感染了疥疮，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还要坚持出操。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他从事秘密的抗日活动的真相，并几次从城里来到学校看望他，带给他一些药品和食品。虽然父亲十分为儿子的处境和身体担心，却从没有劝他离开这里。对于父亲的支持，张光正终生难忘。从张我军对张光正的行动和态度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张我军的真实心态，他的确是一个开明而又深明大义的父亲。
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一节 回归故里
1945年8月15日是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应该永远铭记的日子。在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全国人民都处在了欢庆胜利的巨大喜悦之中；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在北平，虽然日本侵略者到第二年2月才被全部缴械遣返，但此时他们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气。8月15日这天下午，北平的大街小巷中到处飘扬起国旗，成千上万的人在路上欢呼和歌唱，庆祝胜利。台湾也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45年10月25日台湾省的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标志着与祖国分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正式回归祖国。对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台湾人民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在日本宣布投降而政府接收人员尚未到达台湾期间，台湾民众就自动争挂国旗、争相学习国语，自觉维持社会秩序，以实际行动表达回归祖国的喜悦之情。台湾学者王晓波曾经对这一场景有所描述：“日本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