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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留学生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民族意识激昂，爱国热情高涨。他们学习使用汉语，使用中国年号纪年，称中国为祖国，并纷纷组织各种爱国团体。1919年底，留学东京的台湾青年蔡培火、蔡惠如、彭华英、林呈禄等人联络中华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等联合组织了“声应会”，取与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同声相应”之意。不久，“声应会”因为人员不多，而且流动性大停止了活动。同年底，蔡惠如等人又组织了“启发会”，不幸的是，不久就因为组织不健全，种种经费纠纷而自行解体了。但是，对于“启发会”的似有似无，蔡惠如并不甘心，1920年，他重整旗鼓，在神田中华第一楼宴请原“启发会”中的十一位同仁，举行协商会，决定成立新的组织“新民会”并推举林献堂为会长。从此，由海外发展起来的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在“新民会”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新民会章程》和三个行动措施。其行动目标是：一、深入开展台湾的政治革新和社会改革运动；二、为启迪民智，加强宣传，决定创办机关刊物；三、加强和祖国有关组织的联络与合作。随后，台湾的留日学生以此为依据开展了“六三法撤废运动”“六三法”：即台湾日治时期，1896年6月3日，日本政府赋予台湾总督得于管辖范围内颁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的特别立法权。该条法律的正式名称是“台湾ニ施行スベキ法令ニ关スル法律”，即“应于台湾法令施行相关之法律”，简称“六三法”。1920年11月28日，林献堂等新民会会员共有二百余人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反对“六三法”的示威集会，蔡培火、郑松筠等十多个人一起登台高呼“还我自治权”、“撤废六三法”等口号。这就是所谓“六三法撤废运动”。以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发起组织了东京台湾青年会，并于1920年7月16日仿效大陆的《新青年》杂志，出版《台湾青年》杂志，传播新思想，进行文化启蒙。以后该刊于1923年4月增刊《台湾民报》半月刊，接着又改为旬刊，周刊，后又改为日报，影响很大。这份刊物在不久的将来与张我军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台湾岛内也不甘落后，受祖国大陆的影响，1921年10月17日在林献堂的支持下，台湾岛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开业医师蒋渭水担任专务理事，林献堂任总理，蔡惠如等人为理事。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台湾各个阶层的人士。虽然这个团体以“谋求文化的向上为宗旨”，但事实上却是以唤起人们的汉民族意识，反对日本民族压迫为宗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文化协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发行会报和各种刊物，在台湾各地建立读报所，陈列包括祖国大陆出版的报刊杂志，经常开办学术讲座，召开演讲会，广泛宣传有关台湾历史、中国文学、通俗法律、西洋通史以及新闻学和社会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对于提高台湾同胞的认识和觉悟起了很大作用。在台湾文化协会的影响下台湾进步青年还组织了台北青年会（1923年改名为体育会）等进步组织，与日本殖民者进行斗争。
台湾岛内的青年尚且如此，从日本殖民统治下来到大陆工作、生活的张我军，更是对于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共鸣。厦门虽不是运动的中心，却也沐浴着新时代的风潮。早在1913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就在家乡厦门集美创办了第一所小学——集美小学，以后又陆续创办了各类学校，到20年代末建成的学校多达十几所，统称为集美学校。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把贫困落后的家乡，建设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村。1923年，孙中山先生批准集美学校为“中国和平学村”。“集美学村”由此得名。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重视教育质量，选择优秀的校长和教师，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竭尽全力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这些学校对传播文化知识，培养青少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在厦门当地以及全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厦门的学生和全国其他各地的学生一样都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组织罢课，进行爱国宣传。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使陈嘉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这时，他在新加坡的事业正处在上升时期，集美学村各个学校也运行良好。为实现挽救民族危亡的宏图大志，他决心在此基础上，倾尽全力创办大学。陈嘉庚认为，在家乡闽南创办一所大学非常必要。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富强，欲教育之发达，何独不然。”又说：“民心不死，国脉当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日。”他还说：“何谓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之世界，一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展，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出。”但是当时福建地区连一所大学也没有，这使他很着急。经过对自身资产的评估和其他筹款途径的考虑，他认为在厦门创办一所大学是可能的，于是开始筹办具体事宜。他一面向当地政府申请建校用地，着手筹建第一批校舍；一面聘请国内外教育界名流蔡元培、黄炎培等九人为筹备委员，拟定办学大纲，并多方物色校长，选聘教师，并着手在上海、福州、厦门、新加坡等地招生，先设商学和师范两部，经过严格入学考试，共录取新生一百多人。就在张我军来到厦门的这一年的4月6日，在陈嘉庚亲自指导下，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国内外许多教育界的名流也应邀前来参加。从此，中国第一所闻名海内外、由华侨领袖陈嘉庚独资兴建的大学，在风景秀丽的海港城市——厦门创办起来了，成为传播新文化和爱国思想的又一个重要阵地。
受辛亥革命及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到祖国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与日俱增。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厦门一地的台湾青年学生就达二百多人，他们相继组织了“厦门台湾同志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等团体。身在厦门的张我军，对于这些组织和组织中的爱国台湾青年并不陌生，就是在这一时期，张我军结识了张钟铃并成了好朋友。张钟铃当时正在鼓浪屿英华书院读书。可以说，张我军既沐浴在新文化运动的春风中，又深受台湾青年爱国运动的洗礼。政治上，五四爱国运动的激励，更加坚定了他的民族意识和反帝信念，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头脑更加清醒；文化上，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想的传播，使他了解到什么是新文化和新文学，为什么要批判封建旧文化和旧文学，接受了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可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引发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的强烈向往，也奠定了他日后在台湾发起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基础。从这时起，他开始自觉地思考祖国、民族的命运；关注深受日本蹂躏的家乡台湾，把台湾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进行思考。他也逐渐尝试着用文字发表见解，以期警醒同胞，为民族的发展、台湾的解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尽管他对刚刚接触到的新文学十分感兴趣，但对其写作方法却还不很明了，因此他常用的写作方式还是旧体诗或日文。
1923年5月，张我军在《台湾》杂志第4年第4号上发表《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诗两首：
一
故园极目路苍茫，为感潮流冀改良。
尽把真情输北阙，休将旧习守东洋。
匹夫共有兴亡责，万众还因献替忙。
贱子风尘尚沦落，未曾逐队效观光。
二
鹭江春水怅横流，故国河山夕照愁。
为念成城朝右达，敢同筑室道旁谋。
陈书直欲联三岛，铸错何曾恨九州。
从此民权能战胜，谁云奢愿竟难酬。
这两首诗是针对1923年2月22日的第三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而写的。台湾的议会设置运动是在“新民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台湾当地的地主资产阶级发起的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它以要求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为目标。1921年1月，林献堂、蔡惠如、林呈禄等人在东京征集了一百七十多名台湾同胞的签名，向日本帝国议会贵族院和众议院提出台湾议会设置的请愿书，要求设立一个由台湾居民选举的议员组成的台湾议会。这个议会对在台湾实施的特别法律和财政预算有决定权。日本政府为了更好地奴役台湾人民，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1922年，林献堂、蔡惠如等人继续征集到五百一十二位台湾同胞的签名，再次向日本帝国议会两院提出要求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书，又一次遭到拒绝。同年5月林献堂等回到台湾，在各地向群众演讲第二次请愿的经过，得到了众多台湾同胞的欢迎和支持。殖民当局对此十分恼火，一再指责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目的是要求独立，是等于叛逆的一种行为；对林献堂一家施加巨大的压力，同时又通过林献堂的妹夫杨吉臣对他进行拉拢。林献堂没能顶住压力，被迫与杨吉臣一起宣布退出台湾议会设置运动。林、杨二人的行为引起了议会设置运动其他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称这件事为“犬羊祸”，因为林献堂的“献”字的偏旁是“犬”，“羊”与杨吉臣的姓同音。从此“犬”“羊”成了林、杨二人的代称。但是议会设置运动并没有停止。运动的其他积极分子蒋渭水、石焕长等人于1923年1月发起组织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被殖民当局以违反“治安警察法”第一条为由勒令禁止。这次事件史称“治警事件”。蒋渭水为此亲自前往东京，会合蔡惠如、林呈禄等人重新建立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于1923年2月第三次向日本帝国国会递交了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书。由于殖民当局的高压政策，这次请愿的人数比前两次要少许多，但是在东京台湾留学生的反响却比以前更为强烈，台湾的第一位飞行员谢文达还驾驶飞机散发传单。
台湾的这些运动引起了身在厦门的张我军的极大关注。他在第一首诗中感慨自己与故乡台湾相隔遥远，但依然关心台湾的社会现实。在世界民族自治主义盛行的时期，他把台湾的未来寄托在政治改良上，希望台湾能够大力改革，改变不合理的殖民政策；破除保守思想，放弃不思进取、困守东洋的陈腐观念，学习西方文明；希望台湾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张我军为生活所迫，不能和奔波于议会设置的人们一起为台湾民众出力。为此，他深表遗憾，但更多表达的是对那些为此奋斗的人们崇高的敬意。在第二首诗中，张我军深切地感慨祖国多灾多难，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