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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以“表示”忏悔，而在于自觉德行的开启与践履。特殊地说，某些公众人物或集团，则必须有面对公众表示公开忏悔的形式。因为他们除了超验的对象，还有一个对象，那就是，既承受他们罪行的后果，又必须为之请求宽恕的公众。尤其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承担恶果的公众才能在接受忏悔给予宽恕中意识或增长民主的主体性，从而可能自主让渡自己的信任权。然而不幸的是，那些号称民主“当然代表”的人士或集团只习惯于“我说了算”的包办，除了自己的尊严与权威，何曾有一丝一毫为民主而忏悔的德性？
再贴近地问，如何“忏悔”，首先如何“认罪”？或者说，拿什么衡量“罪”？在“忏悔”中，能够自己同时充当“罪犯”与“法官”吗？“忏悔”岂不成了演“双簧”。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忏悔”虽是一种个人主观内在的行为，但却本质地要求着他在的即对象的客观性与公证性——不是我之外的一个世俗对象的客观性与公证性，而是不同于我且超越于世俗之上又为世俗公认的普适观念或原则，例如基督教世界的“上帝”及其“神义”，中国传统儒教的“天道”及其“仁义”。换句话说，人不能带着自己的眼睛或属己的或同化的理论武装进入忏悔，必须剥掉任何可辩护的理由，直接在超验对象面前袒露自己的罪与过。试看有些名家，至今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仍“理直气壮”，如何能有忏悔的心动？总而言之，“忏悔”虽在个人之中，但一定要在个人之上获得超个人的审视的眼光。否则，连自己都不会相信自己在“忏悔”，更不会知道“忏悔”为何物。所以，真正的“忏悔”，即便你不说出来，你仍然相信自己被公认的他在审视着，既不能欺骗也不能冒犯的。正因为如此，有“真理”的理性主义者和无信仰的虚无主义者一样，都不会“忏悔”，也无法“忏悔”。
中国人虽不信仰超验的“神”，也不真信仰形而上的“普遍原则”，“良知”或“良心”还是相信的，所谓“天道”也只在“良知、良心”的“人伦”化基础上被相信着。日常用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凭良心”就是“天道”被“良知”了的语言“化石”。它可以作为“忏悔”的依据，但只能起着“弱作用”，因为在复杂的社会观念与社会环境中，“良心”、“人心”很容易滑向“个人之心”，不一定是你有意为之，而是你无法分辨。这也是我们“忏悔意识”弱而“实用意识”强的原因。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教化维系主要不是靠“神权与忏悔”的超验紧张，而是靠“血缘与良心”的经验直观。
二十世纪的工具理性化（包括意识形态“真理”）及其战争形态和非战争形态的“灾难”，既破坏了西方的信仰，更破坏了中国的信仰。在“不忏悔”或“不用忏悔”的否定意义上，中国和西方已然都在“全球化”中了。
因此，今天即便因具体的道德危机而需要“忏悔”，也决不能简单启用传统的“忏悔”形式，或动用基督教的“救赎”，以为读几遍《圣经》就能“忏悔”了，或动用儒教的“良知”，学一个孔夫子的“我欲忏悔斯忏悔至矣”，没那么方便的事。除了我们每个人拖着有罪的历史，现实中还塞满了假正经的观念、生存攸关的利害以及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对于没有忏悔“习惯”、没有忏悔“氛围”的我们，即使你想忏悔，也未必忏悔得了的。
我想说的是，今天的我们，已然处在“忏悔”的悖论中：“没有信仰不能忏悔，没有信仰必须忏悔”。这个悖论中隐含着一种希望：“在忏悔中乞求信仰，在信仰中启示忏悔”。
为此，“忏悔者”至少应有三种准备：
（一）
我意识到自己的罪责与承担吗？
（二） 我是否能够清算“自以为是的真理”和“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
（三） 我是否能够找到或接受新的信仰方式？
上述三点，不是时间与逻辑同一的关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切入点。比如我，几乎是从（二）切入，进到（三）后，才开始清醒（一）。
这里不是展开三点的场合。但我可以借“文革”一例稍作演示。
王是我在文革中结识的朋友。八五年，王偏瘫了。他极度懊伤。我把他接到家中住了半月，想在交谈中劝慰他。他说了一件事。
六八年春，晚上九点多钟，我同“二司”的小魏去看刚从北京回来的老宋。谈得正欢，突然闯进来五个人。两个站在门口，两个把老宋带进里房，一个自我介绍并检查我和小魏的证件。我当时的身份是“市工代筹”代表，小魏是武邮学生但证件是《长江日报》记者。我站起来大声说：“老宋，我和小魏先走了。”说完就带着小魏向门口走。两个人想拦住，被检查者制止：“让他们走吧。”
第二天我去看老宋，他爱人说昨晚他们是来抄家抓人的，“当时你不该走，你可以阻拦他们。”我说了我不能不走的原因，“小魏不能牵扯进去。”
四个月后，老宋跳楼逃跑摔断了腿，又被斗得死去活来，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我去看他，说“我不该走的。”他摇了摇头：“没用。”不久，老宋死了。八三年平反，才弄清楚，仅仅因为老宋去了北京，怀疑他参加了“北航黑会”。
这件事一直卡在我的心里。我当时离开，表面是为了小魏，实际上是我害怕了。而且这种怕，还不是怕牵扯到“工代筹”中去不利于我和组织的处境，小魏和老宋当时都是“神秘人物”。这怕，几乎纯粹是当下生理性的。我弄不明白，我这个人内心怎么这么胆小。结果，老宋死了，我也关起来。在劫难逃。关在里面，我才发觉，真正使我难受的，是老宋的死。不管我的阻拦有没有用，我做了，今天就不会后悔；不做，怕，无论对朋友对自己，脱不干净的是卑鄙、胆小、自私，甚至，老宋的死，也有我的出卖、推卸或逃避……
老宋的爱人和孩子后来见了我都客客气气。我知道，她们不说，心里是怨我的。我也怕见她们。直到我发病了，她们一家才来看我，我反倒很坦然，报应把我们扯平了。
我已记不得当时的劝慰，除了说些“别言重了，老宋的死不能怪你”之类，我能劝慰什么？
王给我们提供的无疑是一个认真“忏悔”的形象。这种事在文革中太司空见惯了，换其他人，可能算不了什么。他和宋的私交并不是很深，也没有特别的派性关系，他完全可以不如此承担责任的。但王却看得很重，因为这件事确实触动了他内心深藏着的怕，而表面上他给人的印象是很沉着无畏的。
作为现代中国人，王能“忏悔”到这个份上，已属不易。但仔细想起来，它算什么类型的“忏悔”呢？超个人的审视眼光从哪里来？使用的是什么言语？触及而定性的罪感是什么？更不用说后续的承诺与期待。
一片混杂，但却真实。
八六年，王也去世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允许我引证他，允许我引证一些我们当时谈话的内容。
“如果你不被关，如果你不发病，它仍然有这么重的分量吗？”
“会是一件事，但可能就压在心底了。平时忙起来也顾不上它。”
“这么说，你是在‘劫数’、‘报应’的启示下才有更深的忏悔的？”
“可能是吧。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有时间、才有契机进入最内心的反省……啊呀，你逼着我正视一个事实，你肯定早想到了，你认为我是在功利心的驱使下忏悔的？”
“没有，真的没有。”
“不要骗我。或许我真的是这样。我是为了我的病好，就像我四处求医求药，我也在内心翻遍自己的罪过，检讨、忏悔，许愿，乞求宽恕。我把忏悔当作与冥冥者交换的礼品了。”
“我真的没这么想。我只是从你的用语中感到了某种我不能确定的倾向。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相信‘劫数报应’，还是一般说说。”
“是很糟糕。一场病把我变了，变得迷信。即便我信神，也是完全实用的目的，为了把病治好。要是病真治好了，我可能信神，也可能不信神，多半不信神。糟糕就在这里。”
“我关心的仍然是，你对老宋的死有很深的内疚，这一点我做不到。我只会从老宋的死引申出社会批判，当时是派性批判，今天是文革批判，或许它是掩藏或转移内疚的最好办法，自欺就是这么完成的。而你却敢于承担罪责。许多问题上，你和我的取向常常有这种外向内向的差别。所以你写小说，我做社会学。”
“别用损自己的办法安慰我。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的反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当时一站起来我就感到了，我知道我是因为怕才站起来要走的。虽然也意识到带走小魏的理由。第二天去看老宋已有预感，已有愧疚，只是不承认罢了。后来老宋出了事，最后死了，内疚才一步一步变成摆脱不掉的罪责。”
“你是说，它最初就在一种直觉中，无须借什么理论反省的。”
“怕，我怕了，在当时的情景中，它不仅在场，而且出场了，这是自己无法骗自己的。要装正经也是后来的事。”
“可能你太敏感了。有的人，比如我，训练有素的意识常常会成为本能情绪的合理武装。也就是说，情绪一出场就已经是有意识的面貌，所以不那么容易察觉本能显示的怕。这也和你平素为人坦荡具有直觉的良知容易自我面对分不开。我的反省总是事后特别是遭受了挫折才开始的。要忏悔，恐怕还得先用理论解除理论，即解除我已习惯了的意识武装，就像‘文革’中的人必须剥掉‘文革’的武装一样；还不够，还得借一种眼光，才能看清自己的罪。我不知道这种眼光，单凭良知够不够？历史上最讲良知的王守仁，杀起农民军来从不眨眼的；现实中，为了革命的利益，饿死再多的人，也损害不了伟大本质的一根毫毛。本质或真理，要在曲折中前进，有时免不了牺牲，甚至无辜的牺牲，难道能因此牺牲而葬送或放弃革命的理想吗？你看，良知的小道理要服从历史必然性的大道理。许多事情，恐怕是良知直观不了的，就像康德的‘崇高’是知性直观不了的一样。所以今天才迫切需要一个任务，那就是，撕掉真理的面具。”
“结果是再换一个真理，换的总是最好的。”
“那就清算真理本身。”
“不要真理，如何知道是非好坏善恶？如何知罪改邪归正？”
“不是不要真理，只是不要真理的意识形态的独断形式。有两难，才有另类选择。不然就会永远重复下去。”
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 彭明道
问题的由来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必得先重温一下毛泽东的原词：
《贺新郎·别友》 一九二三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