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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德”等等，都是同义词，意味着把宇宙和人类贯穿起来的某种精神实体
的各种名称。可见他的哲学观和学问观是伦理的唯心主义，是极端的主观唯
心主义。
在他的称之为“心学”的、朴素的唯心主义里，把“孝德”作为最主要
的东西突出出来，这不应该单纯从中江藤树的个人性格方面加以解释，也不
应该单纯从《孝经》中规定的“孝为百行之本”这方面来加以解释，而应该
从他试图把儒教建立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人类普遍的道这个志向方
面加以说明。但是，他的学说未免过于抽象、过于修身，过于主观主义，因
而不可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另一方面，群众还没有成长到能从事研究这种
学问的程度。因此，他的阳明学并没有同武士阶层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上
几乎没有地盘，没有发展前途。他的思想学说，在他死后被熊泽蕃山所继承。
他和中江藤树一样，一方面提出“太虚”是世界的根源，另一方面又认为人
类的“性”、“心”是一致的，把二者等同起来。他和藤树的伦理道德观一
样，也是把“明德”同“孝德”等量齐观，这和藤树要使儒教成为人类普遍
之道的主张是雷同的。
然而，蕃山的特色在于他详尽地发挥了他的宗教论和政治论。他把阳明
学的“心法”理论同易经的哲学结合起来，并且同佛教理论进行比较，作了
更为详尽的发挥。他虽然基于“理气一体”说，提出“太虚”为世界的根源，
但却常常倾向《太极图说》式的客观唯心主义。总之，他的哲学和学问观，
终究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对佛教加以批判，而倒向神道，用儒教来解释
神道。他的宗教论的要点是把“太虚的神道”建设得适合于“日本之水土”。
他站在神儒调和的立场上，批判了当时的佛教和儒教，同时也批判了当时存
在的神道。但对日本古代文化却加以理想化。
3。国学和洋学对教育的影响
影响江户时期（特别是江户后期）文化教育的因素，除儒学各学派外，
还有国学和洋学。虽然后者不占主导地位，但却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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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的兴起与教育
在日本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除佛教和儒学外，还有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思想。“神道”本来是从原
始社会对自然的崇拜发展而来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对它加以改
造利用，把太阳神说成是天皇的祖神，而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的子孙；
把日本民族神化为“天孙民族”，借以神化皇权。神道思想虽是日本土生土
长，先于儒学和佛教在日本流传。但神道缺乏理论根据，因此在封建社会发
展过程中，随着佛教势力的强大而被融化在佛教中。到江户时期，由于儒学
兴起，佛教的作用削弱，儒学从佛教中分化出来，神道思想也就和儒学结合
起来，出现“神儒调和”的理论。如林罗山的朱子学，虽然也研究国史，只
不过是用儒学的典故去解释神道。在儒学脱离佛教束缚过程中，神道思想与
国学（或称和学）也得到了发展。
国学与神道是有联系的。因为神道被理解为与神代史、王朝史紧密结合
在一起的，所以神道的兴起不但促进了神代史的研究，也促进了五朝史的研
究。国学虽然和神道学有联系，但二者并不是等同的。国学是以神代史、古
代皇史、古代典章制度和古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国学作为一种
独特的思潮，其产生的条件首先是“歌学”（研究和歌的意义、变迁、作歌
规律、文法及注解等的学问）的出现。之后，国学家又对浩翰的古书，用古
典的语言学——文献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制造出独特的世界观和学术
体系。
国学的发展过程大致上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688—1703年
间，僧侣出身的复古国学先驱契冲（1640—1701年）从研究考证和歌开始，
建立了“万叶学”，他在研究《万叶集》中做出了贡献。第二阶段是在1716
—1735年间，主要代表人物有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等人。他们几
个人是一个接一个的师徒关系，培养了许多门人弟子。本居宣长就培养了493
名学生，在文学和语言学研究上开辟了新局面，达到国学研究的最高峰。在
他之后，他的学生平田笃胤（1776—1843年）继承发展了本居宣长的以复古
神道为特征的哲学思想，把国学的发展推进到第三个阶段。他强调儒、佛、
耶稣等所有宗教世界观都不如日本传统的神道世界观。因此，他的学术思想
和世界观带有日本的“国权主义”色彩和“尊皇”色彩，把国学中的合理成
份歪曲地塞进神道思想之中，使日本的国学和神道紧密地结合起来。另一方
面，他根据古代文献来研究国学，开辟了一些新领域，使国学形成许多分支。
这是国学发展到第三阶段的特点。国学发展的第四阶段是明治维新以后。由
于洋学的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明治政府废除了大的教院，把崇
拜神社和宗教的神道分割开，致使国学派瓦解。他们尊神道为国教的努力没
有成功。
（2）洋学的传入与教育
①洋学的传播。洋学即西洋的学问，日本也把它称为兰学，因为西方的
资本主义文化与科学技术，首先是通过荷兰传入日本的。
欧洲文化传入日本，可追溯到战国时代，洋枪洋炮和耶稣教的传来。初
期的兰学主要是翻译荷兰语言学和西方的医学。后来把兰学的研究扩展到物
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再后又注意到军事技术，并逐渐发展到介绍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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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江户后期，不仅在江户，而且在长崎、大阪、京都以及
全国相继出现了许多以西方医学为主的兰学研究家。
②洋学对文化教育的影响。洋学的传播对日本文化教育的发展变化影响
极大。它不仅充实丰富了教育的内容，而且促使幕府设立洋学研究机构，民
间相继开办兰学塾传播洋学。在这个基础上，洋学的内容更进一步扩展到英
国学、法国学、德国学各个领域，为明治维新后移植西洋的政治文化制度、
学术思想打下了基础。
除幕府设立的洋学校外，各藩或民间对洋学的研究与教育也很重视。洋
学的发展是当时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实际需要，因此，幕府和各藩的大名（大
领主）才对洋学采取保护政策，这对洋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由幕府和各藩政权扶植的洋学特点是：洋学同军事技术近代化的需要，
同“殖产兴旺”的需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即利用洋学的实用价值，维护其
政权。
4。江户时代的教育机构
江户时代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阶层只能在家庭中和寺院里受到教
育，平民百姓则享受不到有组织的教育。但是，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出现了
文艺复兴的局面，学校教育越来越发展，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越来越增加。
虽然对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无准确数字统计，但从当时的武士资格要求和他
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文化生活等方面来看，武士教育已相当发达。即使是平
民，虽然仍受等级身份的限制，得不到高水平的文化教育，但识字的人数却
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江户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在妇女
中有15％的人识字。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学校教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当时的教育机构，大体上有幕府直辖学校、各藩的藩校、平民的乡校和
“寺子屋”等。此外，还有私塾、心学与讲习所等其它类型的教育机构。从
这些学校的教育程度和教育水平上看，分为以普通教育为目标的学校和以专
门的高等教育为目标的学校；从教育内容上看，分为儒学、国学、洋学、军
事学、医学、武艺等多种教育，就武士的学校教育而言，分为幕府设置的直
辖学校和各藩设置管辖的藩校共两个层次。
（1）幕府直辖学校
幕府直辖学校是为幕臣的子弟设置的，为培养辅佐幕政的官吏和务实人
才的教育机构。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内，先后设置的幕府直辖学校有21所，
每所学校各有不同的职能和教育内容。最重要的及最早成立的是昌平黉。
昌平黉也称为昌平坂学问所，是德川幕府时代儒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它
的前身是1630年在德川幕府支持下由林罗山创办的书院。1686年，幕府第
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41—1680年）赐予称号为弘文院。从此，成为林家的
私塾。1691年，德川幕府授权给林氏家族指导祭孔典礼和管理学校，并把这
些私塾收归幕府直接领导，改名称为昌平黉。1790年，幕府禁止在该校讲授
朱子学说之外的其它学派学说，从此该校变为传授朱子学的高等学府。
1793年，幕府对于该校的招生对象、教学科目、修业年限等都做了明确
规定。按照这个规定，招收学员的对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级武士）、
“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教学内容包括有经书、历史、诗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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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首先是“素读”（光念不讲），指定教科书是《孝经》、《四书》、
《五经》；接着按照长期的学习计划，对指定的教科书讲释，使用的教科书
以关于经学方面的为主；再次，以集体讨论的“会读”和“轮讲”为主，进
行专门的自由研究，采用质疑的方法。
幕府除在江户设立昌平坂学问所外，还在幕府直辖的领地设立昌平黉的
分校，以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这些分校都以儒学教育为主，由昌平
黉派遣儒学教官去讲课。
在江户时代的后半期，幕府受到国内国际形势的冲击，不得不相继设立
儒学教育以外的洋学校和国家教育学校。幕府直辖的洋学校有传授西洋学术
的开成所和传授西医的医学所。
及至德川幕府末期，那种以武士子弟为对象，以儒学为教学内容的高等
教育，受国内外各种形势新变化的影响已呈衰势。昌平坂学问所的课程进行
部分改革，学科改为经科、中国史科、日本史科、刑政史科。学生可以按自
己的学习能力和志愿选科。此外，还计划增加天文、地理、算术、物理等实
用学科，但没有实行，幕府就被推翻。在组织形式和授课方式上，由于放宽
和降低招生对象的入学年龄 （由14和15岁降到8岁），在必要编班和共同
授课，所以学校分为3个学习阶段：①素读所和复习所 （刚入学的儿童，以
阅读指导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