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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秩序和公正遭到质疑的乱世，南明诸多士子如钱谦益之类，一如常态地削尖脑袋钻营仕宦，谋取一官半职，或者追求声名，依旧醉生梦死。与这类不堪言说的行径相比，朱舜水的清醒头脑和拒绝姿态，就远远不是这些人所企及的。人们常说淡泊功名利禄，特别是知识分子在不顺利的时候多用此作遮盖颜面的遁词，但真正看破红尘，在行为取向上以此为准绳的却少而又少。朱舜水只以最普通的生员身份处世，却也要求他的家人对外这样称呼自己。生员，就是秀才，即通过考试取入府、县学入学的学生而已。这样的人，在官本位的社会中简直多如牛毛。他这样做，至少他明白一旦有了朝廷官职的名分，就要承担一份相应的社会和道德责任，而不能尸位素餐，但是身处混沌之世，又不可能让自己有所作为，因此宁愿以布衣的名义立身社会，远比仕进为官做宦更干净，更加心安理得。
这是他的深刻之处。这种深刻并不在于他对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家的批判态度，而在于他身处社会底层，有着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直接的感受，同时又有正直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
朱舜水原名朱之瑜，“舜水”是到日本后取的号，“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乡山水为号者”。对于这个与朱明王朝相同的国姓，家族中有人在家谱中梳理爬抉，努力寻求攀附的线索，目的当然很清楚，借此显赫门庭，找个合法的借口挤入上层社会，对于族人来说，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向上的阶梯。但朱舜水以谱系中有断代不明之处，也就是证据不足为由，认为不能妄认远祖，“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他的这个小小的举止，两百五十年后博得了梁启超的激赏：“此虽小节，足见先生务实不好虚荣，倔强不肯攀援，自少年已然矣。”
但就是这样一个连小事都不愿苟且、洁身自爱，与晚明政权保持着距离的人，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中去了。曾几何时，那些慷慨悲歌的复社分子或隐或潜，或降或逃，一时星散，有节气的如顾炎武北上武装抗清，黄宗羲在家乡招募乡勇成立“世忠营”反抗，余怀、张岱等人却遁入江湖，朱舜水则活动在浙东沿海，北上南下四处借兵，助张煌言、郑成功武装反抗，往来于厦门、金门之间，逆旅舟山、崇明，从日本到越南，又从越南到日本，明知复明不可为而为之，力尽一个汉民族成员所应该尽的义务。
在方国安、马士英等人降清后，明鲁王浮舟入海，朱舜水不得不亡命日本。但由于日本海禁未被接纳，继而又改道避往越南。在越南，他经历了更为严酷的生死抉择，虽然“中国折柱缺维，天倾日丧，不甘薙发从虏，逃避贵邦”，但并不因为政治流亡而受罗致，也不跪拜，对刀架在脖子上的威胁，每天在他住地杀人的恐吓，都以“谈笑而道，了无惊怖”应对。人到了不畏死的境界，一切都从容了。
1660年（明永历十四年，即清顺治十七年）花甲之年的朱舜水，在复明无望的情况下，决定浮海终焉之志，流寓日本。
这当然是政治流亡。他的初衷是：“暂借一枝，栖息贵邦，衣粗茹藿，操婢仆之役，所冀天下稍宁，遄归敝邑。”然而这个故园东望的想法却无法实现，清王朝在康熙的治理下，逐渐认同汉文化，社会日渐稳定，因此他在异国他乡一住就是二十二年，直到老死也不能一了夙愿。
在日本，他初住长崎，本打算一如既往低姿态地避难生存，买个十亩田，自浇自种，默默无闻地打发时日，静观国内时局变化。由于他的人品和学问的影响所致，他的这份宁静很快就被打破，六十五岁那年，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应请移居江户（今东京），礼聘他的人是日本水户侯德川光国，一个相当于中国宰相之职的日本世袭高官。
值得庆幸的，他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东京之行成为他在日本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他的这个学生年轻有为，谦虚好学，更因为他为人朴实、诚恳，思想深刻，知识渊博，因此，许多有价值的建言被采纳；同时还因为他不仅有思想有学问，还擅长绝大多数读书人所不具备的工艺才能，并有实际的建树和贡献，因此在日本的声誉日隆。
在他的学生的眼里，他平时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严毅刚直，“惟以邦仇未复为憾，切齿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如终如一”。这是他的人品，对他的学问，学生也有极高的评价：“凡古今礼仪大典，皆能讲究，致其精详。至于宫室器用之制，农圃播殖之业，靡不通晓。”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始终以一个乡儒的身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从事或涉猎过种种手工艺，并注重积累。从客观上说，年轻时家贫的环境也促使他以务实的姿态面对生活，因为在家乡松江，从事手工艺的具体实践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及第，后来进入内阁的徐光启，就是一个经济之才，曾从西洋人利马窦学习过天文、历算、火器、水利、兵器和屯田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的观念，既然不以科举为意，就必然注重于对经济的了解和学习。1638年（戊寅年），他首次被荐于礼部的理由是“文武全才第一名”，这个文武全才，不是说他既有文化又会舞刀弄棒，而是更多的着眼于他的书本知识和工艺知识。
他的家乡江南，明代私家造园风气盛行，各种风格的园林有数百座之多。朱舜水自己就说过：“余览天下名园多矣。”他也曾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北直隶顺天府、南直隶应天府、会稽府到湖广、江西、中原河南等地，加上博闻强记，寓目会心，熏陶并形成了自己的实际才干。“后乐园”的取名，猜想出于朱舜水的意见，他把中国的儒家精神与审美目光运用到异国他乡，依然牢记信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己酉年（1669年）春天，樱花灿烂时分，朱舜水应请游览了后乐园，他认为这是处既不伤于富贵又不病于寒俭，不肥不瘠、亦精亦雅的小园，是自己所见过的天下众多名园中最好的一座。他在樱花树下转曲径、经长桥、盘山道、临幽壑、登飞阁、听飞瀑、憩危石、弄流泉，放松怀抱，尽兴游览，在罗珍错馔中颓然竟醉，已经搞不清这是在异国他乡了，摇摇晃晃中上得船来，面对山丘回水，故国情怀不知不觉间漫涌上来，用江南吴歌唱了一出《棹歌行》。这一切，他写在了《游后乐园赋》中。
这一年的深秋，他的日本学生在这座先生喜爱的园林中为他庆祝了七十岁生日。
朱舜水会造园，也会其他物事，用他学生的话说，就是：“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审其法度，穷其工巧。”他会按照明朝的规矩做衰衣（丧服），也会做深衣幅巾和梁冠，直至棺材。他监造东京汤岛的“圣堂”，写下了《学宫图说》，让木匠按照他的标尺做模型，凡有不明白之处，他就亲自指点。他还为德川光国造祭器，先造古升古尺，如簋、簠、豆、鉶。但这些周代的庙器，唐宋以后就只有图而没有具体的尺寸，他就依图考古，研究技法，定尺寸，衡轻重，关机运动，指画精到，然后再传授给工匠……
在朱舜水避居日本的二十多年中，清王朝逐渐认同了汉文化，礼仪制度恢复到从前的社会秩序上来，汉族知识分子剃掉了头发，不得不在强大的威力面前低下头，例如，顾炎武住进了他外甥、大清朝探花的家中，黄宗羲也不得不让儿子出来参与大清朝的编修明史，时间的大手最终抹消了所有的国仇家恨。但朱舜水就不一样了，他流亡在外国，不在清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内，依然可以尽性尽情地保持着言说的自由和反叛的精神。
辛丑年（1661年）六月望日，朱舜水在漂泊日本的第二年，以难以抑止的悲愤之情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充满了对腐朽的明王朝及其官僚士大夫的激烈批判的火气，读来让人悲恨难禁。他认为，亡国之仇完全是“中国士大夫之自取”的，这些败类们“饰功掩败，鬻爵欺君，种种罪恶，罄竹难尽！”他不得不仰面长叹：“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真是悲愤到了极点！
在这篇绝无粉饰的文章末尾，他写下了这样的落款：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多么巨大的伤痛，饮泣十七载，十年呕血，形容憔悴，面目枯黄，为的是什么？“泣血稽颡”四个字道出了无尽的痛楚和悲伤，人世间所有的哀痛也不如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流逝的时间丝毫也没有减弱他内心的痛楚和悲愤。
他在焦虑中等待，在愤慨中坚守。他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将自己的遗骸运回国，因而要求把棺木做得格外结实。考虑到日本人对此道不精，他就亲自选材督工，以桧木为料，力求做到严密，不致于很快腐朽。对故土的眷恋向往，就这样，让这位老人在死神即将来临时依然魂牵梦绕。
朱舜水内心深处的这份情感和哀伤，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每逢朔望，他就在黎明时分，让门弟子扫堂设几，展毯，备香烛，然后披道服，戴包玉巾，东向而拜，口诵细语，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人听见他喃喃自语的是什么内容，但从他的虔诚之情、思念之情中，可以知道除了对故国的想念必无其他。这是与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同样的境界。他十年的海外生活，对故国故乡执着的痴心恋想，没有丝毫的动摇和移易，是多么的难得、可贵！
保持这种纯洁的政治态度，甚至一直穿着明代的服装，也没有薙发从虏的，大约就只有朱舜水一位了。
朱舜水死于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四月，三个月前，比他小十三岁的同道顾炎武辞世，这时中国大陆已是满清天下。他们不会不知道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但朱舜水至死无悔地守护着自己的心灵，一身明代装束，静静地躺在茨城县久慈郡太田町瑞龙山麓德川家族的墓地，依中国式作坟，德川光国题写墓碑“明征君子朱子墓”。据清林慧如《明代轶闻》一书记载，他曾写下遗书：“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矣。”真是一字一泪的凄然慨然之音啊！
在他死后两年，与他同姓的朱若极，一位倒是有皇家血统的大画家石涛，参与了在明故都南京迎接康熙圣驾南巡的仪式。就在这时，几乎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在清王朝日益巩固的皇权统治面前弯下了膝盖。
朱舜水在特殊的条件下为明末遗民提供了另一种生存选择的可能，成为在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