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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舜水在特殊的条件下为明末遗民提供了另一种生存选择的可能，成为在明清易代背景下的一个特例——知识分子的流亡也可能成为经典。但《清史稿》把他列入《遗逸传》，却完全违拗了传主本人的意志。这位终身服饰明代衣巾的人，虽然管不了身后之事，但后人依他的卒年把他入了清籍，这也许正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个读本。
幸运的是，梁启超为朱先生做了年谱，文末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点睛之笔：
先生卒后之二百二十九年，辛亥，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室逊位。
梁启超先生是完全懂得朱舜水的。
梁先生在年谱的附录中还说得更加明白：“我做朱舜水年谱在他死后还记了若干条，那是万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遗臣，一心想驱逐满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说过：满人不出关，他的灵柩不愿回到中国。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坏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满清还长，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们要去搬回来，也算偿了他的志愿哩。我因为这一点，所以在年谱后记了太平天国的起灭及辛亥革命、清室逊位，直到了满清覆亡，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偿了。假如这年谱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类年谱没有谱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朱舜水生前对自己有个评价：“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先圣贤万分之一。”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评价，这三点他都身体力行了，而这是晚明时分大多数读书人，特别是那些所谓精英们无法做到的。
雪拥蓝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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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开林
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国军官布朗率领一支由两百多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探路队”进入中国云南境内，随行的翻译官马嘉理持有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发的外交护照，依循国际惯例，地方官理应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云南巡抚岑毓英为人险躁，对这些不速之客表面上热情款待，并派兵护送出境，暗地里却指使部将李珍国在途中伏兵截杀。事后，岑毓英又以不实之词谎称马嘉理为当地野人所害，意在推卸责任。英国公使威妥玛可不是那么容易善罢干休的，经过长达一年的深入调查，他将此案的来龙去脉弄了个水落石出，证明曲在我方，迫使清政府在光绪二年（1876年）秋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签订了共计十六款的《烟台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借路给英国（一是由缅甸入云南，二是由西藏到印度），中国向英国商船开放多处内地口岸。此外，还有一项附加要求，清政府必须派出一位一、二品实授大员远赴英伦，向英国政府当面道歉。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清政府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屡屡吃亏认栽之后，虽羞忿交加，但好在尚未失去最后那点理性，决定将坏事变好事，干脆就汤下面，任命这位出使西方的谢罪大臣为首任驻英公使。当年，这差事可不是一个抢手的香饽饽，谁得到了它，就将遭致千夫指戳万人唾骂，往坏处想，甚至可能声败名裂。满朝文武莫不视之如畏途，谁会愿意在此群情汹汹的当口，去充当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冤大头？但令朝野惊诧的是，居然有人挺身而出，送肉上砧板，他就是“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的兵部侍郎郭嵩焘（1818～1891）。由于郭嵩焘曾针对“马嘉理案”弹劾过云南巡抚岑毓英，指责岑不谙事理，“持虚骄之气”而“贻累国家”，建议朝廷重惩此人，以取得外交上的主动。因此，委任状一发表，郭嵩焘即刻变成了箭垛似的人物，招来如蜂的利矢。在郭嵩焘的故乡，湖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极为强烈，他更是被攻击得体无完肤，有人撰联以阴损的语气责骂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联语引经据典，作得精彩之至，骂得也痛快淋漓，却完全颠倒了是非黑白。晚清算什么“尧舜之世”？英国人也不是嗜血的恶魔。郭嵩焘不乏胆气，他敢撄众怒，上疏批评那些浅见短识的士大夫，“不考究中外大势，一味负气自矜，徒恃虚骄，于国有害无益”，郑重表示自己出使英国是为了“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其见识之高，胆量之雄，一时无二。
迄至光绪二年（1876年），中国的国门被洋人的重炮轰开已长达三分之一个世纪，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却依然是幼儿园水平，事到临头，被逼无奈，才派出自己的第一位驻外使节。按说，郭嵩焘破天荒地出任驻英公使，即算不是喜事一桩，也不是什么丧事，可他的家人却将此行看得十二分晦气，满门老小没一个脸色晴朗的。惟有郭嵩焘本人颇为乐观，他早就想知己知彼（“通知洋情”），不愿夜郎自大，做一只趾高气扬的井底之蛙。
清朝早期的洋务派领袖（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晚期的洋务派领袖（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前后赓续，却是换汤不换药，更形象一点说，无异于“漏船载酒泛中流”。既然船（中学）是破的，人再聪明酒（西学）再好，又能受用几时？可悲就可悲在，当此紧要关头，力图自强自救的国人却没能及早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却仍在“夷夏之辨”——所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1〕——的八卦阵中兜圈绕弯，不得其径而出。中国士大夫的优越感全摆在明处：华夏为内，夷狄为外；华夏为尊，夷狄为卑；华夏为上，夷狄为下；以夏变夷为顺，以夷变夏为逆。这种传统的夷夏观几乎成了朝野上下的思维定势和惟一的遮羞布，无人置疑，更无人将它戳穿撕破。按照这个逻辑，满清发迹于关外，原属夷狄，征服关内、统治中土应算是以夷变夏，所以明末清初一些崇尚气节、严夷夏之防的知识分子（诸如顾炎武和王夫之）抵死也不肯承认满清为正统王朝。然而，满清二百余年君临天下，早已积怯为勇，积健为雄，不再疑惑，不再尴尬，敢自居为天朝上国，对更远更外的异邦持一种盲目的轻视之心，甚至当国门被洋人当成了厕门之后，这种可怜而又可笑的优越感仍然毫发无损。在他们看来，论船坚炮利、铁路轮机、声光化电，西方远胜于中国；论典章制度、政教道德，无疑是大清帝国更为完美，洋人难望我项背。李鸿章可算是一大群糊涂虫中的明白人，且与洋人接触频繁，他的见解却不过尔尔：“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2〕张之洞也可算是一大群糊涂虫中的明白人，他同样强调：“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3〕有这样尊贵的衮衮诸公作大护法，“天朝中心”的童话更歧变为“西学中源”的神话。不错，中国人老早就发明了火药，却只知用它造鞭炮做礼花，洋人却用它制成了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利器；中国人也老早发明了精密的罗盘（指南针），却只知用它选墓址卜宅基，洋人却用它航海探险，去认识世界，征服世界。
两次鸦片战争后，被动挨打的清王朝其忿在色，其怯在心，外交上执行的是彻头彻尾的“驼鸟政策”，郭嵩焘曾用十二字加以概括，即“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当局“不揣国势，不察敌情”，却妄肇衅端（杀马嘉理、杀外国侨民、杀传教士等），其结果必然是“贻祸天下”。洋务派有求变图强之心，可是舍本逐末，只在“造船制器”上下功夫，对僵化偏枯的政教，对根子上的症结却视而不见，讳疾忌医，不肯或不敢狠下“虎狼药”，痛下手术刀。这样偏瘫着办洋务，虽然办得热热闹闹，又能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来？“知其本而后可以论事之当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计利之盈绌”（郭嵩焘语），中国地利尽丰，人才尽足，没有好的政教，纵然具有富强的表象，仍是白搭，何况连这个表象也不具备。洋务派的领袖们对大本大原不敢触及，对政教风俗不敢变更，只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点点缀缀，郭嵩焘深感失望，在日记中对他们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当国者如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忧时者如马行画图之上，势欲往而形不前。”“弄空枪于烟雾之中，目为之眩，手为之疲，而终一无所见。”“合肥伯相（李鸿章）及沈幼丹（沈葆桢）、丁禹生（丁日昌）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然所求之艺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郭嵩焘是一位怀疑者，一位独醒者，他已率先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中破茧而出，手中所缺的只是一帖既能济时又能济世的标本兼治的“药方”。他在中华古国寻觅多时，一无所获，于是，便将目光投向西方世界。按照传统的夷夏观，这真有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
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他发现，英国之强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它的政体——即它的根本——同样勃勃有生机。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
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其一）
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其二）
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也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其三）
他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享国长久，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因此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志得伸，民才得展，无抑郁挫伤之弊，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洞幽烛微，能平心静气地看清这一层利害关系，勇于承认中国之“无道”（政治腐败），寻找病症的内因，这才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