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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过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还碰到过其他一些困难：“有一次我简直无从下笔，我怎么也写不好我作品中某个城市的闷热的气候。这事很棘手，因为那是加勒比地区的一座城市，那儿的天气应该热得可怕。”“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举家前往加勒比，我在那儿几乎逛荡了整整一年，什么事也没干，等我回到过去写 《家长的没落》的巴塞罗那的时候，我栽了几种植物，让他们飘逸出阵阵芳香，于是我终于让读者体验到了这座城市的酷热天气。这本书后来没费多大周折就顺利写完了。”
魔幻的神奇“现实”“现实并不是西红柿或鸡蛋多少钱一斤。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现实中充满了奇特的事物。为此，我总是愿意举美国探险家E·W·格拉夫的例子。上世纪初，他在亚马逊河流域作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旅行。这次旅行，使他大饱眼福。他见过一条沸沸滚滚的河流；还经过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一说话就会降下一场倾盆大雨。在阿根廷南端的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军城，极风把一个马戏团全部刮上天空，第二天渔民们用网打捞上来许多死狮和死长颈鹿。在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个短篇小说里，我描写了教皇对哥伦比亚的一个村庄进行了一次难以想象的、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行。我记得，我把迎接教皇来访的总统写成一个秃了顶的矮胖子，以别于当时执政的高个瘦削的总统。小说问世十一年后，教皇真的到哥伦比亚来访问；迎接他的总统跟我小说里描写得一模一样：秃顶、矮胖。我写完《百年孤独》之后，巴兰墓利亚有一个青年说他确实长了一条猪尾巴。只要打开报纸，就会了解我们的周围每天都会发生奇特的事情，我认识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兴致勃勃地、仔细认真地读了《百年孤独》，但是阅读之余并不大惊小怪，因为说实在的，我没有讲述任何一件跟他们的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的事情。”
在《百年孤独》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描写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但无论哪一件事都是有他现实的基础的。“比方说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吧。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住在阿拉卡塔卡。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电工换电表。这件事，历历如在目前。仿佛昨天发生似的。他用一条皮带把自己绑在电线杆子上，免得掉下来。这条皮带当时真把我看呆了。后来，他又来过好几次。有一次他来的时候，我看见我外祖母一面用一块破布赶一只蝴蝶，一面叨唠：“‘这个人到咱们家来，这只蝴蝶就跟着来。’那个电工就是 《百年孤独》中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的原型。”
在《百年孤独》中，还有一个俏姑娘雷麦黛丝飞上天空的描写，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把她给“写上”天空的。“本来，我打算让她在家中的走廊里跟雷贝卡和阿玛兰塔一起绣花时销声匿迹。但这是电影镜头般的安排，我觉得很难让人接受得了。雷麦黛丝说什么也得留在那里，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她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升上天空。这样写，有事实根据吗？有一位老太太，一天早晨发现她孙女逃跑了；为掩盖事实真相，她逢人便说她孙女飞到天上去了。”“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办法打发她飞上天空，心中很着急。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当时风很大。一个来我们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她怎么也晾不成，床单让风给刮跑了。当时，我茅塞顿开，受到了启发。 ‘有了。’我想到。俏姑娘雷麦黛丝有了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了。在这种情况下，床单便是现实提供的一个因素。当我回到打字机前的时候，俏姑娘雷麦黛丝就一个劲儿地飞呀，飞呀，连上帝也拦她不住了。”
关于自己的作品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将他的《百年孤独》创作出版后，许多评论家说，这部作品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隐喻或讽喻。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想艺术地再现我童年时代的世界。你知道，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景况悲惨的大家庭里度过的。我有一个妹妹，她整天啃吃泥巴；一个外祖母，酷爱占卜算命，还有许许多多彼此名字完全相同的亲戚，他们从来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为什么患了痴呆症会感到莫大的痛苦。”“要说有什么更加复杂的创作意图的话，那也是不自觉的。不过话说回来，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因为他们总是俨然摆出一副主教大人的臭架子，居然不怕冒大放厥词的危险，竟敢承担解释《百年孤独》一书之谜的全部责任。他们没有想到，《百年孤独》这样一部小说，根本不是什么一本正经的作品，全书到处可以看出，影射着不少至亲好友，而这种影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发现。
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有一位评论家看到书中描写的人物加夫列尔带着一套拉伯雷全集前往巴黎这样一个情节，就认为发现了作品的重要关键。这位评论家声称，有了这个发现，这部作品中人物穷奢极侈的原因都可以得到解释，原来都是受到了拉伯雷文学影响所致。其实我提出拉伯雷的名字，只是扔了一块香蕉皮，后来，不少评论家果然都踩上了。”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有作品中，他偏爱那些描写孤独的书：“请注意，《枯枝败叶》中的主要人物的一辈子就是在极端孤独中度过的，此人可谓是生于斯、死于斯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的人物也是感到世态凄凉、孤独无援。每个星期五，上校和他的老婆、还有他那只斗鸡、眼巴巴地等着有人给他送退伍救助金来，可是总也等不来。 《恶时辰》里的那个镇长也是孤独的一生，他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饱尝了权力的孤独的滋味。”“孤独是《家长的没落》的主题，显然也是《百年孤独》的主题。”
在作品完成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出版这些作品费了很大周折。对于《枯枝败叶》这部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整整花了五年时间才找到一家出版社。我把原稿寄到阿根廷的洛萨出版社，后来给退了回来。还附了西班牙评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的一封信。这位先生劝我还是从事别的工作为好，不过倒还承认我这篇东西具有相当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此我至今深感满意。”
其他的作品的出版也遇到了一些麻烦：“《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交给迦里玛的，比《百年孤独》交稿要早得多。当时有两人读了稿子：胡安·戈伊蒂索洛和罗歇·加依鲁瓦。前者那时还不像今天这样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阅毕原稿，写了一篇出色的读后记；但加依鲁瓦却原封不动地把稿子退了回来。我不得不抓紧写《百年孤独》，目的是要使迦里玛对我的某一本书感兴趣。不过当时我的出版代理人已经在法国另外订了一些合同。”
在写作技巧方面，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枯枝败叶》之后、《百年孤独》之前创作的作品，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更加向现实主义靠近。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道：“我在着手创作《枯枝败叶》的时候，就坚信一切优秀的小说都应该是现实的艺术再现。可是我那本书是在哥伦比亚人民横遭血腥的政治迫害的动荡岁月里问世的，于是我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朋友们得出了非常严厉的指责。他们对我说：‘你这部小说什么也没有探告，什么也没有揭露。’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它也促使我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应该时刻关心国家的现实，应该对我原先的文学创作主张略加修正。很幸运，后来我这一缺陷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可当时我真是冒着打破脑袋的危险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还有《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许多短篇都取材于哥伦比亚的现实，其合理的结构则取决于主题的自然氛围。我并不后悔写作了这些作品，但是，这是一种事先进行构思的文学作品，是现实文学的独特的反映。这些书，不管好坏总还算有始有终，没有怎么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之外。”
《家长的没落》是一部被评论家称为散文诗的作品。“那里基本上是受了音乐的影响。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欣赏的音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最欣赏的是贝拉·巴尔托克以及加勒比民间音乐。这两者的混合是爆炸性的，真没有办法。”“从语言这个角度来衡量，《家长的没落》是我所有长篇小说中最通俗的一部，小说的题材、用语、歌曲以及谚语最接近加勒比地区。书中有些句子只有巴兰基利亚的汽车司机才能看懂。”“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最重要的成果，最能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家长的没落》。它是我一直想写的一本书，而且，我在这本书里尽情地抒发了我个人的看法，做到了畅所欲言。”
番石榴飘香
——马尔克斯之后的文坛
拉丁美洲文坛
法国著名作家萨特曾经断言“世界文学的未来属于拉丁美洲的叙事文学”并指出“必须把眼光转向这种文体，真正的、优秀的创作将在那个大陆”。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几乎是准确无误地证实了这种断言，这其中包括四位最主要的拉美文学家在世界文坛上引起的“文学爆炸”，他们是：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代表作是《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 （代表作是《城市与狗》）、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 （代表作是《掷钱游戏》）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代表作是《百年孤独》）。
这些先峰作家，为拉丁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坛上迎得了巨大声誉，同时也给当时的作家们在创作上带来了新的启示，那就是从更新更高的视角，来审视世界，才能进入更高的艺术境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曾说过“什么是最理想的小说？我认为，那应该是一种绝对自由的小说，它不仅应该以它政治的和社会的内涵来打动人心，而且还应该具备洞察现实的能力，如果能把现实翻个个儿，从它的反面来加以观照，那就更妙了。”
正是由于这些前辈作家在拉丁美洲文学界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轰动，所以才引起了另一批晚于这些前代作家一些时候更新的作家群的不满。而这些作家以颇为“不服气”的姿态冲上拉丁美洲的文坛，这些人的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引起公众的注意。如，古巴作家塞韦罗·萨多伊曾经宣称：“文学爆炸已经结束，接踵而至的就是我本人。”“在我之前的所有作品，都不过是《创世纪》中的那场洪水浩劫。”尤其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那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百年孤独》，萨多伊更不放在眼里。他认为，只有他们这一代作家，才是真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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