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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的外祖母也是一位博通今古的人，她善于讲神话传说及鬼怪故事，对于马尔克斯的日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时，外祖母有五十多岁，她皮肤白皙、眼睛湛蓝，风韵犹存。每天马尔克斯就坐在外祖母身边，听她漫不经心地一边做着活一边讲的各种民间传说、寓言故事以及阿拉卡塔卡人民为描绘那个辉煌的“香蕉热”时代而编织的传闻。马尔克斯认真地听着，他被每一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所吸引。对于马尔克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外祖母往往都用一个长长的鬼故事来加以回答。外祖母不仅慈祥地照顾着外孙，而且，她还是全家至高无上的女王，精明能干、精力充沛、子女成群、才识过人，她能身处逆境而不气馁，她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人口众多的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她既是这家的统率者，又是这家的带头人。
因此，外祖母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成为众多妇女角色的典型。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是他的外公堂·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外公在内战期间做过上校，他性格善良倔强，思想激进。他曾两次在内战中幸免于难，而且总是站在自由党人一边作战。外祖父一辈子都在等着领取“军功奖”，但始终也没有领到。根据外祖父的说法，依据法律，作为一名老军人，他领取“军功奖”是当之无愧的。等外祖父死后，外祖母就替外祖父等待这笔空想的酬金。外祖母在双目失明时曾失去理智地大叫“等我百年之后，希望你们能够领到这笔钱！”的情景时时地在马尔克斯的眼前浮现。
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堂·尼古拉斯是阿拉卡塔卡的老住户，对拉卡塔卡的一切变迁，包括“香蕉”的黄金时代，他都是最好的见证人。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动情地追忆过他的外公：
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不得已杀了一个人他当时住在一个镇子里，有一个人老是纠缠着他，向他寻衅。他一直没有答理他。后来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处境了，就给了他一枪。全镇的人都觉得他干得好，甚至死者的一个兄弟当天晚上还横卧在他家门口，脸朝着他的房间，以防死者家属前来报仇。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可受不了这种威胁，于是就离开本镇，另攀高枝，也就是说，他并未低俯别镇，而是举家远走高飞，自行创建了一个城镇。
这个事件被马尔克斯在后来写进了 《百年孤独》中，书中那个马孔多镇的创建人布恩蒂亚就曾杀死过一个人，这个死人的尸体常常出现，没完没了地纠缠着他，布恩蒂亚忍无可忍便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翻山越岭，建立了马孔多镇。“是的，他走了，后来建立了一个镇子。关于我的外祖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常常对我讲这样一句话： ‘你不知道一个死人多折磨人啊。’还有一件事也是我永生难忘的，我认为，这跟我后来成为作家也有很大关系。有天晚上，他带我去马戏团，我们看到了单峰驼。一回到家里，他就打开一本词典，告诉我说： ‘这儿就有单峰驼，你看，单峰驼和大象不一样，单峰驼和双峰驼也不一样。’总而言之，他简直像是给我上了一堂动物课。从此，我就养成查词典的习惯了。”
就是这样，马尔克斯的外祖母和外祖父滔滔不绝讲叙的许多动人的故事成了他小说世界的整整一个家族的楷模典范。
外祖父在晚年时瞎了一只眼，在马尔克斯八岁的时候他去世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了。”
走出温暖的“牢笼”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有那么多有趣的往事，也有他依依不舍的外公、外婆和他的姨妈们，但是如果他永远生活在阿拉卡塔卡的话，那么他日后也绝不会成为名扬天下的大作家。因此离开阿拉卡塔卡是马尔克斯日后作为作家生涯最为重要的选择。
1936年，当加西亚·马尔克斯九岁的时候，他离开了阿拉卡塔卡，被送到巴兰基利亚去上学，后来他得到了一笔奖学金，获准去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的锡帕基腊国立学校去读书。
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一个娇弱而又没见过世面的孩子。由于离家远行，所以他的身边专门有个照顾他的“学监”。马尔克斯穿得严严实实，一边拉着学监的手，一边担心自己会得肺炎死去，那个胆怯而又小心的样子怎么也不能让你联想起作家这个词。
他们经过跋山涉水、乘火车乘轮船的可怕旅行之后，第一次“触摸到”首都波哥大。但马尔克斯对波哥大的印象坏极了。
这里，成千上万个披着套头斗蓬的人熙来攘往，这里，听不到巴兰基利亚人的那种喧闹，有轨电车满载着乘客鱼贯而过。当他经过坐落在七马路尽头希门尼斯大街上的内务部时，他看到年轻漂亮、讲究衣着的小伙子都是一身黑礼服，他们手执雨伞，头戴圆顶帽，蓄着小胡子，一个个站在那里。那时候，马尔克斯便忍不住哭了起来，一气哭了好几个钟头。
就是从那时候起，波哥大教会了他领略人生，同时又让他“内心感到忧伤”。也是从这时候起，他就养成了躲在宿舍、学校或阅报室里读书看报学习的习惯，除了这三个地方，其他的场所他甚至一无所知。
看来，“大都市”并没有迷住这个外地的一个落没小镇的孩子，相反，这个地方使他感到一种压抑和不快。他总是把波哥大同自己的家乡、跟沿海地区进行比较，那里的人很容易交往接近，性格开朗，可波哥大呢，他觉得是“阴暗而又僵硬”、“令人透不过气来”。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描述的那个“遥远的、笼罩着阴影的首都”“那儿的毛毛细雨使行人满腹狐疑、脸色发青”的城市和《百年孤独》中“在幽暗可怕的夜晚还骨碌骨碌地驶过总督大人的华丽的座车”的“凄凉的城市”几乎都是作家对童年来到波哥大时的感受的追忆了。甚至，到了1968年，马尔克斯四十一岁与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重游波哥大时还耿耿于怀。他在去波哥大之前事先给那里的几个朋友打了几个电话，秘密地与他们商量好，把此次的“旅行”安排得满满的，不让自己和略萨有机会见到这座城市，只给略萨留一个从一家人家到另一家人家的路上，从小汽车的窗户匆匆地瞥一眼这个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成的“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的机会。
同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锡帕基腊那座寄宿学校的感受也是极其阴暗的。那时已经萧条的阿拉卡塔卡在马尔克斯的视线中虽然已经不见了，但那所城镇美好的影子却时时地在他心头浮现，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心目中，世界的一切，如果不是阿拉卡塔卡，那他就难以接受。“我被带到了锡帕基腊国立学校，我就在那里念了几年中学。锡帕基腊也是一座阴冷的城市，房顶上的瓦片破破烂烂的。”马尔克斯所在的学校是一个很大的寄宿学校，在学校住的孩子有二三百个，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自由外出。而马尔克斯由于不愿看到“凄惨阴冷”的城镇，就一个人躲在宿舍里不出屋。而正因如此，他才充分地利用这些时间，浏览了包括儒勒·凡尔纳和埃米利奥·萨尔戈里等著名作家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为他日后成为作家打好了基础。
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心理上始终与这些陌生的封闭式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因而，使那时的他在心里也产生了空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的影子，于是，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扎下了根。对于阿拉卡塔卡的思念又成了马尔克斯填补这种孤寂空旷之感的妙方。阿拉卡塔卡使年少的马尔克斯深感忧伤，也使他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他总要去追忆他所失去的“天堂”，那个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在这段寂寞孤独的中学时代，小马尔克斯与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模仿西班牙著名抒情诗人希门尼斯的诗集《石头与天空》中的作品，也写了几首“石头与天空式”的诗歌。但他文学的才华到了大学时代才真正地显露出来。
厌倦的大学生活
1946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十九岁时，他中学毕业了，这段在他的心灵留下重要印迹的时间终于在巴望中结束了。这时，马尔克斯已经成了一个小伙子，他的内向和他绝对的逆性格使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不满。毕业典礼之后，他便收拾起行装匆匆地像逃避灾难一样离开了锡帕基腊的寄宿生活，去苏克雷他父母兄弟居住的地方去。
尽管炎热、脏污的没完没了的旅途把马尔克斯颠簸得疲惫不堪，但能逃离那座让他极度厌烦的城市他却从内心里感到舒畅。对于这次的艰难而又难忘的行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中有所描写，那是在写到梅梅·布恩蒂亚和她母亲使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大为伤心之后所作的那次旅行，书中大量的感受和那非亲身试验不可的描述正是这次去省亲途中切腑的感受。
194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二十岁，他再一次不得不重新返回到首都波哥大，因为他要到大学读书。和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作家一样，他在大学主要是攻读法律专业，也和其他学法律专业的拉美作家一样，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法律专业失去了兴趣。
当然，在波哥大读大学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结识了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朋友。他们当中有哥伦比亚小说家、记者普利厄奥·阿普莱约·门多萨，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圈儿内最重要的一位。还有哥伦比亚的牧师、社会学及法学教授卡米洛·托雷斯，1965年他创办的《统一阵线》周刊，抨击政府。1965年参加民族解放军，提出：“誓死为人民夺取政权”的口号，在1966年的游击战中牺牲。
那时的马尔克斯已经留起了小胡子，而且还是一个时常起哄闹事的老手，由于对所学习的法律的极其不满，他总觉得很无聊。每当到学商业法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和一群学生在法律系的走廊上使劲地跺脚。在谈到这段大学生活时，马尔克斯这样说：“中学毕业了，我便注册入国立大学攻读法律，我登记的期限为五年，但我始终没有毕业，因为这一漫长的专业学习令我十分厌烦……我当时住在弗洛利安大街的一家膳宿公寓里。尽管我当时收入微薄，但是我比其他的寄宿生还是要奢侈一点，居然出得起钱给自己在早餐里增添一个鸡蛋，我想，在所有住在那家膳宿公寓的人里，我是唯一在早餐时享用鸡蛋的人。我觉得民法比刑法难学，不过说实话，无论什么法我都懒得学。”
但是，在波哥大读大学期间，有一件事使他走向上了写作的道路，而且一发不可收。这件事完全是由于他的极端叛逆性格所致。
1947年的哥伦比亚文坛，是不十分景气的，那时，有一个小说家兼评论家，名叫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他是《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外号叫“尤利西斯”写了一篇文章，对当时的文坛状况非常的担忧，并断言说，哥伦比亚这一代文学青年极不成器。加西亚·马尔克斯读到这篇文章后，很是生气，他觉得博尔达的断言未免太夸张。于是他就想写一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