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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餐桌，进入肠胃转化成热量和情欲。
浑厚无比的牛哞在他们的肠胃里翻个滚，变作了一个嗝或一个屁被排掉——工业城市对所有珍贵事物的处理方式无不类似于此。
看到牛粪运到城市做肥料，他也不满。“这些本该养育伟大事物的贵重养料，如今只能育肥城市人的闲情逸致了。”刘亮程本人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农人的狭隘和偏执。
尽管对城市有些不满，但他并不愿意守着乡村。他说他和别的农人不一样，“天一黑他们便蒙头入睡了，撇下怎么也睡不着的我，整夜地孤守着村庄”。有一股力量要将他从村庄推开，“我不是十足的农夫，种地对我来说肯定不是一辈子的事，或者三年五载，或者十年二十年，迟早我会扔掉这把锄子”。
他真的离开了，变成了城里人，变成了市民。这个时候他又感到有一股力量召唤他回去。“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不管我的杈伸到哪里，枝条蔓过篱笆和墙，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我的根还在黄沙梁”，那里的“每一声鸡鸣，每一句牛哞，每一片树叶的摇响都是我的招魂曲”。他想重回故里，“接着那时的声音说笑，接着那时的情分与村人往来，接着那时的早和晚、饱和饥、手劲和脚力”。但这仅仅是“想”，他不会真的回去，想回也回不去了。
在刘亮程的散文中，始终回荡着两个声音：我要离开／我想回去。两个声音交织着，纠结着，呈现了刘亮程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印证了乡村与城市、自然与文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和“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
注释：
〔1〕《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80页。
另注：本文所引刘亮程散文原文，全部出自《风中的院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叶落知秋
？ 黄 林
目前，有关郭嵩焘的传记著作大致出了三种：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汪荣祖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王兴国的《郭嵩焘评传》。前者侧重郭之思想的细述，是开山之作，后者则有集学术研究大成的功效，而要说到这中间哪一本书既具可读性，又不流于肤浅，则非汪著莫属了。
汪著“尝试将其生活（起居、旅行、应酬）、思想（对时务与洋务的认识）与情感（在朝在野的喜怒哀乐）的‘三度空间’，建筑于道咸同光的时代与环境之中”，明为写郭，实则把郭的遭遇看成是当时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正如作者所说：“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也是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他虽然很少带兵打仗，驰骋疆场，但他出的许多点子，诸如建议创建水师、开办厘捐等，却都有对大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功效。任何一件都可算得是大功。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想象中的飞黄腾达，到头来仅仅捞了个代理广东巡抚的三品官，不惟远逊于亦师亦友的曾国藩，也不能与左宗棠、李鸿章等相提并论。就算是这么一个官，也做了没几天，就给免掉了。投闲置散八年后，同治十三年好不容易盼得个来京陛见的诏书，认为机会来了，不曾想仅得了个福建按察使的差使，这官是越做越回去了。郭嵩焘真是够倒霉的。
事情远不止此，郭嵩焘不光官做得窝囊，大多数时候，人际关系也处得很不好，这让他吃尽了苦头。咸丰年间，郭陪同有“善而勇”之称的僧格林沁巡防天津，受尽其欺凌，形同仆役；代理广东巡抚期间，先是被两广总督毛鸿宾当文书使用，巡抚威严荡然无存，稍后又为同乡左宗棠百般诬陷，丢掉了乌纱帽；出使到了英国，原本以为跳出了是非圈子，不曾想又冒出个刘锡鸿，处处跟他作对，闹得郭连觉都睡不得，似乎人人都跟他过不去。
其实，跟郭嵩焘过不去的是他那“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的性格。郭嵩焘自诩为当世最懂洋务的人，曾说：“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好大的口气。因此，其兴之所至，上自朝廷左右摇摆的对外政策，文武百官的“矢口谈战”，下至普通百姓的盲目排外，都成了他批评的对象，而且“一个都不宽恕”。先是持其“不轻言战事，处之以理”的主张“争之僧邸，语之士大夫”；滇案发生后，郭又不避“事事依附英人”的嫌疑，上折要求将时望所归的云南巡抚岑毓英严加议处，引起轩然大波；事情才过去，到了光绪六年，西北告急，清流派领袖张之洞连连上疏请战，一时朝野群情激昂，大有不惜与沙俄一战的架势。聪明人都知道，在这举国若狂的形势下提出不同看法将意味着什么。从英国卸任归来的郭嵩焘这时已是赋闲之身，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但他还是忍不住上疏反战，站到了整个士林的对面。
对郭这种爱放言高论的毛病，他的一些做大官的朋友，如兵部尚书陈孚恩也曾规劝过他，可事到临头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郭这样做，实际效果并不好：自己虽然说得舌敝唇焦，却并没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讲多了，反倒使自己成了“千夫所指”的名教罪人。以致其死后多年，仍有官员上折要将这位“二毛子”开棺戮尸而后快。
当然，本书并没有满足于极力渲染郭嵩焘所遭受的痛苦和挫折，而是进一步深挖隐藏在它后面的更深层次的东西，认为：给郭嵩焘带来麻烦的不只是他的性格，更主要的还是他所具有的超出同侪的思想，郭一生的逆遇多与此有关。
事实上，郭嵩焘的思想也无非就是说西洋各国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其立国也有本有末，“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蒋廷黻语）。这种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或许已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了，可在中国，郭仍因此为自己招来了举国的谩骂，全国的士大夫都耻于与之为伍。因此，与其说是郭的思想太先进，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太落后、太守旧。
道咸同光时代（1821～1908）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经过工业革命，用先进生产力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叩关而来，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却仍停留在封建社会。不只是一般平民百姓没有觉悟，就算作为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也都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整天钻在故纸堆中，学一些不顶用的东西，根本认识不到有改革的必要。整个社会似一潭死水，没有半点生气，社会的守旧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恭亲王奕癮当时位高权重，他想在科举正途出身的读书人中招收一批人到同文馆科学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目的是为了培养自己制造轮船枪炮的人才，更好地为清朝的统治服务，可还是为士大夫所抵制，谁都不愿意丢掉四书五经去学一些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即使这件事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这种守旧，这种对新生事物的排拒，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说，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大致经历了由“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到“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的三个阶段。郭生活的时代，正处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阶段，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上，许多人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即便是中体西用的主流思想，它本身也是与封建守旧势力斗争妥协的产物。更何况郭的洋务思想明显地高出同辈许多，无怪乎当时的社会不能容他。
该书对郭嵩焘的内心情感世界等极具个人特点的方面，给予了较多的注意。这让我们看到了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读来饶有趣味。
郭很爱自己的家人。邹氏为郭在咸丰六年（1856）所纳之妾。陈夫人咸丰十一年 （1861）亡故后，抚养子女，操持家务的担子就落到了邹氏的肩上。她温恭谦良，很得郭敬重，郭甚至不惜遣返继夫人钱氏以表示对邹氏的感情。同治十一（1872）年邹氏病故，郭悲不自胜，不光请僧人为其超度，还情真意切地撰写长篇祭文，丧事全由郭一手操办。长子刚基，聪明伶俐，书也读得很好。就连其岳父曾国藩也都称赞刚基所写的东西“斐然可观”，郭嵩焘自是寄厚望于他，怎奈福寿难全，一场大病夺去了刚基年仅20岁的生命。爱子去世对他的打击是如此之大，以致十余年后，一到儿子的忌日，睹物思人，仍令郭独坐涕零，唏嘘不已。郭对儿子的爱可谓既深且远。
郭也恨自己的对头。他一恨左宗棠，是他让自己丢了官。想当初，若不是郭力劝左出山，若不是郭在咸丰帝身边做秘书时极力推许左、保护左，左宗棠焉能这么顺利地就位列封疆。可当左官运亨通之际，却恩将仇报，为了用自己的亲信取代郭，竟至对郭“一意相与为难”，“终以四折纠参，迫使去位而后已”！左的所作所为，使郭刻骨铭心。直到晚年，左都死了好几年了，郭还在数落这位相交三十年的朋友：“其言诬，其心亦太酷矣！”郭最恨的当数刘锡鸿。刘是粤人，郭抚粤时即已认识刘，并曾“提挈”过他，应是有恩于刘。不料想刘以副使身份随郭出洋后，为了一点点小事则对郭进行百般攻击，最后竟发展到罗织郭使英期间所犯的“十款”罪状，上折参郭，害得郭一届公使任期都未做满，就被召回了国。郭回乡后，只要与人谈到刘，仍然“忽不自觉怒气之填膺”，可见其对刘怨毒之深。
不仅如此，郭当时颇为新潮的一些处事方式，也让不少人为之侧目。试举二例证之。1863年，郭即将由江苏赴广东就任代理巡抚。升官之后的他，心情自然大不相同，在冯桂芬的撮合下，丧妻二年有余的郭嵩焘又娶了一房太太。女方是江苏太仓绅士钱鼎铭的妹子。尽管此前郭曾向冯明言其择偶的条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像；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而且，他自己也认为钱鼎铭“俭约质直，能效忠言”，想必他的妹妹也应是知书达礼之人。谁知过门之后，郭才发现，这妇人“多言狂躁，终日叫皉，有类疯癫，貌更凶戾，眉目皆竖”。换句话说，这新娘子不仅脾气大得吓人，像个疯婆子，而且长相也是奇丑无比，有似母夜叉。郭心里已是大失所望，后悔不已。因此，第一次和家人见面，他就让自己的如夫人邹氏坐上首，钱氏坐下首；进广州的时候，他又让邹氏乘坐与钱氏同样的绿呢大轿。或许是不满于郭将自己摆在与小妾邹氏同等的地位上，钱氏到广州后就常常吵着要回娘家。郭氏无奈之下，竟托人将其带回了上海。这件事因关乎封建礼教，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大多指斥郭“无礼”，就连老友曾国藩、王皊运也因此对郭多有指责，可郭不为所动。
另一件事情则是发生在郭出使英国之后。有一天，郭看到《申报》上登有一篇有关他在英国请人画像的文章，于郭多有丑化嘲弄。郭看后很生气，一方面要求英国政府追查消息来源，另一方面则去信国内，要求《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