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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情则是发生在郭出使英国之后。有一天，郭看到《申报》上登有一篇有关他在英国请人画像的文章，于郭多有丑化嘲弄。郭看后很生气，一方面要求英国政府追查消息来源，另一方面则去信国内，要求《申报》作出解释。可《申报》未予理睬。回国后，郭扬言将聘请律师与《申报》对簿公堂。《申报》此时才知道了事态的严重，于是答应登报道歉，要求和解。郭看到对方承认了错误，也就不再深究了。郭在那个时代，就能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其处事作风岂不是也很现代？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10月版，定价：17。50元。
历史系于一念之差
？ 董恂来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有句名言：“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若是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不同的。”这一偏执之论把历史的发展极端神秘化了。此言肯定令黑格尔等客观唯心主义者或历史宿命论者大摇其头。我们不必苟同帕斯卡尔，但也无须像黑格尔那样献身于必然性的历史祭坛上。看来，把历史发展视为某种客观意志的公式推演，或者把历史研究当作纯粹偶然性的微积分计算，既失之简单，又流于玄虚。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如果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中入手，也许会使立论稳妥些。由此我们应该承认，历史的发展必然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鉴于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妨说，历史上的偶然性确实使现实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相应地，现实中的偶然性也确实使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
诸如克娄巴特拉的鼻子之外，我想到了历史上某些当事人由于心血来潮而产生的一念之差。
1948年初，在苏南分裂前夕，以南斯拉夫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名列“四巨头”的米洛凡·吉拉斯为首的代表团曾应邀访苏。十三年之后，吉拉斯在其回忆录《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追述了当时他与斯大林同车赴宴的情景：
我们坐的是斯大林的大轿车，这辆汽车好像同我1945年跟莫洛托夫一起坐过的那一辆一样。日丹诺夫坐在后座我的右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坐在我们前面的折叠式座位上。途中，斯大林把他前面嵌板上的小电灯开亮。在这嵌板的下面，挂着一只怀表，上面指明差不多已是十点钟。斯大林坐在我的正面前方，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已经驼了的背和灰色的后颈，后颈的厚皮在元帅服的硬衣领上面皱起。我不禁想到：坐在我前面的是当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而且他的同僚们也在这里；假如现在有一颗炸弹在我们中间爆炸，把我们全都炸成粉碎，那将是一件多么震撼人心的大事变啊！但是，这个想法仅仅一掠而过，它是邪恶的，而且来得如此突然，连我自己也感到恐怖……
1973年4月，尼克松在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之际，被迫采取丢车保帅的策略，准备解雇其颇为倚重的白宫核心决策人物之一、国内事务首席顾问约翰·埃利希曼，以期洗刷自己，摆脱困境。预知这一灾祸两天后，心烦意乱的埃利希曼曾与尼克松同机飞赴某地。八年后，埃利希曼在其回忆录《权力的见证》中描述了他当时的心理活动：
那一天，总统把霍尔德曼和我带到密西西比州的梅里迪安去。他到那里是为了主持一个纪念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仪式。途中，我们的飞机要飞越一些遭受严重水灾的地区，我曾走进空军一号驾驶舱，站在飞行员的后面，透过挡风玻璃我可以察看灾情。
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顾一切地扑向控制装置，把我自己置于飞行员的操纵杆和飞行员之间，那么我就会使每个人的烦恼从此烟消云散了。我们所有人将在一分半钟之内化为乌有，我站在那里同领航员交谈着，权衡一下我成功的可能性；后来我还是转过身去又回到了我的座位上。
倘若吉拉斯或埃利希曼的念头付诸实施并获得成功，无疑会在世界上引起爆炸性的后果——不论从“爆炸性”一词的本义上，还是从其引申义上都是如此。不消说，像斯大林与尼克松这类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倘死于非命，我们无法想像他们各自给历史上打上的印记将产生多大的变动。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绝不再会完全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了。而且，由于这类世界级人物的巨大影响，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生死存亡也足以深刻地改变今日世界的面貌。当然，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制度的不同，这一改变在规模和程度上也不会是毫无差别的。至于结果是凶是吉，又当别论。
如果说吉拉斯只是念头一闪，随即打消，并且由于他并未随身携带或暗藏任何炸弹而不具备现实可行性的话，那么埃利希曼却是经过了剧烈的内心冲突才总算控制住这个荒唐的念头的，而且这一算计的可行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他终于高抬贵手，给了尼克松首创美国在任总统以辞职下台的历史纪录的机会。由此可见，某位能接近大人物的重要或次要的角色，也有机会通过对其采取行动而插手历史进程，从而轻而易举地对历史施加影响，更不用说那些大人物本人听凭心血来潮贸然行事在历史上划下的深痕了。吉拉斯与埃利希曼自然属于重要角色，李·哈维·奥斯瓦德却是一个微不足道之辈，但正是这个二十四岁的枪手通过结束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性命剥夺了他继续参与创造历史的使命，也改善了林登·约翰逊参与创造历史的命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六十年代以后的历史。当然，那个家伙是早有预谋的。
值得注意的是那两个险些改变历史的一念之差诱发的特殊环境。吉拉斯是在经历了对斯大林及其政权的极度失望与幻灭后，思想和感情陷入痛苦之中的时候； 而埃利希曼当时则处于从显赫的政治生涯和巨大的权力、荣誉边缘即将滑向深渊之际，他面临身败名裂的绝境。也许希望愈多，失望愈大；爬得越高，跌得越惨。人在突然打击之下陷入彻底绝望时，理智极易丧失，意志面临崩溃。在万念俱灰之后，仍余一念尚存——这正是一念之差对人诱惑最大的时候： 此刻，险恶邪念急剧膨胀，终至丧心病狂，在同归于尽的报复欲望的强烈驱使下，一只伸向领袖人物的黑手的影子若隐若现。正是此刻，历史在偶然性的天平上危险地剧烈摆动，嘎嘎作响；它那脆弱的平衡完全系于一念之间，确实令人惊心动魄，不寒而栗。
吉拉斯与埃利希曼事后都坦白交代了他们当时的内心活动，假如他们动手并得手，我们现在也许永远无从弄清事件的真相了，最后只得任其堆积在众多的历史谜团之中。假如他们不撰写个人回忆录，或者在回忆录中对这一包藏的祸心隐而不发，我们仍然不知那段历史当时竟会埋伏着如此扣人心弦的险情。这两次潜伏的杀机终未得逞，固然令人松一口气，但谁敢断言，历史总是如此幸运，相反的结局在历史上从未出现，或者在现实中绝不出现呢？
吉拉斯的回忆录出版于1962年，其时斯大林已死去九年，他永远不会破获那个邪恶的念头了。埃利希曼的回忆录出版于1981年，此时前总统尼克松大概正在加利福尼亚的老家圣克利门蒂撰写他下台后的第三本著作《领袖们》，大力宣扬领袖人物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英雄史观。对于他昔日主要助手和重要心腹之一在书中说些什么，他不会不感兴趣。那么，尼克松在读了埃利希曼一度试图超度他的文字后，是否会产生心惊肉跳的后怕之感呢？
深刻的片面
？ 赵 勇
在《书斋里的革命》中，朱学勤先生并没有专门谈论后现代的文章，但是许多篇什中却不时地会冒出批评后现代的文字。现辑录几段，供人赏析。
多少年后，当我把上述语言故事很得意地复述给她听的时候，遭到她老人家一个白眼，似乎早就熟悉了这一类语言花样，很不屑地说：“穷人生富嘴！”呛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我留意过多次，确实找不到一句话，能比这句近乎文盲的语言能更好地概括在我周围所谓精神生活中日益涌现的后现代符码。可见我那时在兰考虽然挨饿，却已经提前听到了黑色语码。当时居然不知道这就是很可珍贵的后现代。此情尚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确实够得着黑色幽默了，而且“酷”。
——《火车上的记忆》
我读“后现代”，如读用中文写成的洋码文字，或是用洋文写成的甲骨文文字。你见到过电脑屏幕上突然出现的那种恶性字体吗？原有逻辑被破坏以后，汉字偏旁部首恶性拼接，中间夹有乱七八糟的机械符号？
“后现代”的某些状况，确像一部使用盗版软件的电脑。一旦软件出错——而我们这儿偏偏流行盗版软件，这类软件的特点就是经常出错——屏幕上就会出现那些让人难以辨认的符号，我称之为“洋码甲骨体”。
——《城头变幻二王旗》
把回避说成超脱，把软弱说成迂回，把自私说成无欲，把世故说成深刻，把形式说成实质，把嬉戏说成解构，把自欺说成勘破……最后，是把前现代说成后现代，把所有外来学理符号弄成内在心理的精致包装，把一些迫不得已的形而下生存哲学，涂抹成另一种形而上的高贵时尚。
每天这种时候，我就禁不住要做一种很不知识分子的恶作剧：将形式上的学理符号还原为形而下的心理。
——《平静的坏心情》
知识界的舶来符号，投射在上述客观现实层面，并没有帮助人们减轻认识它的困难，而是在它的表层又涂上了新一层的西洋迷彩，使得中国人在认识自己的国情时增加了一层困难：在阐释自己的国情时还必须绕道巴黎，经过一次后现代语义换算。
——《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从上面摘录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朱学勤是很不喜欢后现代的。为什么不喜欢？要说原因也非常简单。当知识界的一些人士用后现代话语来阐释中国的现实时，他们实际上犯了“过度阐释”的错误：由于中国还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度，充斥于其中的更多是种种前现代的因素；由于后现代话语是西方知识精英立足于西方社会总结概括出来的一种认知假设，其概念术语中渗透着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与运作逻辑，所以，用后现代的语码或理论解释中国的实际首先存在着一种错位。其次，这种解释又对中国的现实形成了一种遮蔽。第三，这种解释一旦上升到学理的高度，常常会对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构成一种误导。正因为后现代话语的问题如此之大，我们对后现代话语也就必须高度警惕。——我想，这大概就是潜藏于朱学勤讥诮、挖苦之文学化语言背后对后现代之于中国加以清算的真实涵义。
虽然用笔不多，但是在所有批判后现代的文字中，朱学勤无疑是批判角度选择最准确、批判力度最到位的学者之一。表面上看，这种批判是他对“新左派”批判的副产品或合理延伸，但实际上这种批判本身却也亮明了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现实所应该采取的合理姿态。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