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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最后被清兵捕获，斩首而死。但谁都知道，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大奸臣。
孙越会谈始末（上）
？ 黄修荣
孙中山和苏俄特使越飞在上海举行的会谈，是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孙中山革命一生中的重要一页。
（一）
孙越会谈出现在陈炯明叛变大约半年之后。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不仅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而且也导致中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首先，陈炯明叛变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北洋军阀政府消灭孙中山的革命势力，从而达到使陈炯明同北洋军阀政府合作，共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英国政府更是直接支持陈炯明叛变。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孙中山对它们的幻想。
其次，陈炯明的叛变促使苏俄、共产国际实行同孙中山友好的政策。1922年8月，维经斯基发表文章指出，陈炯明叛变后，“国民党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这个党内的劳动分子将会聚集在最先进的中国社会主义分子周围，形成党的左翼，最后再经过分裂；可能在中国南方组成工人政党；中国南方的运动是同国民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他认为，陈炯明和孙中山斗争的结局乃是中国政治生活的转折点。
第三，孙中山既然已经被陈炯明逐出了广东，也就不再对帝国主义抱什么幻想，不必因担心帝国主义干涉北伐而不敢公开实行联俄。因此，陈炯明叛变后不久，孙中山便主动通过陈友仁向当时还在中国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明确表示：“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惟一的朋友”〔2〕。孙中山通过陈友仁转告达林，他要离开广州到上海继续进行斗争；如果斗争失败，他就去苏俄。他还托达林代向列宁转致友善之情，并交给齐契林一封信。孙中山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困难处境，并表示他不会停止斗争。
1922年8月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率蒋介石、陈策、黄惠龙等离开永丰舰，登上英国摩汉号炮舰，4时起航，7时驶出虎门要塞，经香港前往上海。
8月14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在上海，他很快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建立了联系。达林通过陈友仁向孙中山表示，社会主义苏俄永远与他站在一边，支持他的斗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与孙中山交谈了与苏俄建立联盟和国共合作等问题，表达了与孙中山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良好愿望。
这时，孙中山不再对帝国主义干涉他与苏俄建交有所顾虑，坚定了与苏俄建立联盟的决心。他曾用一段十分形象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想法：
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3〕
正当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社会主义的俄国时，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于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883年出生于俄国克里米亚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末，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夏，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事外交工作。
1922年7月，由于苏俄裴克斯使团与北京政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苏俄政府决定派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以特使身分来华。7月27日，越飞率随员24人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于8月5日到达赤塔，8月9日到达哈尔滨，8月12日到达北京。越飞来华后，一方面与北京政府就缔结商约、俄国庚子赔款的使用，以及外蒙和中东路等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同孙中山商谈双方的合作问题。
8月18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著名教授李大钊、胡适等十余人在东方饭店宴请越飞。李大钊代表中国知识界致词欢迎越飞。蔡元培对远道而来的苏俄客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在讲话中肯定俄国革命对中国的良好影响。他说：“俄国革命事业为吾人之前驱。今日愿以受业者之资格，欢迎远道来临之先导者。”接着越飞致答词，他说：“以先导之尊称赠予俄国，吾人实不敢当。中国有极深的文化，实为人类之先导。……俄国代表团来华之目的，希望中俄两国国民建设良好之友谊。”胡适等人也于席间发言。主宾热情交谈，至午夜方散〔4〕。随后，许多团体也都为越飞举行欢迎会。8月21日，北京的《新潮月刊》等14个团体又欢宴越飞。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
各界的欢迎表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惨遭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在宣言中表示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苏俄寄予的希望。
越飞来到中国时，广州政府因陈炯明叛变已不复存在，越飞把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作为主要的任务。由于北京政府在持续两年的对俄交涉中一直过于重视列强的态度，并在蒙古、中东铁路两个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苏俄政府不愿履行在两次对华宣言中作出的承诺。双方分歧很大。俄共中央政治局曾专门指示越飞：“从1919～1920年的总宣言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越飞尽管对这个指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从宣言立场上后退“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但在同北京政府的交涉中，他只能按苏俄党和政府的方针进行。这样，越飞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使命自难取得进展。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是北京中央政府变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民族主义政府，从而使苏俄对华目标比较容易实现。
作为苏俄政府驻北京的代表，越飞积极贯彻苏俄政府的外交意图。要保证苏俄在远东的国家利益，首先必须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对苏俄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苏俄便决定利用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建立某种联盟，进而形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
由于吴佩孚在当时的军阀中颇有“开明”的声誉，又早与苏俄有接触并表示“亲俄”，且以反对俄国在远东的宿敌日本著称；在苏俄极为重视的蒙古问题上，吴同意苏俄暂不撤军。因此，在苏俄方面看来，以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同吴佩孚的军事力量结合，建立一个“亲俄”的民族主义政府是可取的。
1922年4月底至5月上旬爆发的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而告终，北京政权遂完全落入直系军阀之手。越飞抵华后，改变了裴克斯的做法，一方面同北京政府谈判，另方面积极物色实力派人物，同他们建立联系，期望这些人掌握中央政权后，能同他们谈判中俄问题，解决中俄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打开对华关系的新局面，越飞采取的策略是极力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合作。越飞认为，孙中山是具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家，是中国的思想领袖；而吴佩孚是军事领袖，有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本着这样的意图，越飞来华后很快致书孙中山。双方通过信函和使者往来，揭开了会谈的序幕。
（二）
越飞在中国期间，虽然同北京政府的谈判进展迟缓，但与孙中山的秘密谈判却进展迅速。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信中涉及有关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 8月22日，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建立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5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1。我不清楚，张作霖及其一派是否也是民族解放派，但比其他派更反动一些，或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还不清楚，从社会阶级角度说，张作霖依靠谁，在北京有哪些人支持他。
2。我不清楚，为什么您不久前同张作霖达成反对吴佩孚的协议？这仅仅是想支持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来消灭另一个敌人，使您只剩下一个敌人，便于以后消灭它，还是您真的认为张作霖的政策对中国有好处？与此相联系，我想知道您建议我对张作霖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针？
3。我不清楚您同陈炯明的意见分歧。要知道，仅仅不同意应由北京还是由广州来实现全国统一这一点，还不足以导致流血战争。
4。我不清楚，如果说在目前的中国议会中国民党和整个南方在起很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您不承认这个议会？
5。我不清楚，如果说您现在同吴佩孚达成协议，而您和国民党的影响因此而会更大，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在奉行一种既丝毫不符合国民党的纲领，也丝毫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的政策呢？
为了表示自己对孙中山的好感和信任，他在信中告诉孙中山：
我们现在不得不同日本谈判，因为我们自然非常想把日本人赶出我国领土。我的政府责成我进行谈判，我有意拖延为的是能先来中国建立联系。〔5〕
至于外蒙古问题，越飞指责中国政府听信了帝国主义的宣传，以为苏俄对外蒙古有侵略企图。他告诉孙中山，如果在这种混乱形势下苏俄从外蒙古撤兵，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在那里稳扎下去，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的。越飞就此征询了孙中山的看法，并且希望孙中山利用自己在中国的声望促使中苏会谈早日开始。他在信中对孙中山表示：“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但是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您同意我的看法吗？”在蒙古问题上，他除了希望吴佩孚支持外，同样在寻求孙中山的支持。
越飞给孙中山的这封信是由一名信使带到上海转交给在8月12日到达上海的马林。 8月24日，马林带着这封信来到孙宅。孙中山认真地看了来信，很快在8月27日回信，对越飞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做了回答，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一）孙中山在回信中指出：北京政府“没有任何基础，它软弱无力”，说它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不过分”。孙中山希望在他改组北京政府之前再等一等，待他不久之后建立自己的政府后再谈判中苏关系问题。
（二）孙中山表示同意越飞说法：苏俄对外蒙古没有侵略意图，所以可以暂时不必从外蒙古撤兵。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贵国军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