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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视为“迷信”。
“常识”就是一切迷信的大杂烩。每个时代的大众常识，都包含着自古以来的迷信和最新时代的迷信。迷信与已有知识存量几乎是等价物。尽管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全部已有知识存量，但每个人的知识都是已有知识存量的一部分，因此每个人掌握的“常识”，就是每个人固守的“迷信”。
与常识分为三个层次一样，迷信也分为三个层次。普通大众的“常识”，其核心是古老的“迷信”。知识小众的“共识”，其核心是流行的“迷信”。而少数先知的“新知”，将融入未来的“迷信”。
“迷信”并非贬义词，正如“常识”并非褒义词。两者互为对词，且互相转换，是知识史之不同阶段对同一知识的不同判断。先知的“新知”，尚未被视为“知识”，仅仅被视为“独到见解”，甚至被视为“奇谈怪论”。先知的“新知”一旦推广为小众“共识”，就成了“知识”。小众的“知识”一旦普及为大众“常识”，就成了“迷信”——但此时尚未被视为“迷信”，要到后一时代才会被视为“迷信”，尽管它已经具备了迷信的全部特征：不可质疑，不许挑战。
大众常识，是时代性迷信的总和。小众常识，是时代性知识的总和。先知常识，是时代性反叛的总和。由于知识小众的知识比大众领先一个时代，先知的知识又比知识小众领先一个时代，因此大众信奉的常识，往往被知识小众视为迷信，认为应该破除迷信，用现代理念予以替代。但知识小众信奉的现代理念，往往又被先知视为现代迷信，认为应该破除迷信，以更新锐的思想予以取代。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知识与迷信的混杂，其知识可能是最新锐的，其迷信却可能是最古老的。既可以说教育是传授知识，也可以说教育是灌输迷信——两者几乎是一回事。教育在破除古老迷信的同时，也在灌输现代迷信。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科说：“知识就是权力。”其实常识比知识更有力量，更有权力；迷信比常识又更有力量，更有权力。因此知识的力量就是迷信的力量，知识的权力就是迷信的权力。知识与迷信的搏斗，一开始常常是迷信获胜，然而知识最终会战胜迷信，于是知识又成了新常识、新迷信，从而成为更新锐知识的对手。
知识一旦成为常识，就所向披靡，任何对常识的质疑和挑战都要冒巨大风险。常识一旦成为迷信，就战无不胜，尽管它依然叫“常识”，但已成了不可质疑、不许挑战的绝对权威。只要是“常识”，那么你若是不知道，就应该羞愧，若是不同意，就千夫所指。当常识作为知识破除了旧迷信之时，常识是知识的结晶，社会进步的动力；当常识本身变成了新迷信之时，常识就是迷信的渊薮，社会进步的阻力。
随着时代进步，古老迷信会被部分扬弃，但不可能全部扬弃，有些迷信是永恒的，然而知识却不可能永恒。无数的迷信自古至今被大众信奉，而无数新知又不断加固着迷信的城墙。没有知识，人类就不会进步，但没有迷信，人类就不会进步得如此缓慢。人类固然凭借知识获得了极大的物质进步，然而又由于固守常识和迷信而精神停滞。一方面是物质的迅速进步，另一方面却是精神的亘古如斯。因为物质和财富可以积累并直接传代，但精神和知识可以积累却无法直接传代，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必须重新学习。直接接受物质遗产是轻松愉快的，因此没有人会拒绝成为物质遗产的继承人；然而间接接受精神遗产却是艰难困苦的，因此许多人拒绝成为精神遗产的继承人。
五、物质与精神的反向运动
“时代精神”的三阶段递减，与物质生产的三阶段递增相应：先知主导的前传媒时代，是物质极端贫困的远古时代。精英主导的小众传媒时代，是物质相对丰富的中古时代。大众主导的大众传媒时代，是物质更为丰富的近现代。
在物质极端贫困的远古时代，全部物质在全民中平均分配的结果是贫困，所以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必须用精神分出高下等第。只有极少数上等人能够得到多于全民平均分配的份额，摆脱物质贫困；极大多数人只能得到少于全民平均分配的份额，陷入物质赤贫。因而摆脱物质赤贫成了学习的最大动力。在学习过程中，极少数人中的极少数，不再以摆脱物质赤贫为目标，他们转向精神制高点，成了先知。
在物质相对丰富的中古时代，全部物质在全民中平均分配的结果依然是贫困，平均分配依然不可能，还是必须用精神分出高下等第。但能够得到多于全民平均分配之份额、摆脱物质贫困的不再是极少数人，而是数量略有增加的小众即精英。不能跻身小众即精英阶层者，只能得到少于全民平均分配的份额，陷入物质赤贫。由于跻身数量略有增加的小众即精英阶层，比跻身极少数先知容易得多，因而尽管摆脱物质赤贫依然是学习的最大动力，但无须达到先知时代的精神制高点，只要成为小众和精英就行。精英们在精神上小富即安，精神进取心下降，惰性适时而至。
进入物质更为丰富的近代以来，全部物质在全民中平均分配的结果不再是贫困，因而平均分配已经在二十世纪有过大规模社会实践，但事实证明效果不佳、效率低下，不利于生产力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平均主义幻想已被抛弃，但公平原则因大众力量不断增强而日益得到体现，因此在不平均的物质分配中哪怕仅得到较低的份额，也未必陷入赤贫。对二十一世纪以后的民众而言，学习不再是摆脱物质赤贫的最大动力。即使连小众、精英的相对精神高度也达不到，受惠于生产力之高度发展和分配之相对公平的人们照样可以摆脱物质赤贫。于是不爱学习的精神懒汉大面积出现，甚至以无知为荣，人类的精神进取心普遍下降，惰性大获全胜。
进入现代以来，先知受到蔑视，精英受到嘲笑，绝大多数人全面放弃了精神追求。不要说占据精神制高点的真先知，即便是仅及精神中流的真精英，也被大众视为对其精神贫乏的羞辱。大众不会振奋精神，不会改变怠惰，只会把真先知乃至真精英视为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大众之敌。只有谄媚大众的伪先知、伪精英，才会成为大众之友、大众情人，甚至大众偶像。
物质贫困年代盛产身体奴隶，物质丰富年代盛产精神奴隶。在身体奴隶制日益受到谴责的同时，精神奴隶制却日益强化。迷信伪先知，崇拜伪精英，是大众传媒时代的普遍现象，没有精神的影星、歌星、富人、名人、罪犯、媚俗者、无耻者、跳梁小丑、哗众取宠者、作奸犯科者，都成了大众偶像。然而大众偶像不再具有先知时代、精英时代的偶像所具有的精神高度，因而大众对其毫无敬意。大众传媒时代的大众偶像实为大众玩偶，因此大众对“偶像”的态度不过是对“玩偶”的态度：窥其隐私，玩于股掌；喜新厌旧，始乱终弃。
反叛原本只有在精神制高点才有可能，然而大众传媒时代的反叛却从精神最低点发起。真正的精神反叛，是把精神向更高的制高点推进：谁的精神制高点更高，谁就获得更高的精神荣誉。大众传媒时代的反叛却是毫无精神的权力反叛：谁的精神制高点更低，谁就获得更多的大众拥戴，谁就获得更大的世俗利益。
代表精神制高点的上帝死了，所以先知疯了，精英病了，精神死了，大众赢了——从未赢得如此全面，从未赢得如此彻底。在大众的凯歌声中，精神正在迈向没落。在知识空前发达的盛世表象下，蒙昧主义正在卷土重来。
漫议文人的尴尬
？ 周泽雄
既然打算用老掉牙的舞文弄墨方式赚取一份口粮，想想自己与传统文人有哪些区别，有时就是一种潜意识行为。系心既久，潜意识也可能爬上堤岸，谋求“明意识”的接引。“明意识”接引的结果是，我把那些私人感喟，悉数打回意识的冷宫，转而谈论起文人的当代尴尬来了。心底原有千头万绪，化为文章，难免游谈漫议；硬性裁为三截，依次条陈，亦不过强自约束而已。
一、前辈与传统
世上大概没有第二种行业，像文学这样有无穷无尽的前辈、数不胜数的传统。
各行各业大都有祖师爷，制笔者推崇蒙恬，木匠供奉鲁班，妓女给管仲叩头，乞丐为伍子胥上香。文人供奉谁呢？文人谁也不供奉，原因是忙不过来。文人倘要一一供奉前贤往圣，文庙里就会挤成一座真正的万神殿。我们知道，文庙里的孔子不是文人，而是“大圣先师”，论职业更接近教师爷。所以，前人又特地弄了个高度集成的文昌君，聊示象征。至于这位文昌君到底握有一枝怎样的如椽巨笔，写过怎样的伟大经典，文人就集体“顾左右而言他”了。这事追究不得，若追究下去，会发现文昌君的原型，只是古时四川的一名孝子，与文人并不沾边。反正，虽然我靠文字谋生，见到文昌君，倒是从未萌生过屈膝之念。见到李白我都不下跪，哪有向一个冒牌货捣蒜如仪的道理。
别种行业的祖师爷，往往只是一个抽象牌位，该行业的后代从业者一般不会当真向他讨教什么行业真经。文学世界虽没有万众钦仰的祖师爷，但由芸芸前辈、浩瀚经典构成的海量库藏，却具有“永恒的魅力”，虽历经千年，依旧像一道刚刚刷上的油漆，闪烁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光芒。他们无法泥塑木雕化，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还沾着晨露。人们不会要求荷马或《诗经》的作者“读书破万卷”——话说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啥子书可读——但对后代文人来说，尽可能多地阅读前辈经典，熟悉文学传统，作为一种要求永远不会过时。
我以为，当代中国文人（也许还包括当代印度文人）虽然不见得比别国文人更有出息，但需要阅读并了解的文学经典，种类上比欧美文人恐怕还要多。一名西方文人，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没听说过杜甫或曹雪芹是正常的事，他一般不会萌生“孤陋寡闻”的愧疚，也不会觉得自己的知识结构出现了大窟窿；而一名当代中国文人，别说莎士比亚，即使没听说过柯南·道尔，脸面上都会挂不住。这便见出西方文化中心的霸道之处了：对一名西方文人来说，他只要熟悉自己那一块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源头的文学传统，就不妨做出“弄潮儿在潮头立”的造型来了，而一名用汉语写作的中国文人，了解西方文学传统几乎与了解本国文学传统同样重要，否则，自身文学的身子骨就有缺胳膊断腿的危险。我曾认为钱钟书是一件文化孤品，理由在于，虽然论记忆力、见识及掌握的语言等单项指标，世界范围内肯定不缺比钱钟书更出色的，比钱钟书懂更多语言的人更是大有人在，但像钱钟书那样对东西方文学传统同时具有丰富知识和精湛见识的“打通”型人物，不太可能在西方出现。西方世界出于情有可原的文化傲慢，不容易出现对东西方文化平均用力的学者，除个别文化人类学家之外，西方作家会在内心拒绝将东方视为一种可与自身文明分庭抗礼的文化对应物，就像中国文人会在内心深处拒绝将泰国文学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