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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莱多大学时，耐夫和一位名叫莉莉·图兰的特莱多当地姑娘结婚并一直相守至今。那时特莱多大学金融系的系主任是西尼·罗宾斯，罗宾斯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投资研究学者，那时正忙于重新修订格雷厄姆和多德合著的著名的《证券分析》一书。这样耐夫一开始就接触到了价值投资理论，这一理论相对于增长理论或定性分析其方法更明确，因此也更易于教学。后来耐夫在西部一家储备银行的夜大学里取得货币银行学硕士学位。
1954 年圣诞假期，耐夫免费搭乘别人的车到了纽约，看看能否找到一份证券经纪人的工作。巴奇公司认为耐夫的嗓音不具权威性，因此只愿意让他作一名证券分析员。由于莉莉一点也不喜欢纽约，耐夫就去了克利夫兰的国民城市银行当了八年半的证券分析员。
接着耐夫成了这家银行信托投资部的主管。作为格雷厄姆和多德的信徒，耐夫坚信最好的投资对象是那些不为人了解的证券，这样他就和那些就是赚不到钱也宁愿迎合银行顾客的心理去炒作热门证券的信托投资委员会成员们闹起了意见分歧。亚特·博那斯是耐夫的良师益友，博那斯是一位彻底虔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信徒，他坚信投资成功的关键是比他人研究得更深入，并不断检测你的数据，当你一旦作决定时，要坚守你的决定，耐心最重要。博那斯的这种投资风格也成了耐夫自己的风格，使他受益无穷。
1963 年耐夫离开克利夫兰来到费城，进入惠灵顿财务管理公司（公司的名字所以用惠灵顿，是因为公司的建立者觉得这位钢铁公爵的名字听起来显得稳健有力）。一年后的1964 年，耐夫便担任了6 年前成立的惠灵顿公司温莎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
在温莎基金，耐夫手下有4 名员工，顶头上司则是至今已共事了20 多年的朱克·弗里曼。耐夫还进入了位于波士顿的母公司的18 人的分析参谋机构。耐夫从不谈他的津贴收入，但他承认七位数的薪水可以让他生活得十分富裕。他受雇收入中的一部分是激励奖金。当温莎基金运作良好时，耐夫和手下能得到较多的收入。他的私人生活同样遵守他炒作证券的原则。耐夫的房子除了一个每逢周六在那里打一次运动量较大的网球的庭院外，没有什么不必要的装饰。他喜欢描述他买的装备或衣服是如何如何的便宜，他的鞋是在卢的鞋店里买的，他的短上衣是在赛姆的折价商店里买的。当他的女儿买了一辆轿车时，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一买卖后，又把车退回去要求降价500 美元。在办公室里，耐夫坐在摇椅上，常常用一句简单的“好——就这么办！” 来结束电话交谈。耐夫说他喜欢阅读历史书，尤其是有关欧洲历史的，也喜欢旅游。
耐夫有着一张宽大、诚恳、幽默的脸孔，肥大的下巴，富于表情的向上撇的嘴巴，前额高耸，一头银发，小鼻子上架着一副金属架眼镜。说话时带有粗哑的中西部的口音。耐夫喜欢在白衬衣的口袋里插一枝钢笔，常穿以多色菱形图案针织的袜子。
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有时还真带来了投资的机遇呢！有一次，他正在分析一家叫作伯灵顿制衣货栈公司的状况，趁实地调查的机会，他派妻子和女儿去这家公司一家连锁折扣商店去抽样检查。结果回来时她们带回了货栈公司的三件大衣，耐夫还接受了她们购买货栈公司的热情推荐，认购了该公司的50 万股。
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当福特汽车公司推出金牛型汽车时，耐夫对汽车和福特公司变得十分热心。耐夫在分析福特的投资利息时强调指出，福特几乎没有债务而且还有90 亿美元的现金。他认为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管理阶层的差别就象白天与晚上。通用汽车公司傲慢得很，而福特公司让人感到轻松得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福特的经理们知道如何降低成本、如何避免浮华的幻想。在福特，公司总经理和生产线上的工人一起吃饭。所以他知道工人们想些什么。一个福特生产线上的工人每年能得到数千美元的红利而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则几乎没有。由于汽车制造厂商众所周知的决策失误，汽车工业股价大跌，1984 年初福特股跌至每股12 美元，市盈率只有2。5！此时耐夫大量吃进，在一年之中，耐夫以平均每股14 美元购进1230 万股福特股。3 年以后，福特股价升到每股50 美元，这一下就给温莎基金带来了近5 亿美元的利润。
耐夫说，证券分析员讨论汽车工业时总是以估计下一年的轿车销售量开始。每隔几个月，他们又根据当时的想法改变他们的预测。但他们从不谈卡车的情况。而实际上无论是福特还是克莱斯勒从卡车赚取的利润都多于轿车。耐夫认为2/3 的福特卡车都售给了个人而非企业。年轻人，尤其是西南部的年轻人，不买家庭旅行车而宁愿买小吨位货车或微型货车，这成了日益流行的时尚。美国汽车制造厂商占有国内卡车市场的85％，而日本厂商由于其国内卡车市场有限，没有发展出口卡车生产线，对美国卡车市场的竞争压力远不及轿车。此外美国还征收25％的卡车进口税。
1980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请耐夫经营其捐赠基金。该基金的经营业绩在此前的10 年中名列94 家大学捐赠基金的末尾。耐夫以他一惯的战略来重组宾大捐赠基金，倾向那些前景不明、业绩平平、不为人注目而便宜的证券。
基金的一些信托人反对这一做法，要求耐夫买那些热门证券，而这一偏好恰好是他们以前经营失利的原因。耐夫顶住了压力，以后的10 年，宾大捐赠基金名列同类业绩最优的5％的基金行列。
我们前面已谈到了哈佛管理部门经营哈佛大学校产的复杂的方法。耐夫说：“我经营宾夕法尼亚大学捐赠基金的办法与我以往的办法毫无区别，就是力求简单。”耐夫提到当瓦尔特·凯波特接手主管哈佛捐赠基金时，他曾对凯波特开玩笑说：“你怎么不把哈佛基金并入温莎基金呢？”耐夫还有点不太友好地提到，在1980 年11 月，他在《纽约时报》看到哈佛管理部门自豪地宣布，它已将32％的股票投资于能源股上，股价正处在顶峰，此时正当石油输出国组织导致的石油大跌价前夕。耐夫自己在大跌价之后的1986 年， 当投资者对石油业前景普遍悲观时，将基金的25％投入了石油股。他将他自己基金的5％（这是投资于一种证券的上限）投资于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另外的5％投资于壳牌石油公司，这两家公司实际上是同一家企业，不过他的律师们认为从法律上讲它们是有独立企业资格的，拥有各自不同的财产。
与其他投资巨头一样，耐夫具有两大特点：过去是穷小子，而今是工作狂。他的继父经济状况一直都不好，所以整个家庭不得不苦苦挣扎奋斗。耐夫说他很早就下过决心，当时机来临时将精明地赚大钱。耐夫每周工作六七十小时，其中包括每周周末在办公室干15 个小时，他全神贯注于工作，从不间断，令他的手下们苦不堪言。当他觉得某项工作没做好时，他对手下非常苛刻。不过在另一方面，耐夫在工作时常让手下们和他一起参与决策，而这正是他们最乐意的。
技巧耐夫对自己的经营业绩抱着相当现实的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一些温莎基金的年度报告中，尤其有好消息时，会发表有关交易的报告卡（参见附录六），这些报告通常是非常坦诚和有趣的。他希望他的同行们也用他的原则去估量他们的业绩。当然在回顾所做成绩时，并非有许多人幸运地有像耐夫那样的业绩。
当证券市场增势强劲时，耐夫的业绩一般总是升得慢一些，不过当市场下滑时，他又总是下降得慢一些。联系到他的保守技术，这并不让人惊奇。
耐夫指出，在操作大额证券投资时熟练地运作很重要：一个好的经理总是眼明手快，尤其是面临不利信息必须及时脱手。在银行中，当出现对某一投资证券不利的消息时，负责任的经理决不会比信托投资委员会还早地退缩回去并指责是他们搞错了（如果这时你割肉抛出，你恐怕难逃受益人的责难）。耐夫没有这样的投资监督员要他周旋，而且因为他几乎从不炒热门股， 他脑中吃进抛出的意念变化不太可能与股市大潮吻合，所以他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出股市。
耐夫将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产业群身上。例如，在1988 年年度报告中，汽车类占整个投资组合的22。2％，银行类占16％，保险类占13。8％， 而此时正值保险业前景黯淡之时。加上储贷机构，耐夫总资本的20。8％是借贷资本；加上保险类，金融类资产占了全部的37％。1987 年航空公司股票占全部资产的7。2％，这时又正值该产业不利时期。
换一种说法，当耐夫没有什么投资打算时，他就把大赌注下在上述几大产业上。实际上1988 年年度报告中，耐夫持股最多的10 家公司的总投资， 就占59 亿美元总资产的一半以上。在花旗银行投入了3。3 亿美元，那时许多投资者因担心花旗破产而避之惟恐不及；在福特公司投入了5 亿多美元；在三家保险公司投入了大约7。5 亿美元。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对于耐夫投资如此集中的一个解释是他绝非在从事盲目的赌博，因为他买的都是些便宜货，即使坏事了，也跌不到哪里去。
猎取便宜货耐夫被公认是位高超的证券分析家。最近一些年，尽管耐夫不再像以往那样总是亲自上门实地考察有关公司，但还是通过与远方有关公司通话来了解具体情况。耐夫有一支分析员队伍为他工作，不过当一只新股票上市时， 他很可能会立即负责开始调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大家一起来解决了它”！到完成时，手下的分析员也总是收集到了需要的全部信息。经历了大约35 年的职业生涯，耐夫已经买了或研究了那些他认为任何时候都可购进的公司中的很大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所面临的问题通常是更新自己的知识， 而不是从零开始。
耐夫总是在寻找证券市场中不被人们了解的门类。他把自己的调查研究限定于那些市盈率低而其收益通常又是出奇高的证券。事实上，耐夫经营的温莎基金多年来的平均市盈率比市场平均低约1/3，而同时其收益又平均高出2％以上。
耐夫将自己描写成一位“专打市盈率股票的枪手。”然而，不像本杰明·格雷厄姆，耐夫关注的是上市公司的内在本质。他要的是处于低价位的好公司。
他信守的标准有：
1。良好的资产负债表。
2。令人满意的现金流量。
3。股东权益报酬率要高出平均值。
4。出色的经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