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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制后就将某些工人的工资从每月800元降到每月400元（这也就是当地同样技术水平的农民工的工资）。不接受这样的工资降低是不行的，因为不接受降低了的工资就会被解雇。“改制”企业的私营老板们最爱说的一句口头语是：“3条腿的哈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
由于解雇员工和降低职工工资，私营化了的“改制”企业利润当然大大增加。在“产权改革”以前，企业职工的工资高于农民工，使企业的工资成本高于同样的私营企业，从而降低了正常情况下的帐面利润。而在“理顺劳动关系”之后，企业员工的劳动报酬降低到了农民工的水平，工资成本因而降低，帐面利润就可以相应地上升到正常的帐面利润水平。
仅从帐面的经济效益看，这样“理顺劳动关系”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可谓成效巨大，企业的帐面利润因而上升。但是，可惜的是，增加的利润中至少有极大部分来自企业员工劳动报酬的降低，而这些增加的利润并没有变为国有财产的增值（国有财产在这种企业“改制”中反而大大减少），却变为购买该企业所有权的私人高得惊人的年回报的一部分！利益分配格局的这种大变化在使少数人（新的私营企业主）状况大大变好的同时，却使多得多的人状况变坏。这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只能说是少数人对国有企业职工的掠夺。而这种掠夺就是通过“理顺劳动关系”实现的。
上述的经济分析说明，这种“以小买大”的“产权交易”使少数人靠掠夺人民财富而暴富。它同时引导我们认识了合理地出售公有企业的政策：如果所有者（如政府）对其独资的公有企业只负有限责任，它们在出售这种企业之前就必须征得相应企业债权人的同意，在他们的同意和许可之下确定企业出售之后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对于那些帐面负债和“隐性负债”已经高于真正的公有净资产的企业，必须特别强调和绝对遵守这一原则；即使对那些负债尚小于真正公有净资产的企业，也应当基本上遵循“出售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的原则。只有对那些各种负债相对于真正公有净资产小得微不足道的企业，才可以不考虑债权人的意见而出售其所有权。
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主要有两类债权人：银行和本企业的职工。银行是企业帐面债务的主要债权人，而从金额上说企业欠银行的帐面债务一般高于其对员工的“隐性负债”。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是企业的第一债权人，员工只是企业的第二债权人。但是，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在许多情况下出售国有企业所有权时必须把企业员工作为企业的第一债权人，并且根据债权人的主张来确定出售方案、出售后企业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出售程序下，有了决定性权利的企业员工多半会选择对企业的集体控股，只有在购买者愿意向全体员工付出极高补偿的情况下才会答应少数人掌握企业的控股权。原国有企业员工对企业集体控股会保证他们分享企业的利润，从而使其相对收入在企业出售后不会有大的下降。这至少可以减轻出售国有企业所造成的社会震荡。
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欠其职工的隐性债务就成了防止其它人、包括企业的经营者收购企业控股权的有力手段，这有助于避免国有企业出售后出现危及社会稳定的贫富急剧分化。而在“理顺劳动关系”式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企业欠员工的“隐性债务”却成了减少企业所有权购买者付款义务的借口！企业对员工的“隐性负债”，一个国有企业员工保卫自己权益不受企业所有权购买者侵犯的最有力武器，就这样变成了包括企业原经营者在内的企业所有权购买者掠夺人民的借口，成了他们暴富的工具！
这样奇怪的颠倒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前边的分析表明，这是由于“理顺劳动关系”式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根本无视了员工们作为“隐性债权人”的权益，仅仅按收到的真正国有净资产价款就出售了整个企业的全部所有权，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股权！
没有任何形式规范性的暴富途径
前边的论述，其基础是对《“理顺劳动关系”是掠夺之源》一文的摘要转述。正如这个转述的一开头所说的，这些分析的假定前提是企业的帐面资产真正等于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实际的资产，在这个前提下说明按帐面上的净资产出售整个公有企业的产权也会造成对他人财产的掠夺，使少数人暴富。
更严重的实际问题在于，帐面的资产本身并不就是一个企业实际资产的正确度量，企业资产的实际度量只能是其全部未来利润的资本化。而这样的正确度量在实际当中很难作到，更难有一致公认的衡量方式。缺乏一致公认的实际衡量，成了腐败的政府官员、为虎作伥的“经济界人士”和贪婪的购买者的最好借口，使得他们可以最大幅度地压低企业所有权的出售价格，通过这样“出售”公有企业的所有权来使其购买者暴富。
在最近这些年的公有企业“改制”中，企业帐面资产额可能与其实际资产额不相等，成了少数人不按企业帐面的公有净资产“购买”企业所有权的最主要根据，他们据此而以一切可能的手法将公有企业的出售价格压得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企业帐面资产额可能低于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实际的资产，这也使得按帐面净资产购买公有企业净资产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是以过低的价格收购，从而还是一条暴富的捷径。
在这些情况下，公有企业“改制”使少数人暴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超出任何规范的作法而实现的。
这类作法的第一种就是官商勾结，私相授受，拒不对国有企业产权实行真正的拍卖。
当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证明，让尽可能多的买者相互竞价，卖主才可能得到尽可能大的出售收益，才会尽可能缩小买者由购买所获得的赢余。在公有企业的出售上尤其是如此。正如一般人都公认的，如果由政府官员代行出售公有财产，他们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赢取公有资产的最大收益，反而有足够的动力为个人获得蝇头小利而让公有资产遭受重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私有化的公有企业所有权实行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而任由少数官员与购买企业所有权的人私下商谈，那就无论是将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家”还是原企业领导人，都会是实际上的低价出售甚至是白送。
突破正当的规范而进行企业“改制”的第二种作法是，允许原公有企业的领导购买其企业或该企业的控股权。这是使原国有或集体企业的领导这极少数人“一夜暴富”的最主要途径。
现在，无论是权贵私有化的赞成者还是其反对者都承认，企业的经营者比其它人更清楚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而正因为如此，如果允许原经营者买断公有企业的所有权，那就不管允许原经营者收购的是好企业还是坏企业，原经营者都可以利用其信息上的优势上下其手，迫使其他人包括国有企业的原主管部门降低对该企业的要价和竞价，最后以过低甚至是白送的“价格”“买”入本企业的所有权。
我的师弟杨春学告诉我，在可以将亏损企业卖给其原经营者的背景下，某国有企业的领导使一个原来业绩不错的国有企业连续两年亏损，然后就要求由自己买下这个企业，为“买入”而支付的“价格”当然就低而又低。在这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中，网民们也揭露了不少类似的现象。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一个规律：如果允许公有企业经营者购买本企业的所有权，他们的理性行为就是有意使该企业亏损，然后再以远远低于该企业实际价值的“价格”“买入”该企业，因为金融市场的一般规则就是亏损企业本来就该以零价格出售。而实际上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很清楚他买下的企业一定可以赢利，他由这种“自己先作亏再白拿”中可以稳获暴利。
突破正当的规范而对企业进行“改制”的第三种作法是，只将国有企业初建时政府的原始投入算作“国有财产”，而将此后多年中国有企业本身的积累算作“企业集体所有”（即企业职工集体所有），再对这些“企业集体所有的财产”实行“分股量化到职工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让“经营者持大股”。这种作法至少在长沙和大连都实行过。
这种作法之所以突破了正当的规范，是因为在当代的世界各国中，企业本身的积累都被视为原企业所有者的财产，如股份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应被视为公司股东们的财产。如果一个企业不归其员工集体所有，将该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积累算作企业职工集体所有的行为一定会被视为侵吞企业所有者的财产。按这个一般的规则推断，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积累只能被视为国有财产，这不应当有任何疑问。
由于我国目前的特殊情况，在明晰国有企业产权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将一部分国有财产划归企业职工集体所有，以对职工们过去的低工资等过低的待遇给予补偿。但是正因为如此，就应当将这部分划归企业职工集体所有的国有财产在原国有企业职工中作较为平等的分配。在这部分国有财产的分配上实行“经营者持大股”，暴露出将一部分国有财产“界定”给企业职工不过是个幌子，其真实的目的是再通过“经营者持大股”而将大批国有财产赠送给原国有企业的领导。这就成了直接使原国有企业经营者快速致富的一个重要因素。
突破正当的规范而对企业进行“改制”的第四种作法是，对企业原来的经营者购买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规定了种种优惠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经营者交现金购买就可以在买价上优惠”，其优惠程度可以达到所购买企业定价的30％。这一类的优惠政策还有其它一些。这些优惠政策合在一起，使公有企业的原经营者往往只用相当于所购买企业定价的一半就可以买下本企业的所有权。这样的优惠政策当然使原公有企业的领导们暴富，因为这些政策使他们在“购买”公有企业时每少支付一元钱，他们的私人财富就多了1元钱。
例如，按财政部附属的一个研究所的周放生所举的一个典型例子，一家国有企业评估总资产为3亿元，帐面负债率80％，帐面净资产为6千万元，再扣除国有企业对其员工的“隐性债务”4千万元，所余2千万元才是该企业真正的国有净资产，这2千万元也是购买该国有企业的“定价”。可是上边所说的那些“优惠政策”，使该国有企业的原领导者在支付现金购买该企业时，通常只需付款1千万元就可以得到该企业的全部所有权！
这样的优惠政策，不仅直接使该国有企业的原经营者增加了1千万元财产，而且为他（她）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暴富机会：本人在《“理顺劳动关系”是掠夺之源》一文中估算过，周放生所举例子中的国有企业购买者，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为6％、利息率为5％时，正常条件�